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及为准备这次会议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大搞调查研究，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全会正式通过“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八字”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从农业开始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键的一年，我们要争取各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成绩。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起了重要作用。5月，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在全面具体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和措施。会后，党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第一，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第三，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精简职工，精简城市人口；第四，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在这次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党中央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1961年1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把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1962年，中央又先后对银行、财政、物资、基本建设等的集中管理问题作出严格规定和具体要求。由于领导正确，措施果断得力，加之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力，经济调整工作迅速地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2年底，农村政策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工业生产也开始出现转机，国家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总之，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许多方面出现了迅速恢复的好形势。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从本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经过3年的努力，到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表现在：第一，工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和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第二，经过调整，积累和消费比例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第三，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对外贸易也有新的发展；第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国防尖端研究也有了很大提高。
鄂南6县从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特别是在1962年花大力气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实施了一系列调整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政策调整、政治政策调整、思想政策调整、文化政策调整，还有干部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都进行了调整。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基本上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工农业生产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第一节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贯彻执行
一、“八字”方针的提出和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进一步贯彻
从1959年开始，由于“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中国已经被饥荒所笼罩。4月，在中共中央上海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五八、五九年讲数量，六○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在七、八月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要讲3年5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而且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会议在保证钢铁、煤炭、运输生产的同时，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而且决定不再搞两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根据这两个会议精神，1960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李富春在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8月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之后，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二字。9月30日，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至此，对中国经济克服严重困难，纠正“大跃进”错误起了巨大作用的“八字”方针就提出来了。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讨论批准了这个方针。“八字”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提出的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共7078人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1月31日至2月6日，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2月6日下午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问题，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讲了国内经济问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清理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起了巨大作用。在此之后，国民经济调整进一步深入展开，党内外政治关系上的调整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七千人大会之后，鄂南6县均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各县县委书记认真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治理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好转。
二、各领域政策调整的全面展开
为了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克服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在60年代初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还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着重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李富春提出，国民经济经过了三年“大跃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丰硕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全会通过了这个意见，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主要内容是：1、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2、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3、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住重点项目。4、节减财政支出。5、稳定市场物价，对部分消费品实行定价政策。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专业协作。7、制定适合当时情况的有关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
在这次经济调整过程中，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1961年1月，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提出把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这三级。1962年，中央又先后对银行、财政、物资、基本建设等集中管理问题作出严格规定和具体要求。到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具有积极作用。加上自然灾害的减轻，农业生产微露转机，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转机。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63年２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从当年起，再用二三年的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在这之后的三年调整时期，除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之外，着重是加强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并搞好一批设备的更新；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适当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均顺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
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五年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有所增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中央第一次在这样的庄严场合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鄂南各县在中共孝感地委和各县县委的领导下，对工业、商业、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工业方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工业七十条”，将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切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整顿企业秩序，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企业生产效益普遍回升。农业方面，中共孝感地委和鄂南各县县委根据中央精神和“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调整政策，改进干部作风，狠抓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允许社员养猪、养牛和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埂见缝插针及开垦少量的荒地种饲料；坚持放假制度，让社员有时间从事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自留地、饲料地和见缝插针所收的粮食不计口粮、不纳公粮，完全归社员个人所有；下放部分手工业，开放集贸市场，允许社员出售征购派购以外的农产品。1961年，鄂南6县将人民公社基本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鄂南6县原叫生产小队，此后一律改称生产队，原来的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纠正“平调”错误中，鄂南各县县委认真转变领导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继续狠刹“五风”，全面贯彻“农业六十条”，正式明确农村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缩小公社规模，原公社改为区，管理区改为公社，并恢复高级社行之有效的定额管理、按件记分和小段包工等经营管理办法，加强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收益分配等工作。这些调整措施虽然未能彻底解决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但是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62年秋冬，农村形势开始好转。这一年，6个县农业生产出现大幅度回升的势头。农业总产值达23067万元，比上年增长23.7%；粮食产量451680吨，比上年增长39.1%，超过1957年，为建国以来最高年产量。农村严重缺粮的矛盾基本缓解。
科教文化方面，贯彻中央发布的“科学十四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文艺八条”，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纠正反右派斗争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许多过火的错误的批判，戴错帽子的予以摘掉；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政策的调整和执行，使党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
第二节农业政策的调整
一、纠正“平调”错误和农业退赔政策的贯彻执行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中央作了如下的规定：从人民公社化以来，中央各部门，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各级的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凡是违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抽调或者占用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其他财物的，都必须彻底地清算和退赔。过去没有清算的，或者处理不彻底的，必须重新算账，保证真正做到彻底退赔。平调账，主要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高级社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社员折价入社的耕畜、农具、林木的欠款，和应该退还的社员的投资，虽然不属于平调问题的范围，也应该清算偿还。从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到公社各级，都应该明确，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给哪里。平调单位不但要彻底退赔，而且应该向群众作检讨。退赔应该以实物为主，一切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都应该毫不犹豫地退还原主，非不得已，不作价赔偿。退赔的物资和价款，都必须保证归还到原主手里，不准挪用，不准克扣，已经这样做了的，必须纠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1961年春，鄂南6县开展以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为中心内容、以政策兑现为重点的整风整社运动。县、公社、生产大队各级凡是违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采取一平、二调、三派、四统、五献等形式，侵占了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土地、房屋、劳动力及其他各种财务的，彻底进行清理，坚决退赔兑现。要求在具体工作中注意三点：一、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全面登记造册。二、逐级审查，划清是非界限，该兑的，坚决兑，不该兑的，一文不兑。三、大会兑现，强调先兑原物、再兑实物，然后兑现金。武汉市委派出几百人的代表团到崇阳帮助县委工作，对县、社调用的生产队的劳动力和社队调用社员的财物进行清理，折价补偿。全县共计赔偿社员“一平二调”损失款554．9万元。并恢复社员自留地1．35万亩。通山县坚决处理“一平、二调、三派、四统、五献”等问题，彻底清理侵占生产队和社员的土地、房屋、劳动力及其它各种财物，坚决退赔兑现，县财政拨出退赔兑现专款72．83万元；并恢复自留地，按当地耕地面积的5%留足面积，归社员长期使用。咸宁县财政部门拨出退赔兑现专款64万元，兑现土地876亩，劳力4495个，粮食80025斤，房屋2737间，树（竹）木33710根，耕牛181头，牲猪1107头，其他物资折款19280元。通城县全面贯彻农业退赔政策，开展层层兑现。如沙堆公社共兑现55270元，其中，公社兑现生产队15340元，房屋117间，土地250亩，管理区兑给生产队103862元，房屋20间，土地7亩；生产队兑给小队15208元，房屋11441间，耕牛126头，牲畜1002头；小队兑现社员14336元，自留地748亩，节约粮6748斤。其它县也召开大会，落实了兑现政策。同时，下放部分手工业，开放集贸市场，允许社员出售征购以外的农副产品，受到群众欢迎。
二、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确立
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修正草案），正式规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各项有关政策。条例规定：公社规模不宜过大；公社对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只能协商和建议；在组织生产大队之间的协作时，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生产队所有和支配的资金、物资、农具、设备、林木、牲畜等，公社和大队都不得调用；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及小农具等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严格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严格控制公积金、公益金和基本建设用工的比例等。这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使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适合当时农民的觉悟程度，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
1962年下半年后，中共湖北省委和孝感地委分别发出了《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关于生产队经营管理的意见》，鄂南6县积极贯彻执行。通山县农村在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群众说：“爷狠娘狠，不如这个政策很。”“这一针才算真正打在病根上，今后生产队也没有揩油，我们越干越有劲”，通城县认真贯彻执行以生产队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项任务甩死坨子和大集体小自由等政策后，大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获得大幅度的增产。全县集体粮食总产量达到1.5亿斤，加上小自由的产量1500万斤左右，比1961年增产24.6%，油料产量达到12440担，比1961年增产了79%；牲猪达到62000多头，达到一户一头，比1961年增长90%，家禽达到52万只，平均每户9只，比1961年增长57%。在林业、茶叶、荨麻等其它多种经济作物的生产方面，都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在农业生产的责任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大胆探索。一种形式是实行小组定额包工，将劳动工分定到田头地块或活路上，搞好“五定”（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定奖惩）小包工，合理计算劳动工分报酬，实行夏、秋两季预分、年终决算的分配制度；另一种形式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这种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形式，增产增收效果比较明显，很受群众欢迎。“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坚持了二、三年时间，约有30%的生产队实行。直到后来开展“四清”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废止。
三、大中型水利设施的兴建和农业基础地位的继续加强
鄂南6县水利建设历史悠久，但由于社会经济落后，水利建设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鄂南人民才真正走上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开发利用水资源，为人民造福的道路。鄂南6县水利部门遵照上级制订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水利规划，确定沿江平原湖区以防洪保安为主，增修加固堤防，整治险工险段，不断提高堤防抗洪能力，关好大门；内湖以排涝为主，排灌并施；中南部山丘地区以灌溉为主，大力兴建蓄水工程，结合治水办电，实施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型为骨干，大、中、小结合，蓄引提相结合的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1955年以后，水利建设的方向逐步由局部向流域规划，由临时性转向永久性工程，由消极除害转向积极兴利，为以后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了个好头。
1957年以后，鄂南6县水利建设的主攻方向是兴建骨干蓄水工程，其特点是规模大，声势大。1957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组织了有各地、县委书记参加的水利建设参观团，由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书记赵辛初率领，参观了随县、光化、均县（现丹江口市）等地的水利建设，全省掀起了大办水利的热潮。11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全省水利工程座谈会，研究全省今冬明春水利工程安排及今后5年至10年的水利工程远景规划。会议要求，在全省农村掀起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当年冬，富水、陆水两座大型水库上马，中共黄冈地委和孝感地委分别组织6万和4万劳力，用大兵团作战的办法，主攻这两个工程。
富水水库是湖北省建工程，以防洪、发电为主，兼以灌溉、养殖、围垦、航运等综合功能。由省水利勘测设计院设计，省水利工程二团负责枢纽工程施工，通山、阳新、大冶、鄂城和黄冈等县民工承担土石方的开挖与回填。1958年8月动工，1960年截流，1964年大坝砌坡竣工，1965年7月电站厂房奠基，1966年9月1日一号发电机组发电，1972年4月2日二号发电机组发电，全部工程投资703.4万元（当年价）。水库总库容17.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7.75亿立方米，兴利库容5.05亿立方米，死库容4.5亿立方米。富水库区淹没耕地58792亩，淹毁山林、经济林29700亩，拆迁民房43367间，移民11115户、56678人，是1964年通山县人口的27%。
1958年10月，由孝感专署组织的大型水库——蒲圻陆水水库开工，此工程是经国务院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设计的长江三峡水电建设的试验工程。在蒲圻城区附近的桂家畈山谷口截断陆水河而兴建。1958年5月由蒲圻县水利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和长航下放干部组织初步测绘，10月由孝感专署组织开工。同年3月1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曾亲临工地检查指导工作。1967年水库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总库容7.06亿立方米，有效库容4.08亿立方米，泄洪能力为9360立方米／秒；1969年第一台机组发电，1974年，其它三台机组全部安装发电，总容量35200千瓦，年均发电量1.17亿度；至此，陆水水库及陆水试验电站投入正常运行。陆水全部枢纽工程共完成土石方361万立方米，混凝土22.3万立方米，钢材5800吨，投资7973万元。水库淹没本县耕地24796亩，山林39700亩，房屋11112间，移民13360人。
鄂南6县在建设富水、陆水两 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中小型水库和塘堰，如咸宁的牛鼻潭水库，通山的朱家坝水电站，嘉鱼的高铁岭狮子山水库，通城的左港、阁壁水库等等。在兴建咸宁牛鼻潭水库时，省人民政府和孝感专区调集咸宁、武昌、大冶、鄂城4县民工7000人参与建设，施工3个多月，投资112万元，投工71.4万个，完成总任务的9.6%，后因长江三峡试验坝——蒲圻陆水枢纽工程与京广铁路复线动工，该工程为服务大局下马。通城修建的铁柱港水库在1961年竣工、蓄水，但是，到1962年6月，经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又毁库还田。1959年发生特大干旱，各级领导从大旱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坚定了大办水利的决心，于是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大协作的办法，又铺开了一批骨干蓄水工程。嘉鱼县的三湖连江、渗子湖水库，咸宁县的四门楼水库，通城县的左港、阁壁水库，崇阳县的香山水库，通山县的石门水库等大、中型水库都是这一年动工的。1959年至1965年，各县在兴建上述骨干蓄水工程的同时，还兴建了一批小型水库，开挖了一部分渠道，兴建了一批提水泵站。
1965年咸宁专署成立后，咸宁地委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在当年10月召开的全区水利工作会议上，地委书记王瑞生亲自布置水利工作，决定兴建石壁、小青山、罗北口水库，扩建四门楼水库。1966年又动工兴建南川、雨山、松柏湖水库。这个阶段兴建的一批骨干蓄水工程，初步改变了鄂南的水利落后面貌，为防洪、灌溉和开发利用水利资源打下了坚实基础。但由于对水利事业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受急于求成的思想影响，水利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提出了诸如“苦战三年，消灭水旱灾害”、“先上马后加鞭”等口号，其结果是拉长了施工战线，超过了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可能。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由于勘测设计跟不上，没有充分准备就仓促上马，不得不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做法。有的工程未搞清地质情况就进行设计，或未设计就进行施工，造成一些返工浪费，使有的工程不得不中途下马；有的工程在质量上留下隐患，长期带病运行，不能很快发挥工程效益。在负担政策上，过分强调依靠群众，把一些本来由国家负担的工程，也交群众自办，加重了群众负担。由于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实行“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用劳力、物资和资金）”，刮“共产风”，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建库时对水库移民补助的标准太低（富水水库移民费每户只有400元），安排不够落实，移民搬迁后生产、生活上出现的问题没有妥善安排，许多移民生活不能自给，长期不能脱贫。
第三节工商业政策的调整
一、工业发展指标的降低和企业管理制度的改善
七千人大会以后，经过全党上下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在1962年底开始明显好转。此时，中央领导人的主要精力，仍集中于抓经济调整。全国上下认真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鄂南6县工业基础薄弱，在“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中，曾提出过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结果事与愿违。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各县从实际出发，降低了发展指标，围绕本地资源办工业，围绕农业办工业，使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到1965年，工业企业增加到329家，其中，国有企业83家、集体企业246家，生产方式由开始的手工生产向半机械化过渡，工业总产值达到4862万元，其中，国有工业产值4142万元，集体工业产值720万元。与1949年相比，工业企业增加285个，增长6.5倍；工业总产值增加4289万元，增长7.5倍，年均增长14.3%（1949年工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65年工业总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这16年，虽然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但毕竟是在低起点、低水平基础上的发展。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足二十分之一，除兴建了蒲圻陆水发电厂、赵李桥砖茶厂等几个较大的企业以外，其他新建的都是一些规模很小的企业，如砖瓦厂、织布厂、服装厂、印刷厂、酒厂、竹木加工厂、粮油加工厂、五金制品厂等等。工业的主要产品，除电力和砖茶外，就只有砖瓦、服装、白酒、大米、面粉、竹木制品之类的传统低科技含量产品。
为了提高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鄂南6县都建立了工业主管部门，切实加强领导，大力改善企业管理。一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主要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需要品种，降低物资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经过努力，到1965年，全部工业基本消灭了经营性亏损，工业产值利税率提高。二是改革劳动制度，逐步推广固定工与临时工并行的两种劳动制度和全日制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的两种教育制度。在一些季节性生产工厂，试行临时工制度，在一些企业推行半工半读制度，既可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增加人民收入，还可扩大就业渠道和学习机会。这样就使“大跃进”以来建设的许多企业逐步地发挥了作用，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建成了一些重要项目，改扩建了一批厂(矿)，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发展，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使工业建设的物质基础得到了加强。
二、商业金融政策调整和集市贸易的逐步开放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物价的管理作出了“必须把更多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的具体规定：在工业品价格方面，除棉纱、棉布、呢绒、食盐、食糖、煤炭、石油等7种商品外，其他一切工业品现在所定的市场价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认为不恰当的，都有权加以调整。在农产品价格方面，第一类（国家计划收购的商品）和第二类（国家统一收购的商品）农产品价格，由中央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议定，并将部分二类农产品价格下放地方管理；第三类农产品的价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一切农产品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部的地区差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权加以调整。按此规定，中央除了对粮食、棉花等十余种重要商品价格继续管理外，三四百种原本由中央管理的价格下放给了地方管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政府上收了产品定价权限，取消了临时价格，并且恢复了集市。
1961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强调了物价管理权限收归中央，加强物价集中管理。并作出恢复供销合作社，加强包括农村物价管理在内的农村商业管理工作。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再次重申加强物价统一管理的要求，强调必须严格遵守物价纪律，指出凡是中央统一管理的价格，地方各级都无权决定；中央决定调整的价格，地方各级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不得随意改变。对于地方临时价格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整顿。1962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整顿地方临时价格的决策：“地方企业生产中央统一定价的产品，原则上应执行中央规定的统一价格。执行统一价格确有困难的，可以暂时保留地方临时价格。但临时价格的范围，应当逐步缩小。”1962年地方临时价格的范围缩小，品种减少。到了1963年许多地方的临时价格基本取消，少数保留的，其高于中央定价的幅度也大大缩小，使临时价格的弊病已降低到最低限度。
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通过恢复国营机构，增加商业网点，调整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尽量体现等价交换原则)，控制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货币投放等，使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流通渐趋活跃，商品供应不断增加。除粮、油、棉(棉花、棉布)、糖等几种主要商品仍凭票供应外，其余商品逐步敞开。1963年至1965年，崇阳县商品供求转旺，1963年计划掌握供应的紧俏商品，由上一年的36种减至5种，除猪肉、香烟、食糖、黄花、木耳外，其他商品均敞开供应。1964年一律实行平价，1965年购销额回升较大，全县购进634.6万元，纯销1226.7万元，较1961年分别增长了72.3%和32.7%。通山县经过调整，国营合作商业的购销额占80.31%，私人商业占19.69%。形成以国营商业为主导、供销合作为助手、个体商贩和集贸市场为必要补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
集市贸易在1959年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相关政策的落实，鄂南6县的农村集市逐步恢复。集市贸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合理议定。国家不进行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可以在集市上进行交易。各县县城和重点集镇，相继出现了一些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1964年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运动以后，自由市场受到冲击，到“文革”期间，大批判的矛头更是直指自由市场,集市贸易更加萎缩。
“大跃进”时期，由于“左”的影响，两度将供销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并入国营商业，关闭自由市场。商品流通领域“统”得过多，管得太死，商品供求矛盾突出，市场冷落。农副产品收购采取派购、预购、换购、奖售、加价收购、议价收购等办法，对紧缺商品采取限量计划供应、控制供应、高价供应等办法，以缓和矛盾。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商业购销渐有起色。
这一时期，鄂南6县国营商业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农副产品收购量、商品销售量与日俱增，商品交换对人民币流通产生一定影响。1958年至1961年，片面强调人的因素，忽视物资基础，违背经济规律，扩大了信贷的投放，加之3年严重自然灾害，农村经济损失严重，市场出现人民币流量过多而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崇阳县1957年市场货币流通量80万元，与商业零售额比例1∶10.5。咸宁县1961年货币持有量，农村占总流通量60%，其中山区持币户均534元，粮区45元，湖区119元。城镇持币占总流通量40%。1961年末，通山县人民币流通量215万，当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020万元，年末商品库存额532万元，与人民币流通量之比为2.59∶1。此后，通过国民经济调整，严格控制人民币投放，至1965年，市场人民币流通量下降为188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1039万元，年末商品库存额299万元，与人民币流通量之比为3.47∶1。1963年至1964年，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农村人民币流量上升，其中，咸宁县、通山县、崇阳县、通城县都上升到90%以上。
三、城镇机构精减和人口压缩
“大跃进”期间，我国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1958年职工总数上升到4531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81万人，1960年8月达到最高峰，为510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649万人。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1960年底的1.3亿人，增加了3124万人。从而使得1960年吃商品粮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的15%左右变为20%。
为了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在1959年、1960年连续减产的情况下，对农民征购粮的数字大增，两年净征购率达到了28%和21.5%，大大高于1957年17.4%的水平。挤了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即使如此，市场粮食仍然极其紧张。1960年粮食短缺124亿斤，1961年粮食短缺119亿斤，年年挖国库粮。1961年5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订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大力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减少城镇人口，充实生产第一线。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28日，又发出《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要求把全国职工人数从1961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在1961年末1．2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同时相应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在1962年、1963年内基本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精简职工任务力争在1962年内或1963年上半年大部完成，1963年下半年全部完成。为此，成立中央精简小组，杨尚昆为组长。各地区、各部门以极大精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指示。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2600万人。有力地加强了农业生产战线，大量地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
鄂南6县根据孝感地委“边行动、边规划、先通先走，通一批走一批”的指示开展精减工作。由于这项工作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思想性大，不仅需要做好返乡动员教育工作，而且还要十分注意做好返乡后的安置工作，所以十分复杂，必须十分细致。各县先后成立了“县委精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区委也成立精减领导小组，抽1至2人专门办公。工作要求：一、讲清形势，敢于揭透，交待政策，人人摸底；二、依靠群众，正确贯彻与执行政策，做到“一安心，三满意”（本人安心，本人满意，家属满意，生产队也满意）；三、做好安置工作和解决好具体困难。崇阳县委层层建立精减机构，全面贯彻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提高认识，解除顾虑，合理安排人员去向。一是.随着精减职工而减一批；二是本县有家可归的人员一律返乡；三是.对外省外县的家属说服动员还乡，同时，做好精减人员的安置工作。精减下来的（除回农村外）党政、行政机关人员充实到财贸、文教战线；既不称职又无法回农村的安排到城关或小集镇的手工业，小商贩和服务行业中去；对返乡人员的房屋，自留地及生活待遇都作了细致的规定。1961年7月11日，中共孝感地委批转崇阳县委关于“做好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人员安置工作的十项规定”，规定对返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作了具体，合理的安排，在待遇上作了相应的照顾。至1962年，全县粗简职工1571名，下放职工家属，城镇居民和手工业者1196名。各县都采取了相应措施和步骤。精减工作进展顺利。咸宁县1962年精简人员1906名，到1963年底，累计精简人员3844人。蒲圻县减少城镇人口4700人；通城县下放企事业单位职工、家属及城镇居民2299人。据咸宁、蒲圻、崇阳、通城、通山5县统计（嘉鱼县不祥），至1963年底，共精简城镇人口和压缩吃商品粮人员19351人。到1963年，鄂南6县都基本完成下达的精简任务。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节科教文化等领域的调整
一、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
1960年4月11日至24日，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大搞全民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力争在1960年内“基本上实现笨重的体力劳动、繁重的手工操作和有害健康的操作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等不切实际的要求。会议强调，要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拿出大炼钢铁那样的决心和气魄，用反右倾的办法来完成工业上的高指标。随即，我国掀起了一个规模壮阔的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犹如疾风暴雨，瞬息之间席卷全国；运动之深广，内容之丰富，技术革新项目之多、质量之高、实现之快、效果之显著，均是前所未有的。
鄂南6县开展了大办机械工业和大搞工具改革运动，力争在1960年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逐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具体要求是：一、工业生产工具半机械化、机械化改良化；二、农业耕作“收割”、“提水”加工等工具新式化、改良化、半机械化、机械化；三、运输工具车船化和滑丝滑道化；四、一切运输工具滚珠轴承化；五、商业、邮政等其它国民经济部门也要大搞工具改革，使操作工具半机械化、机械化改良化。随即，各县掀起了人人献计、个个动手、大办机械工业和大搞工具改革的高潮。号召大家树立自力更生、自己武装自己的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反对“神秘论”、“唯条件论”和“伸手派”，要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针，苦干与巧干并举，土洋并举，特别是先土后洋，先简易后复杂，反对单纯贪大求洋和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要勤俭办厂，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反对一切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要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做到人人革新，事事革新，干什么革新什么。为了带动群众逐步实现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国民经济部门的半机械化、机械化，各级领导必须亲自动手搞“试验田”，以便突破一点，带动全面。同时，各级领导要善于发现号的典型，及时总结推广，要大力培养技术力量。主要方法是：在生产中学习，现场参观。学习外来经验，师傅带徒弟，请进来，派出去等。通过以上做法，各县都有成效。
蒲圻县技术革新成就很大，仅据县农机厂、邮电局、商业局、陆水工地、大桥、黄沙、金潭这6个单位统计，创造的工具达13043件，仿制和改制的工具达15154件，工效一般都提高了几倍，几十倍，从而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嘉鱼县本着以土为主，土洋结合的方针，掀起一个“人人动脑筋，个个献妙计，大胆设想，大胆创造”技术革命高潮。全县共提合理化建议300多条，被采纳的改革有203件。其中，在工具改革方面，已推广的有脚踏自动流米器、脚踏连带风车、脚踏喷雾器、分格定量售油器、活字灰印盒、木制车床、沼气发电、机帆船、吸尘器等186种；在制度改革方面，有循环上班制、预约送粮、互自收购、信贷合一、仓厂结合等17种，提高了工效。便利了群众，服务了生产，门市部实现了半机械化。咸宁县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人数占全部职工81.3%以上，提出革新项目2000多件，属于现代化、半机械化方面占一半以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十倍，甚至五十倍，节约成本20多万元。通城县注重农业技术改革，一是在已修的水利工程基础上，大搞技术革新，为大、中型水利工程配套抽水机、动力排灌机械；引水灌塘，蓄水保水，基本上实现了自流灌溉，对抗拒灾害，促进农业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大力挖掘对自然肥料利用，如利用桔杆还田、墩蔸烧灰、挖千脚土、黑土，氮素化肥的使用技术由不懂不会到知性能善使用等等；在施肥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改进，如推广下横田石灰，解决了绿肥田前期禁苗、腐烂慢和耘禾烂脚等现象；推广硫磺粘秧根、丢安蔸灰，解决冷浸田凚苗的现象；秧田下送嫁肥，促进了秧苗新根多，成活转青快。三是改造低产田，其中急于改造的烂泥田、冷浸田、黄泥浆田、鸭屎田、粗砂田等等。群众创造了一些办法，如硫磺粘秧根、增施有机肥、下石灰、石膏；围泉开沟排冷水，适时放水晒田，采用掺沙掺泥、早翻炕土，选用耐冷耐旱的水稻品种等。四是推广良种，主要做到以下3点：1.提高现有品种；2.健全种子基地；3.积极推广已试种成功新的良种和引入新良种试种：华中一号，中灿399、红茴马桂岭等等已全面推广。同时，在推广中要因地制宜，如：对过肥的田、冷浸涤脚田和部分条件较好的小麦田，在品种上应选择产量高、生育期短的十月红、八五三、四一二、牛毛黄等。五是合理密植水稻，要本着因土质、因施肥多少了、因作物、因品种而制宜，不能强求一律。一般早、晚稻应比中稻密一点，山区冷浸田应比阳光足的畈田密一点，不发稷的品种和瘦田也应密一点，以便充足阳光和土地，关键要做到种籽、面积、密度三对口。六是工具改革：先后改革的工具有：新式步犂、改良水车、胶轮板车、小轮胶片板车、揉茶机、刨苕机等。通山县1962年——1966年，先后从广东、潜江、浠水、广西等地聘请农民技术员来本县传授双季稻栽培、旱地育秧、水田趸秧、小苗带土移栽、棉花栽培、插秧机使用等技术；1963年，县农机厂设计制造了“72型”碾米机，每小时碾米200-250公斤，1964年在全省米机质量品种评比中名列第一。崇阳县推广双季稻，选用早稻“矮脚南特”、“二九青”、“原丰早”；晚稻“农垦58”、“鄂宜105”等矮杆良种。晚稻育秧推广稀播壮秧、两段育秧、秧田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大田生产推广合理密植、浅水勤灌、晒田结扎、巧施穗肥、防虫治病等技术，提高粮食单产。
二、文化教育政策的调整
自反右斗争开始，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业务工作和创作活动造成很大冲击。1958年以后，教育、文化等领域兴起“大跃进”，刮起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在文化教育工作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五风”、“五气”等不良作风，并且通过报刊等宣传工具传播过不少“共产风”、“浮夸风”。文化教育干部工作中全局观点、群众观点和求实精神都不够，工作中有时就产生本位主义，甚至发展到“为文化教育而文化教育”，同时，又由于在工作中贪多贪大，追求形式，讲究排场，产生一些盲目急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做法，违反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因此，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党着手对教育、文化工作进行调整。
1961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文件提出，当前文教工作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对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作了初步安排。一是节约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在今后三、五年内，农村16岁以上的在校学生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比率应该控制在百分之二左右；继续处理小学和初中的超龄生；中学和农业中学的在校人数，应该加以控制；农村学校的学习、劳动和假期，要适应农事的需要和忙闲；农业中学和农村中的中学、高小应该为农村培养农业和农业机械的技术人员；加强业余的农业技术教育、农业中学的毕业生都应当留在农村，归公社或生产队分配工作。 二是在普通教育工作方面，要区别城乡和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计划地积极地普及适龄儿童的小学教育；通过多种形式逐步发展中等学校；积极地又有控制地办好业余教育，继续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加强业余的农业技术教育；办好幼儿教育，解放妇女劳动力。 三是高等教育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应该配合教学的需要，战线不要拉得过长。四是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实际工作部门，应该协同一致，分工合作，在总结我国经验和吸收世界优秀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鼓励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创造发明，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力争在较短时期内，培养出一支强大的能够掌握现代科学的科学技术队伍和具有较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队伍；在学术工作中，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鼓励各种学术见解和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在党的领导下，各种学派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树立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学风。整顿和充实科学研究机关。积极开展各种学会的工作。认真办好学术刊物。五是文化艺术工作，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促进创作，扩大题材范围，提倡艺术实践，发展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有计划地培养各类创作人材，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提高修养，进行创作。六是加强医药卫生工作。在生产救灾与安排生活的基础上，搞好以治病防病为中心的群众卫生运动，积极保护劳动力，保证人民健康。七是整顿文化教育队伍，提高领导水平。在一、二年内，把文化教育队伍中各种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分子和坏分子坚决地加以清理，个别控制使用。抽调、下放和提拔一批党员干部去充实薄弱单位。努力建党，争取三、五年内在全部中学和绝大部分小学和其他各种文化单位中都有党员和党的组织。
此段时间，鄂南6县的一些中小学改进教学工作，掀起修改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和乡土教材的热潮。但1958年下半年，一些中小学不顾学生和学校的实际，实行“四集中”（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读书、集中劳动），或开展“四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制度化、行动纪律化）活动。学生边劳动、边学习，每天劳动6小时以上，利用饭后时间上“跃进课”，或实行“饭场教学”、“炉旁教学”，在体育锻炼方面大搞“劳卫制”放“卫星”。在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的同时，各中小学广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建立农场、林场、养殖场等，有的还办起了小工厂，当时蒲圻县车埠中学的勤工俭学颇有成效，成为全孝感专区的典型。1962年，通城县将公办小学512班，学生14380人，民办小学269班，6854人进行调整，把公办小学中的147班，学生4116人转为民办；崇阳县159所公立初小转为民办，7所全日制普通中学中的2所转为农村中学，2所停办。
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961年至1962年间，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及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这次调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解决“红”与“专”与落实“双百”方针问题。 中央对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在实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主要是过分强调“红”而忽视“专”， 而“红”的方面要求又偏高偏急、不切实际，不加区别或者片面地加以参加政治学习、政治活动的多少作为衡量“红”的标准，从而简单化地把科技工作者划分为“红专”与“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积极钻研业务的科技工作者戴上“白专”帽子，这种做法严重挫伤了一批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在调整政策中，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明确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政策。 同时，切实贯彻“双百”方针。“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必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之间的界限，政治问题又必须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线。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文艺八条”也规定：“文艺批评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人民内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这些政策、措施的提出与落实，使几年来困扰知识分子的大部分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二是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明确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应邀在这两个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阵营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长期压抑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得到解决。三是加大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状况的力度，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党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后，各级党组织更加重视改进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变，许多专家配备了助手和辅助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购置图书资料的费用有了增加，高级知识分子得以普遍增加工资和晋级。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入党。
鄂南6县在党内外全面贯彻省委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和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的精神，进一步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搞好党群关系、青老关系和师生关系，同时，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暂时困难，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对知识分子给予物资照顾，副食供应给予放宽，有的还实行特批供应。从1962年元月起，对部份有一定特长和年龄较大的知识分子实行生活补助，每人每月补助粮食两市斤、食油半市斤。有的县粮、油情况好的，粮、油补助高于这个标准的，现在也不要降低。1962年，教育界对1957-1958年受到批判、斗争、处分的教师平分，并补发工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各项措施的落实，有力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鄂南6县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开始一直到1966年都在逐年增长。
第五节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
一、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加强
1962年10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从党的组织工作方面保证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以及组织工作中其它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期间，刘少奇向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的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提出了《关于重新登记党员试点工作意见》、《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几点意见》、《中国共产党国营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组织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我们党已经有1700多万名党员。大多数党员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大多数基层组织是有战斗力的。但是，大约有15%和20%的党员不具备党员条件，其中，有极少数人是蜕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各种坏分子；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支部涣散无力，没有真正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因此，会议认为，今后党在基层组织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只继续做好重新教育党员的工作，有重点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并且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重新登记，以达到进一步提高党员质量，沌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鄂南6县在省、地委的领导下，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召开会议强调：一.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千万不能忽视，要永远注意党的建设；二.要认真建立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根本制度；三.加大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县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至1963年，6县共有党员31610人，党组织3664个（通山不祥），其中，党支部2960个，党总支432个，党委272个。广大党员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实际工作的考验，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基层组织也是有战斗力的。但是，党内还有不少问题，有极少数的蜕化变质的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落后党支部等。根据党员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的分析认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党员质量，继续做好重新教育党员工作，按照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编写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为内容，对所有党员教育轮训一遍，使他们进一步明确方向，提高思想党悟，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其次，有重点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要下决心，扎扎实实一个一个的解决好。并且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所有的党员进行一次重新登记，以达到进一步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目的。与此同时，各县县委更加注重加强自身建设，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每个领导成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原配有吉普车的县，车子被锁进车库，县委书记带头搭班车或骑自行车下乡，在县城附近办事一律步行，带头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好反响。
二、纠正反右扩大化和甄别平反工作的展开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平反与处分”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1959年不应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确指示：要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的正确的，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错误地对群众进行的批判，应该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还应该纠正。甄别工作，实际上是为了消除“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调整党内政治关系，调整党同受过错误批判的群众的政治关系。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自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甄别工作进度缓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因此，中央认为，必须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通知》下达后，鄂南6县甄别平反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各县县委首先学习文件和政策，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甄别平反的范围、标准。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进行。对于脱产干部，特别是地、县委管理的主要干部，由县委组织专门力量进行逐个、细致的甄别平反，并及时报地委审核。县委负责同志还亲自与甄别对象交谈，解除思想顾虑。各级党委也抓住重点案件，进行细致的甄别平反，有许多负责同志在大会上挑起担子、个别交谈，工作做得较好。对于为数较多的农村一般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因为他们问题简单，一般都根据中央指示中提出的“一风吹”的办法平了反，因此进度加快了。蒲圻县委对1958年以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人员进行甄别平反。县委成立了由第一书记挂帅的领导小组，年底结束。全县受批判、处分的干部3000人中（脱产干部858人，非脱产干部2142人），给予各种纪律处理的有1046人，只受批判未给予处分的1954人。通过甄别，属于全错的2018人，部分错的239人，不错的743人。甄别后，应平反的进行平反，其中恢复原职的394人，安排相当职务的250人。另外对受过批判的6000余名社员、居民和学生采取召开代表会和社员大会方式，为其恢复名誉。崇阳县对1958年以来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535人进行甄别，维持原处分446人，修改结论26人，改变处分34人，免于处分的29人。通城县对“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脱产干部156人进行甄别，撤销处分恢复原职或相当职务的21人，补发工资10198元，退还罚款2888元。咸宁县对受批判和处分的4585人的案件进行复查甄别，给2757人彻底平反，给156人部分平反，同时，恢复72人的党籍。通山县对1958年以来受处分的320名党员进行甄别审定，其中全错122人，部分错75人，不错123人，分别给予平反或减轻、维持原决定。嘉鱼县对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及群众也分别进行甄别平反。鄂南6县纠正反右扩大化和甄别平反工作于1962年底或1963年初基本结束。
三、统战工作的加强和社会风尚的改善
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讨论了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主要工作，分析了几年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左”的倾向，确定以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为当前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主动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鄂南6县县委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在以下4个方面加强了统战工作：1、调整关系，正确处理好对党外各界人士的安置工作、甄别平反工作、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等几个突出问题。2、加强合作，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关系。3、发扬民主，认真实行互相监督的方针。4、组织学习，帮助党外人士改造世界观。通过落实党对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少数民族、台湾同胞等人政策，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人们，充分调动他们积极性。通山县委广泛团结教育党外知识分子，适当安排党外知名人从事工商联工作。蒲圻县先后有民主人士任副县长，任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鄂南6县以创先争优引领着社会风尚。在工业战线，组织，开展了“五好企业”、“六好职工”的活动。在统一职工思想基础上，发动职工找差距，提问题，提措施，制定“五好规划”，在班组之间、工人之间广泛深入地开展对手赛，形成了比、学、赶、帮的生产新气象。通过“五好竞赛”的开展，促进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在农村，广泛开展了“五好”活动。评比“五好”社员（爱国爱社好、参加集体生产好、遵守法令制度好、团结互助好、执行政策法令好）、“五好”干部（立场坚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好，如实反映情况、执行政策法令好，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好，大公无私、带头遵守制度好，联系群众，民主作风好）、“五好”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好，关心群众生活，完成国家任务好，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好，因地制宜、坚持技术改革好，教育群众、社会主义风尚好）。“五好”学习先进活动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以后，对广大干部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做好事、不计名、不图利的活动在鄂南6县迅速开展起来，各行各业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如通城县的全国劳动模范王三保（县商业局干部），养蚕能手潘凤保（马港镇农民），蒲圻县神山公社先锋二大队民兵连长、共产党员陈文清（为抢救民工，英勇牺牲），都是杰出代表。
鄂南6县多年未出现重大盗窃、重大诈骗和重大投机倒把案件；杀人、放火、投毒、爆炸、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案件减少；卖淫、嫖娼、吸毒等丑恶现象绝迹，打牌赌博被视为公害。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青少年健康成长。
第六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
一、“三五”计划的主要成就
1966年至1970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1965年，咸宁专区成立。为适应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同年8月10日，咸宁专员公署计划委员会成立，各县也相继建立计划工作机构，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以计划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三五”计划时期，全区编制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三五”规划（草案）和咸宁地区农业机械化规划（草案）。这一时期，全区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大力发展农业和支农工业产品，建设了一些大、中、小型水利工程。
“三五”时期，在“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形势下，农业生产受到高度重视，全区狠抓以排灌为中心的农电、农田水利建设，力争粮棉油早日上“纲要”。计划实现粮食总产量532.5万吨，油料产量93452.5吨。为完成农业计划，全区采取建设“标准化”旱涝保收田，严格播种计划，推广高产技术，普及先进农机具等措施。因农业生产各项计划指标定得过高，全区除粮食播种面积基本完成计划外，其余各项计划指标均未完成。其中：农业总产值282406万元（1980年不变价），仅完成当时计划的77.8%；粮食总产量4894635吨，仅完成计划的91.9%；油料产量60860吨，仅完成计划的65%。
1965年，全区工业企业只有447家，工业产值仅5605万元，不足全省的1.2%，工业在全区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足5%。1965年全区工业生产计划分别包含在孝感专区和黄冈专区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涉及到区内的工业产品计划品种有8个，分别为发电量80万度、柴油机300台、3000马力、针织品用纱量88件、日用陶瓷30万件、钢犁6万部、雨伞1万把、砂石土陶土瓷14万件、土纸1100吨。“三五”时期工业生产贯彻“备战备荒”的战略方针，计划立足于战争，地方工业以支援农业、支援三线建设为中心，相应地发展轻化、手工业。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连完整的正式年度计划也未形成，经济运行处于失控状态。“三五”初期（1966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为2481.36万元（含手工业产值，下同），末期（1970年）为8000万元。工业产品计划品种1966年为33个，到1970年达到61个。这期间全区工业年均发展速度为6.7%。
“三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下达计划是7334.17万元，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157万元，占计划的165.8%。重点是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小三线”建设和在阳新、咸宁等地建立武汉市工业区以及修建沟通各县公路、战备公路、桥梁工程。这些基本建设投资占当时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80%以上。这时期的重点建设项目主要有：1958年动工、1969年第一台机组投入发电的三峡工程试验坝——陆水水利枢纽工程，1966年动工兴建的咸宁南川水库，1967年动工并建成的阳新富池大闸，1967年动工兴建的崇阳青山水库，1970年投入运行的蒲圻陆水南干渠等5个水利工程；1966年建成投产的地区化工厂，1969年建成的鄂城钢铁厂和武昌县凤凰山煤炭工业区、1969年从武汉迁至区内阳新、咸宁、蒲圻、通城等县的冶金、机械轻工、化工等一批工业项目；1966年至1970年间建成的朱潘公路（咸宁至嘉鱼）、横沿公路（咸宁至阳新）、肖星公路（贯通咸宁、通山、阳新三县）、苏（家坊）路（口）公路等主要公路与1966年动工、1966年竣工的全区第一大桥——阳新八一大桥，1966年动工、1968年竣工的全区首座大型双曲大桥——蒲圻大桥（一桥）等交通工程。
“三五”期间，全区交通运输建设以温泉为中心进行规划和建设。重点建设以温泉为中心的主骨架公路，加强修建战备公路。修建战备公路和沟通与各县的公路6条，修建永久性桥梁552米、47座。由于“文革”开始，计划管理削减，加之国家建设资金紧张，有限的资金又不能及时到位，致使“三五”交通计划未能在预期内完成，但这些项目还是于“文革”期间断断续续建成。
“三五”期间，物资实行统收、统配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这时期全区的楠竹、木材上调量居全省第一，为全省的生产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五”期间，全区出口商品有6大类52个品种，主要包括皮毛、苎麻、猪鬃、猪肠衣、桑蚕等农副土特产品。1965年出口货源总额277万元，到1978年达到1307万元，年均递增12.7%。
“三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6%，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7%。“三五”计划的执行结果大大改变了我区工业布局和山区交通条件。由于“小三线”建设步伐过急，投资分配过于集中，形成布局突变，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浪费。
二、“三线”建设的良好开端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在我国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亦称三线建设。它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后而付诸实施的，曾一度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所谓“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他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按今天的区域来划分，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本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的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
咸宁被列为湖北省的“小三线”地区。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咸宁人民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精神，抓住“小三线”建设机遇，按照搞好“小三线”建设的要求，积极扶植、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为咸宁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期间，国家在鄂南建立了蒲圻纺织总厂、四四六厂、湖北煤矿机械厂等大型企业。蒲圻纺织决厂位于蒲圻市荆泉，它由纺织、丝织、印染、服装、热电等专业工厂和服务设施配套组成。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58亿元，净值2.52亿元，年工业总产值5.2亿元，是湖北省最大的纺织职合企业。1966年11月，船舶总公司即原第六机械工业部批准在湖北省蒲圻县铁山村北沟建一个舟桥产品专业化生产基地——四四六厂。1967年4月破土动工，因受“文化大革命”动乱影响，至1970年6月，“63”轻型舟桥试制投产，12月第一套“63”轻型舟桥胜利完工，次年3月投入批量生产。1971年4月，“62”重型舟桥投产试制，当年10月完工，随后投入批量生产。197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煤炭工业部以（1970）煤军字42号文件正式确定张家口煤矿机械厂部分搬迁到咸宁县。9月，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煤炭会战总指挥部和张家口煤矿机械厂革命委员会职合组成湖北省煤矿机械厂建厂指挥部。1973年12月，完成新建8个车间及有关辅助设施和一系列生产技术准备工作，正式生产出第一台SGWD-13型刮板输送机。湖北省煤矿机械厂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7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300余台，煤机产品主要为“双鲸牌”SGD（单链）和SGB（双链）两大系列、14个品种的刮板及矿用高强度圆环链；非煤机产品方面主要是旋压皮带轮和。工厂10×30系列起重吊装链。固定资产总值5287万元，工厂有职工1341人。与此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也在鄂南建立了咸宁工业区，先后兴建了电机厂、自行车厂、食品厂、碳素厂、棉纺厂等一批中小型企业。地、县的“五小工业”也蓬勃兴起，机械厂、化工厂、化肥厂、造纸厂、小煤窑、水泥厂、农机厂、铝厂、酿酒厂、塑料厂等一大批企业纷纷建立。咸宁工业的基本骨架初步形成。但后来由于武昌、鄂城两县相继从咸宁地区划出，使咸宁地区失去了两个主要的工业基地。加之武汉工业区咸宁地域布点企业相继搬迁回汉，区内相关企业关、停、转，使本不坚实的工业基础大大削弱，从而对咸宁地区工业造成严重冲击，带来了全区工业起步晚，块头小，产业链条残缺，协调性差，发展滞后的局面。
三、各行各业建设取得的成就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方工业初具规模。1949年，鄂南6县有工业企业44家（其中国有企业2家，集体企业42家，都是一些作坊式小厂，全部工业总产值仅573万元，其中国有工业产值64万元，集体工业产值509万元），到1965年建区时，鄂南6县工业企业有329家，其中，国有企业83家，集体企业246家，生产方式开始由手工生产向半机械化、机械化过渡，全部工业总产值达到4862万元，其中，国有工业产值4142万元、集体工业产值720万元。兴建了蒲圻陆水发电厂、赵李桥砖茶厂等中型企业，还建设了一批规模小的企业，如陶瓷厂、砖瓦厂、石灰厂、玻璃厂、铁木厂、粮油加工厂、酿酒厂、针织厂、服装厂、雨伞厂等。
公路建设成绩显著。1958年至1960年短短的三年中，鄂南6县新建公路88条，计长762.5公里，初步改变了公路交通闭塞的局面。从1958年至1965年的8年中，公路里程增加了约11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37.5公里。是公路建设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如蒲圻县完成了纵横东西南北的初级公路建设和改造任务。通城县修通了县城至6个区及36个人民公社的公路，而且接通了通城至平江、通城至临湘、通城至岳阳、通城至修水4条联接友邻县城的跨省公路。架起通城大桥、铁柱港大桥、菖蒲港大桥、关刀大桥、庄前大桥和推垅大桥等6座公路桥，打通了湘鄂赣三省的边贸通道。崇阳县在1956年11月，兴建了白（霓）大（源）公路；1960年，白霓至金塘41公里路通车。嘉鱼县重修了嘉蒲公路，全长34公里；新修了武嘉公路，全长88.5公里。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过程中，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鄂南公路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养护方面，注意克服了“大跃进”中出现的“重修轻养”的偏向，注重道班和养护管理规章制度建设，形成并完善了鄂南6县砂石路面公路的养护管理体系。
水利灌溉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南6县人民走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开发利用水资源、为人民造福的道路。各县水利部门遵照上级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水利规划，确定沿江平原湖区以防洪保安为主，增修加固堤防，整治险工险段。内湖以排涝为主，排灌并施；中南部山丘地区以灌溉为主，大力兴建蓄水工程，结合治水办电，实施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型为骨干，大中小结合，蓄引结合的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1959年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大协作的办法，兴建了嘉鱼县的三湖连江水库、渗子湖水库，咸宁县的四门楼水库，通城县的东冲水库、左港水库、阁壁水库，崇阳县的香山水库，通山县的石门水库。1965年10月兴建石壁、小青山、罗北口水库，扩建了四门楼水库；1966年又动工兴建南川、雨山、松柏湖水库。同时还兴建了一批提水泵站。初步改变了鄂南水利落后的局面，为防洪、灌溉和开发利用水力资源打下了坚实基础。
基础教育迅猛发展。1949年，鄂南6县仅各县城关有少数几所幼儿园，在园幼儿极少。当时有小学298所，学生2.51万人，教师1657人；中学8所，在校学生1877人，教师160人。到1965年，幼儿园发展到393所，在园幼儿6073人，教职工527人；全日制小学3150所，学生22.53万人，耕读小学5262所，学生8.65万人，教职工1.3万人，与1949年比，小学学校数、学生数、教师数分别增长328倍、12倍和8倍。全日制中学44所，在校学生1.3万人，教师1054人；农业中学、耕读中学203所，在校学生1.14万人，教职工468人，与1949年比，中学学校数，学生数、教师数分别增长30倍、13倍和9倍。从上述数字比较中可以看出，建国后16年，基础教育得到迅猛发展。
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党的八大精神指导下，按照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鄂南6县大力充实整顿已建立起来的医疗卫生机构，加之国家对卫生投入的增加，各医疗卫生单位的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增添和更新了医疗设备仪器，提高了防病治病能力。各县卫生院先后改名为县人民医院，并有计划地建立和发展了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机构。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组织社员参加合作医疗，人均年收费2-3元，集体和个人各出一半。1965年1月和9月，中央分别下发《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批示》和批转卫生部《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湖北医学院一批专家教授来到咸宁温泉，开始筹建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1966年春正式开学，首批招生160名，设有3年制医学大专班和两年护士中专班。为咸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母婴保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全区新法接生率达到70%以上，比1956年上升了30多个百分点，同时，还普遍开展了妇女的“四期”（月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宣传活动，凡农村妇女“四期”内减轻其劳动强度或休息，休息期间工分照记，对儿童定期实行预防接种，口服小儿麻痹症糖丸，注射百日破、卡介苗、乙脑疫苗，有效地保证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血吸虫病的治疗得到加强，疾病防治取得可喜成绩。1960年4月，通山县人民医院成功为白泥公社社员谭道诗摘除重31.25公斤的阴囊橡皮肿瘤。
文化事业不断壮大。1957年—1966年，鄂南6县的文化事业在奋斗中发展。从1957年各县成立文教局后，又陆续成立了咸宁县歌剧团、蒲圻县汉剧团（1965年改名蒲圻县文工团）、通山县地方采茶剧团（1960年改名为通山县地方实验歌剧团）、崇阳汉剧团、嘉鱼汉剧团和通城县业余剧团。1957年3月15日，湖北省文化局举办的全省第一次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蒲圻楚剧团（1956年3月19日成立，1957年调走）整理合作的《打金姑》、《一罐谷》获创作奖和表演奖，通山县汉剧团《失子惊疯》、《拷寇》等节目获集体二等奖，并获演员二、三等将。1958年1月22日到至27日，孝感专区举办第二届全区业余戏曲、音乐、舞蹈会演、通山县代表队的说唱快板《荒山变成聚宝盆》和通山民歌《倒插花》被评为优秀节目，并选入地区代表队赴省汇演，《荒山变成聚宝盆》被省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1960年小戏《雪夜护牲猪》参加武汉市群众文艺汇演获创作、音乐演出奖；嘉鱼县《南瓜丰收舞》参加专署汇演，并参加省汇演获优秀奖。1961年，通城县巴陵剧团演出的《打差算粮》参加孝感专区“一出好戏”活动演出，被评为一类剧团。1963年，咸宁县歌剧团以革命烈士何功伟为原型创作的大型歌剧《碧血丹心》、《清江战歌》演出获得成功。1964年，按照孝感专署要求“在1964年为农村服务和配合社会上作出更大成绩”，各专业剧团采取“分队”、“轻装”等措施，深入农村配合社教进行演出，如咸宁县歌剧团分成二个小分队，背着行李走乡串村，演出《三月三》、《小保管上任》、《双教子》、咸宁方言剧《二八开》等小型现代戏，17人的小分队还坚持演出了《江姐》等大型歌剧，深受群众欢迎；1965年蒲圻神山公社民兵连长陈文清在水利工程建设中舍己救人英勇牺牲，咸宁县歌剧团和蒲圻县文工团分别创作上演了大合唱和大型歌剧《陈文清》在全区掀起了学英雄、鼓干劲、促生产的热潮。1965年，咸宁专区歌剧团成立，创作排练了现代小歌剧《春笋》，1966年1月参加全省新创作节目汇演，获演出一等奖，后在洪山礼堂为董必武副主席专场演出。1959年—1960年，各县的新华书店县支店改为县新华书店，图书发行网络基本巩固，并延伸到较大的区设门市部。1957年电影管理权下放到县，1960年至1962年，各县成立电影管理站，到1965年，发展到57个电影放映单位，各县城关都相继兴建了不同规模的电影院。60年代初期，解决的是农民看到、看懂、看好的问题，60年代中期电影宣传形成热潮，三镜头幻灯宣传普及到各电影放映队。
供电事业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鄂南6县相继建起电厂。1951年前，安装的发电单机客量多在50千瓦以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以后，小火电规模逐渐扩大，到60年代中期，共安装200多台套发电机组，其中，为修建陆水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10月开办的陆水火电厂，安装10多套柴油发电机组，总容量1200千瓦，至1960年增容为2115千瓦，除主供陆水枢纽工程施工用电外；还兼供蒲圻城关及厂区附近部分农村用电。另鄂南6县区域或内可利用的总水量5980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35万千瓦，可开发量30万千瓦，为发展小水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1955年10月开始兴办小水电，在崇阳县香山桥兴建全省第一座小水电站——香山水电站，安装1台30千瓦木制水轮泵发电机组，并于1956年12月建成发电，拉开了咸宁小水电建设的序幕。到1965年，各县建成小水电站4座，装机74.6千瓦，发电量11.93万千瓦·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