鄂南系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之研究
李 城 外
[摘 要]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究竟在哪里？党史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27年“八七会议”后，鄂南秋收暴动中在咸宁地区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然而，长期以来，因鄂南秋收暴动的历史被淡化、被忽略，甚至在正史中被省略，鄂南系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的历史随之烟消云散。本文通过客观详实的考证，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关键词]八七会议；鄂南秋收暴动；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2017年8月至9月，距鄂南秋收暴动整整90周年了。多年以来，有两个巨大的问号一直萦绕于笔者脑际，这便是鄂南秋收暴动为何在中共党史中的份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估？因此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即：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究竟应花落谁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以期引起党史界高度关注。
一、中共党史正史有关叙述之不足
众所周知，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主要贡献是，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如提出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从而使全党在白色恐怖面前没有惊慌、消沉和退却，明确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165号，这里是全党的中枢，也是发布全国秋收暴动号令的策源地，而8月中下旬发生的鄂南农民武装起义，则打响了全国秋暴的第一枪，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然而，多年来，我国出版的党史书籍中有关秋收起义的叙述大都以湘赣暴动为主，甚至只提了湘赣秋暴而不提鄂南秋暴和建立红色政权，这是很不妥当的，何以见得？其一，从区域上看，秋收暴动不仅包括鄂湘赣粤四省，还远及苏、浙、豫、陕、冀等多个省份；其二，从规模上看，海陆丰暴动和鄂南暴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亚于湘赣暴动；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从时间上看，鄂南秋暴和建立红色政权早于湘赣暴动和海陆丰暴动，而且坚持时间之长在鄂湘赣粤四省中，也首屈一指。
我们且看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1]，第三章“掀起革命风暴”中第一节“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篇幅不小，却并未提及鄂南秋收暴动，只是浓墨重彩地提到“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自然忽略了在鄂南秋暴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再看《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9.9）[2],更是对鄂南秋暴和建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只字未提，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也是令发动鄂南秋暴的先驱者九泉之下难以瞑目的。
实际上，“八七会议”后，鄂南秋收暴动震惊全国，湖北湖南的秋收暴动（俗称“两湖暴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靠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至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3]由此可见，在鄂南秋暴诞生的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是既不应该也毫无理由在党的历史上被省略的。
墙内开花墙外香。倒是权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处提及鄂南起义。其一，第四章“1927年至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1927年的起义”云：“‘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右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4]其二，第十一章“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中“秋收起义”云，“政治局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省发动广泛的秋收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域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部分，……在湖北省南部，9月8日晚，起义过早开始了，起义者抢了一列火车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因为这是一场革命运动，特别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了革命政府，不久就转移到一个市镇——新店，……经过不到十10天的到处骚乱和杀戮，鄂南的起义最终失败。”[5]江海壮阔，总归有源；树高千尺，总归有根。时隔90年，现在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二、鄂南县级红色政权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们说，鄂南系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诞生地，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大量史实基础上的。探究它所形成的历史背景，自然离不开鄂南秋收暴动。
早在1927年6月13日，《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称“现在各方报告，在湘、鄂、赣三省中，土豪劣绅进攻农民，非常猛烈……嘉鱼杀死农民三十余人，咸宁、武昌均杀死五十余人……湖北全省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6]；《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1927.7.20）又云：“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办法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7]；《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1927.7.24）亦称：“要积极领导两湖工人……能使他们成为反抗反动政府的一支有力军队。”[8]同时，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应付的方针，就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他接着说，“现在鄂西鄂北是在反动军阀蹂躏之下，鄂东鄂南土匪如毛，罗田、黄安、麻城、崇阳、通山、蕲水等处不是遭了屠杀的，就是马上要受屠杀的。”[9]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3日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其中每省工作的部署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而湖北暴动名列榜首。仅仅两天后，为贯彻落实中央《大纲》精神，中共湖北省委特制定《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将蒲圻、咸宁、通城、崇阳、通山、嘉鱼、武昌七县划为在暴动的区域之内，并以蒲圻、咸宁为中心建立中共鄂南区特别委员会。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两湖暴动计划，由于“鄂南工作为湖北各区之冠”，遂决定“许多暴动区域应自鄂南开始”。
有史为证，湖北省和咸宁市党史界的专家学者均以“鄂南秋暴”发生在本土为骄傲，在正史中秉笔直书。《中国共产党咸宁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五章辟专章“以鄂南为中心的鄂东南秋收暴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第八章第三节专门叙述“以鄂南为中心的全省秋收起义”；而《中国共产党在湖北90年》（1921-2011）第三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更是不吝笔墨，客观地叙述评价道：“湖北是全国发动工农武装较早，规模较大，成绩较丰硕的省份之一”，其中例举了第一阶段“发动鄂南为中心的全省秋收起义”，“8月下旬，鄂南崇阳、通城、通山等条件成熟的县率先发动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拉开了鄂南秋收起义的序幕。”[10]可以说，如果党史不提鄂南秋收暴动，全国的秋暴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鄂南建立县级红色政权的经过
我们从已正式出版的省、市、县三级中国共产党的地方正史中，便可清楚地梳理出鄂南建立县级红色政权的脉络。鄂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例如，在通山诞生了鄂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镇南中学支部委员会，在蒲圻诞生了中共鄂南特委，等等。因此，从鄂南的大山深处奏响一部共产党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威武雄壮的“三部曲”，势在必然。
（一）崇阳农民自卫军首举武装暴动义旗
1927年初，名为崇阳县团防局局长，实为中共崇阳特支军事部长的叶重开率部深入区乡，支持农会开展工作，镇压土豪、劣绅，5月，叶重开又组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自任队长。“七一五”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权公开叛变革命，董必武密令崇阳农军于7月31日到咸宁柏墩待命，并留下指示：“有力量可去广东，无力量暂过山林生活。”……，自8月起，省委派遣符向一、吴德峰、罗亦农等人组建鄂南农民军，成立鄂南特委，吴德峰任书记。他们根据省委安排，在群众基础好的县策划夺取县城，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4日凌晨，因叶重开所部与当地恶霸魏石峰民团在城隍庙不期而遇，引发激战，提前打响了鄂南暴动的第一枪。最终农民自卫军获胜，收缴了区乡民团的枪支40多支，队伍扩大到130人，并乘胜占领了县城。然而，反动势力不甘失败，企图反扑。几天以后，省农协特派罗荣桓等来到崇阳农军驻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经过形势分析，决定将“崇阳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崇阳农民革命军”，并推举罗荣桓为党代表，同时制定了下一步暴动行动方案。10日，中共崇阳县委宣传部长沈衡荪等人召开紧急会议，集中崇阳农民武装和区乡农协骨干筹划暴动。12日，在县城福音堂成立暴动委员会。14日，叶重开率领崇阳数百名农军，与农协紧密配合，在洪下成功袭击地主武装，缴获粮船一艘，大米40余包，步枪5支，歼敌10余人。但由于洪下暴动的农军很快受到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部的围剿，为摆脱敌人，18日，罗荣桓、叶重开率部离开崇阳，转移到通城西门罗家铺，与通城农军会合，商议通过暴动夺取通城县城，而留在崇阳的县委成员则将西山、三山源等的农军骨干集中整训，组建西山赤卫大队，由熊道祥、熊和清指挥，伺机参加鄂南秋收总暴动。
（二）通城县劳农政府在“八二○”暴动中应运而生
罗荣桓一行到达通城后，马上与中共党员、通城县长王武扬取得联系，召开秘密会议，并成立了暴动委员会，部署暴动计划，达成了里应外合、智取县城的共识。8月20日上午，由叶重开带领的10余名“团丁”押着由农民自卫军装扮的“共匪”，骗取驻守县城的五区团防局守门团丁的信任，冲进城内，与守候在城外的罗荣桓指挥下的农军配合，然后直捣县衙，缴获民团枪支1000余支，子弹几十担。当天下午召开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罗荣桓、王武扬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总指挥，下设通城、崇阳两个大队，肖力和叶重开分别担任大队长。会后，立即处决了反动民团团长刘秀波。8月21日，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的指示，组织召开全县各区农协代表会，宣布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朱春山任主席。此举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13军及反动民团组织力量向通城反扑。为了保存实力，9月4日，罗荣桓、王武扬率通、崇农军及劳农政府500余人，携带武器向江西修水县转移，途经通城麦市宿营时，受到追兵夹击，部队被打散，突围所剩100余人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起义部队。
通城“八二○”秋暴的主要领导者罗荣桓后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而他的军事生涯的起点就在崇阳和通城。1963年12月19日，朱德元帅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云：“起义鄂南即治军，忠诚革命贯平生。身经百战摧强敌，留得丰功万古存。”此乃后话。
（三）风生水响的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
1927年8月下旬，中共通山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将通山农民自卫军改编为通山农民革命军，李良材任党代表，夏桂林、叶金波分别担任正副指挥，三人抓住通山驻军陈维汉部调走的大好时机，令全县各地农军提前暴动，占领四乡集镇，准备夺取县城。28日至29日，各区乡捷报频传，30日东南、西、北三面合围县城，大局已定，县委书记李良材以同乡名义给守城的何雄飞县长写信，劝降成功。警备队被缴械，县长及僚属被拘押。下午，各地农民召开会议，分片酝酿，推选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
31日，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正式成立，县委书记李良材发表重要讲话，夏桂林、叶金波分别当选正副委员长，下设军事部、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等。通山县工农政府成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办了十件实事：1.严守四境，防止反动派对新生革命政权的破坏，维护境内社会秩序，使通山城为鄂南全面暴动的战略后方；2.建立区乡政府，摧毁反动统治。从农民革命军中抽调骨干分赴全县各区乡（镇），惩处土豪山霸，恢复农协组织，由农协行使区乡政府权力；3.申张正义，严惩邪恶。各区乡严惩了大革命失败后与人民为敌的土豪劣绅、“治安党”反动头目与坏分子100余人。4.劫富济贫，筹集军需。县令豪绅巨富交粮交租，除解决贫困群众生活困难外，还积谷，筹金，以备战斗之需；5.组织民众，抗租抗债。组织民众清算土豪劣绅财产，取消高利贷，烧毁豪绅地主的账簿、账本、借据与契约；6.没收土地，还田于民。各区乡将没收的大土豪劣绅与一部分由土豪劣绅控制的公会的土地，分给无田或缺少田地的农民耕种；7.扩军备战，集中培训。短短两个月时间，组织动员千余名青壮年参加农民革命军，并进行整编、训练。8.广泛宣传，恢复群团。县工农政府组织文化干部深入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并帮助区乡恢复共青团、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9.惩办首恶，以儆效尤。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公审敌县长何雄飞等人，并将何及其心腹9人处以极刑；10.组织农军，出征咸宁。9月9日，遵照上级指令，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长夏桂林与县农民革命军一团团长陈叔卿率农军第一团千余人开赴咸宁，参加鄂南秋收总暴动。
综上所述，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发端于崇阳，成功于通城，定型于通山，称鄂南是它最早的诞生地，是受之无愧的。
四、通城、通山成立县级红色政权的若干史证
从目前所发现的1927年以来的文献、文章、教材及新闻媒体有关叙述和报导及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通城、通山成立县级红色政权，史证不胜枚举，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共领导人文章和党的文献。1.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11.16）一文指出：“九、十月间鄂南湘东农民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安徽，无处没有农民暴动”[11]，鄂南暴动排在第一；2.《中央通告》13号（1927.10.24）：“只要看看九月直到现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咸宁、蒲圻、公安、石首、松店、江陵等县，农民甚至于徒手的暴动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占领县城，革命民众自己选出县政府，乡村之中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地主，杀戮豪绅……”[12]；3.《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1929)：“在南昌暴动时，鄂南民众进攻咸宁、通山、鄂城等县，很奋勇的自起响应，尤以通山孤战数月，至于万危难守之时，他们还积粮于九宫山，作最后的艰苦斗争，延至四十三天之久。”[1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鄂南秋收暴动还得到中央高层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关注。李维汉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透露，中央在武汉时，他和瞿秋白曾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商议布署湖北的秋暴，并定位为“这是我们党在这段时间最重大的任务和最主要的工作”[14]，此后的中央文件接二连三地部署鄂南秋收暴动。10月24日，中央第13号通告高度评价了鄂南秋暴的意义。不仅如此，它还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密切关注。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讨论政治报告时，湖北代表发言指出：“‘八七会议’后的秋收暴动……尤在鄂南方面，农民十多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占据粤汉铁路和咸宁、通山等，杀反动派，杀土豪劣绅……。”周恩来也在会上说：“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也曾进行了不少英勇的革命反抗战争……在农村斗争方面，我们党领导了94处（广东的数字尚未统计在内），参加群众有40万，以湖北为多”，6月1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其中引用了暴动后的鄂南的例子，说明当时的革命尚处于低潮：“昨天我们从湖北得来的消息，那里（鄂南）仅仅有中央最近才派去的一两个同志……”
二是湖北省委的报告和有关教材。1.《湖北省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概况》（1927.10）：“八月底，我们夺取了通山，于九月九日枪杀首次逮捕的官员，交通中断了，派出的许多小组去枪杀豪绅（枪杀一百多个），于九月十日派出农民军帮助咸宁工作”[15]；2.《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10）：“同日（九月二日）之报告，又称：（一）通城已取得政权，县长表现很好”[16]；“九、通山的经过：通山于八月尾由县委与县长（以）同乡关系说明政治概况，该县长将政权让出，同时即将该县长幽禁，以县长名义向土豪劣绅募捐以稍安其心，同时将交通断绝，并派农军严守四境”；“通山在我们手中的时期很长。” [17] 3.湖北省委《鄂南秋收暴动计划》：“最后如万不得已时，亦须至通山、通城一带上山”[18]；4.《最近政治、军事状况报告》（1927.11）：“8月底，湖北南边通城县的农民便暴动起来，不久，暴动发展到通山、崇阳两县，这些暴动的农民军汇合住邻县蒲圻、咸宁的农民于9月19日袭击由武昌到长沙的火车，进攻咸宁县城。至今武汉政府的军队不能消灭这种暴动势力。通城、通山、崇阳的县政府在农民之手，蒲圻、咸宁的四乡也在农民之手。农民自己选出会议代表，成立县乡政权；他们组织并扩大农民军；他们消灭土豪劣绅，他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并且分配土地。……”[19]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报告只字未提9月9日暴发的湘赣秋收起义，反倒批评“湖南这次的暴动，太偏重于军事的行动，没有农民积极广泛的群众参加，所以暂时失败”，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5.《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全省总暴动计划》（1927.12.31）仍将鄂南区的蒲圻、咸宁、通山、崇阳四县列入全省农村暴动的重要区域的县份；6.《中国革命史讲义》“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向井岗山进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此同时，党在其他各地组织和秋收起义也纷纷发动，在湖北南部有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等地的起义，占领了通山县城。”[20]
三是国民党报纸和地方档案。1.仅《汉口民国日报》有关报道多达二十余篇。例如：①1927年9月1日：《通山人民呈请剿除共产余孽》：“属县人民处此水深火热之中，除稍有知识分子畏威潜逃、小资产阶级没收无遗外，其余稍有反抗即遭诛戮，稍有怨言，便被拘捕，兄弟流亡，妻子离散，颠沛流离，朝不保夕。为此泣叩钧部台前，吁恳迅以派兵往剿铲除此万恶之共产党徒……”②1927年9月22日：“通山巨匪夏桂林于寒日占领县城，将通山县长及股长、司法委员会，茶税、烟酒、硫磺、电报、公安局各局局长，概行残害，最惨于县长身中八枪、电报局长身中三枪，始行殒命……”③1927年9月26日：《咸宁蒲圻共匪实情》：“咸、蒲、崇、通四县之工农协会暨大多数农民及学生会之少数人组织，称农民革命军鄂南军。”④1927年9月28日：“通城匪名提名：昨据通城间谍回报，以该县共匪重要伪职人员披露如下：共产总指挥王武扬，安徽祁门人，前通城县长……”；2.《呈请湖北省政府方令饬通城县司法公署严办共犯王文安案由》：（民国18年7月续楚珩）陈述：“民16年与共党赵世当等勾结湖南平江、江西修水、湖北崇阳等县共匪，在通城县组织劳农政府，经前13军陈公嘉右部下击溃。”3.湖北省民政厅编辑《湖北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八月三十日，革命军占领通山县城建立了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夏桂林任委员长。”4.通山县档案馆存曾参与通山秋暴和建立县级红色政权的原通山县副县长吴礼执（1905-1932）亲笔手记，记载了该县国民党政府、军队于1927年4月17日至21日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的史实,共6500字。这份手记是反映通山大革命时间历史最早、资料最珍贵的档案。5.通山县档案馆藏参加通山县秋收暴动的农军在1927年至1933年期间后勤保障中会计收支账目和有关公文，账目记录了农军（赤卫军）购买、借用、收缴、没收的柴火、蔬菜、衣物、被子、粮食、桌椅以及招待费、医疗费、伙食费等等。公文中有农军（赤卫军）参战人员调查统计表、有死亡战士、残废战士、退伍战士调查表，有敦促战士归队通知书，有财产登记簿等。
五、三十年来有关红色政权研究综述
鄂南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通山县委党史办、咸宁地委党校等单位的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鄂南秋暴和崇阳组建农军、通城“八二○”暴动、通山工农政府的建立。1987年9月，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出版了《鄂南秋暴六十周年纪念文选》，但此后因研究力量不足等原因，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时至2003年，通山党史办负责人上省进京，向有关领导专家汇报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情况，引起重视。2004年第8期《湖北党史工作》发表了通山县党史干部撰写的《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地应在通山县》，次年7月，湖北卫视新闻早班车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播出这篇文章。
2007年7月11日至12日，通山县委县政府举办纪念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和省市的20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作了题为《通山红色政权与湖北革命党史》的学术报告，其中高度评价通山暴动的历史功绩，并指出：“对于鄂南暴动和鄂南红色政权，是否可以讲这么几点：第一，这是当年秋收起义最早的烽火，……中共中央将两湖作为全国秋收暴动的中心……八七会议后，省委决定以通城、崇阳、通山鄂南三县为湖北秋收暴动的重点。第二，通过目前已考证核实的档案文献看，通山秋收暴动建立的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是八七会议后建立的最早一批全国县级红色政权……在县城存在了近一个半月，尽管时间短暂，但毕竟是划破黑夜天寥的明亮流星。第三，鄂南秋暴和红色政权的建立，为掀起湖北全省革命风暴，建立起拥有‘3+1’（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部分部队）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五个苏区（即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鄂豫陕边）奠定了根基。”[21]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方城也在会上发表了《纪念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80周年感言》，他认为“湖北省委提出上山的主张的时候，几乎和毛泽东差不多，应该说比毛泽东更早，因为6月份，湖北省委就作出一个决定，提出上山……所以，湖北省委最早部署秋收暴动，是顺理成章的，而通山最早地响应了省委特部署，进行活动……通山首先在乡村起义，逐步形成包围城市的态势，8月30日围攻县城，31日建立工农政府，最后在县城驻定了一个多月，由于形势危急，撤到沉水山，坚持了43天，……通山红色政权的过程是可以确认的”，“通山县红色政权是中国最早建立且坚持 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县级红色政权。”[22]
与此同时，通城县也举行了纪念罗荣桓领导通城秋暴暨通城县劳农政府诞生80周年座谈会，应邀参会的石仲泉亦欣然题词：“鄂南秋暴点燃全国秋暴烽火。”同年10月，石仲泉在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天地》上发表文章，将通山、通城两个红色政权并称第一。同月，《瞭望东方周刊》发表记者专文《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历史传奇》，文章采用有关专家的观点：由共产党领导、具有完备政府形态的政权才可以称得上“红色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通山确实是目前确定的最早的红色政权”。此后，通山、通城的部分学者继续坚持这一课题的研究。
2010年9月，石仲泉出席首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并作了学术报告，题为《湘鄂赣苏区的历史地位与苏区精神》，再次肯定地说：“作为开辟湘鄂赣苏区前奏的鄂南三县起义，可以说打响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奏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持守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革命交响乐的第一串音符。……湖北通山县委党史办公室通过多方查找档案文献资料，了解到在通山秋收起义后建立的通山工农政府委员会，是党在八七会议后建立的最早一批全国县级红色政权。……此外，通城起义也成立了‘劳农政府’，这两县都是秋收起义后在全国建立最早的一批县级红色政权。”[23]2010年夏，湖北省委党史研究专家何光耀、胡中秋到通山党史办调研，提出通山与通城要共创第一，不要互争第一；要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袁达毅亦不赞成“两通”争执不休，而主张只提“鄂南第一”。 2012年8月，通城再次召开“八二○”秋暴暨全国首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成立85周年座谈会。2014年，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成立“鄂南建立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课题组，课题获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立项，并获结项验收。2015年10月，咸宁市委党校成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课题组，并获省委党校立项。
2016年6月15日，《湖北日报》发表《全国首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在通城》。7月，市委党史研究室将《鄂南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作为“十三五”时期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计划出版专集。同年10月，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上，湖北代表宣读论文《鄂南暴动与井岗山、鄂豫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苏区精神》，引起与会代表热议。在不久召开的咸宁市第五次党代会上，这一课题引起市委高度重视，指示市委党史研究室派员进京向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和专家汇报，受到肯定和支持。
到底何处是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诞生地？值得一提的还有“湖南茶陵说”和“广东海丰、陆丰说”，茶陵于1927年11月建立工农兵政府，主席谭震林，因过去为毛泽东所认可，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引用毛泽东的话，称“在中国湖南东南部的茶陵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但笔者认为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并未处于中共领袖地位，视线所及，难免局限。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经过》就并未提及茶陵。而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27年11月下旬，亦远远晚于鄂南建立的县级红色政权。
由此可以看出，“鄂南秋暴先点火，井冈会师后兴兵”，称鄂南是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是站得住脚的。而在鄂南区域内，又有通城、通山“分立说”到“合并说”的过程。笔者是赞同“合并说”的。原因有三：一是“海丰、陆丰说”已有先例；二是“湖南茶陵说”的时间晚于鄂南，所以不在讨论之列；三是鄂南秋暴是一个整体，建立红色政权从起步到成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六、研究本课题的意义
（一）县级红色政权如何定位？
何谓政权？《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又指“政权机关”。那么，地方政权又包括哪些要素？怎样的地方政权才能冠以“红色”印记？
一般来说，地方政权又称地方政府，它是有形态的，应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有政府的组成部门、有所管辖的区域、有一定的执行力。而“红色政权”这一概念，则必须放在大革命时期的背景下才能准确界定。首先，从时间上看，应以“八七会议”为分水岭，此前有些地方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的革命新政权，其性质还是国共合作的革命政权，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建立的政府为革命政府，由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共同参加，因此尚不能称之为红色政权。此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在暴动中夺权成立的革命政府，方可称为红色政权。其次，从性质上分析，红色政权必须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建立的政权。八七会议后，中共领导下建立的一批工农政权，才真正具有红色政权的“元素”，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由工农兵组成、具有完备政府形态，行使了红色政权职能的政权组织。由此可见，鄂南成立的县级红色政权是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
（二）鄂南建立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意义
2016年出版的《湘鄂赣苏区历史》指出：“鄂南秋收暴动打响了全国秋暴的第一枪，点燃了大规模农村武装斗争之火，并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红色政权，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锻炼了一大批领导干部，提高了鄂南党组织对土地革命的认识。”24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客观公证的。
我们认为，鄂南建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意义十分重大，主要表现有五：一是首创之功，它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功的尝试，掀起了全省乃至全国土地革命风暴，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二是稳固后方，建立红色政权暂时营造了一个安全可靠的战略后方，无形中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推动了全国秋收暴动的进程；三是人才摇篮，领导秋收暴动并建立红色政权的骨干分子，如罗荣桓、吴德峰、叶金波、夏桂林等革命家不仅在鄂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还延伸到各地，与参加湘赣秋收起义、参与领导黄麻起义等；四是力量源泉，建立红色政权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说明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和“党指挥枪”是颠灭不破的真理，从而坚定了广大劳苦群众一心跟党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信心。五是精神支柱，在武装起义和建立红色政权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揭竿而起、敢为人先、不怕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至今成为共产党人创业守成的宝贵财富。
（三）研究红色政权诞生地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研究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地的必要性，日益显现。石仲泉先生在通山调研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通城与你们通山毗邻相居，山水相连。不知你们两家坐在一起，‘通’没‘通’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山通，城通，应该睦邻、亲邻，共同研究这个党史问题，共同开发这一红色资源。”
研究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的意义，至少有两点价值：其一，开拓党史研究新天地。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尚存在一些谜团，不少的人为因素掩盖了历史的真实。研究鄂南秋暴和建立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不仅是咸宁的大事，也是全省、全国党史界的大事，应成为新的“热点”。可通过比较研究、整合资源，力争推出有份量学术成果。与其让后代人煞费苦心地去考证史料、还原历史，何不趁现在条件成熟，抓住有利时机去正本清源呢？其二，创新党史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尚存在先入为主的现象，有时还难免存在领导人先定调的做法，这是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相悖的。假如中共党史对鄂南秋暴和建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视而不见，那么，治史应充分体现史学家的史胆、史识，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2017年6月15日至24日初稿于
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
30日定稿于中央党校。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2.《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9页。
4.《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5.《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1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党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7.同上，第186-187页。
8.同上，第192页。
9.《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451页。
10.《中国共产党在湖北90年》（1921-201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党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页。
12.同上，第331页。
13.《通山党史资料》第一辑，第106页。
14.《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15.《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26-1927），第291页。
16.同上，第148页。
17.同上，第164-166页。
18.同上，第51页。
19.同上，第323页。
20.《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8页。
21.《我观党史》二卷，石仲泉著，济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326页。
22.《咸宁瞭望论丛》第15辑,武汉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4页
23.《我观党史四集》（中册），石仲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11页。
24.《湘鄂赣苏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作者简介：李城外，1961年生，湖北通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委党校硕导，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共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湖北咸宁，437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