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咸宁地方委员会和咸宁专员公署于1965年8月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所辖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原地委领导。咸宁地委成立之后，领导了“小四清”和“小四清”转向“大四清”的工作。
第一节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的建立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的建立
1965年6月，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孝感专署的咸宁、武昌、通山、崇阳、通城、蒲圻、嘉鱼和原属黄冈专署的阳新、鄂城等县划出，组建咸宁专署。中共湖北省委决定设立中共咸宁地方委员会。在地委正式成立之前，先建立咸宁地委办事处，为中共湖北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派出负责筹备工作的党政合一的过渡机关。王瑞生任办事处主任。7月，由孝感、黄冈公安部队调配人员，组建咸宁专区公安大队，下辖11个中队（含2个直属中队和9个县中队），隶属省总队领导。8月1日。中共咸宁地方委员会和咸宁专员公署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全省10个地、市之一，管理蒲圻、咸宁、武昌、通山、崇阳、通城、嘉鱼、阳新、鄂城9个县。8月7日，公布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组成人员名单。中共咸宁地委常委9名、委员18名；咸宁专署专员1名、副专员4名。王瑞生、任中林、梁家瑞、温英、赵克艰、古博、陈策、许忠吉、杜幕廉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王瑞生任地委书记，梁家瑞任地委副书记；任中林任咸宁专署专员，古博、王忠、郭欣、祁曙东任副专员。8月8日至10日，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办事机构成立。8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咸宁军分区成立，下辖9个县人民武装部，编入湖北省军区系列。9月，温英、赵克艰任中共咸宁地委副书记，周忠甲任咸宁军分区司令员，陈策任咸宁军分区政委。10月，成立咸宁军分区党委，王瑞生兼任咸宁军分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陈策任咸宁军分区党委书记，周忠甲任党委副书记。1966年，増补了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领导成员。2月，杜绍斌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地委秘书长，孙伟、高志杰任咸宁专署副专员。12月，周忠甲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
咸宁专区的设立，使湖北省地、市一级的机构设置更趋合理，长江以南的鄂东南9县（大冶属黄石除外）连成一体，形成了地域板块和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区域内以低山丘陵为主，兼有岗地、湖泊、平原，资源丰富，交通便捷，经济发展的互补性较强，后劲充足。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领导机构的成立，必将促进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和“小四清”
196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起初是采取正面教育的办法，结合整风整社和各项具体工作进行。1963年2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也称“小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四清”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湖北省委在1963年3月21日召开会议，贯彻2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在全省农村开展社教运动。6月3日至18日，湖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5月中央会议精神，学习讨论“前十条”，部署社教运动。会议将社教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提高干部，扎根串连，组织阶段队伍，解决敌我矛盾；二、开展“四清”，教育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解决干群矛盾；三、进一步贯彻执行“六十条”，解决公私矛盾；四、加强组织建设，巩固运动成果，组织生产高潮。这四个阶段是互相联系的，必须把整个运动当成一个完整的过程，既要层次分明，循序渐进，又要防止前后脱节，互不联系。会议要求先试点，然后从秋后开始分期分批进行。对于社教运动的具体做法，湖北省改变了前一阶段由各级党委负责的方法，改为上级党委派出工作队领导运动。中共孝感地委据此精神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安排和具体做法的意见》，提出了工作队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左”的做法。中共通城县委迅速行动起来，7月1日，在新合公社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10月在北港区正式开展；1964年2月，又组织522人的工作队，在城关，九岭区的9个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它5县先后成立工作团，工作队到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大致做法：一是放手发动群众，大造革命声势；二是以公社为单位作战；三是开好代表会：1.做好个别工作，培养典型；2.目标明确，从上到下，一层一层解决问题；3.抓住群众要求，放手让群众提意见，上下结合，内外结合；4.学毛著，上党课，批判坏人坏事。通过以上活动，初步审查整顿大队领导核心，摆正公私关系，安排好群众生活，组织生产高潮。
1964年8月16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的信，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集中工作队员上万人，声势浩大。省地机关派工作队，上下左右同时清理。建议中央机关也要抽出人组织工作队。8月18日，毛泽东批复“完全赞成”、“迅速实行”。于是，开始出现了集中万名工作队员到一县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九、十月份，鄂南各县分别组织机关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到孝感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咸宁县抽调650名机关干部、教师，到孝感县花园区；蒲圻县组织了760人到孝感县涂巷区；崇阳县组织了648人，到孝感县邹岗区；通城和嘉鱼两县组织了570人，到孝感县杨店区；通山县和云梦县干部一起到孝感县。根据“前十条”和“后十条”的精神，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次年八、九月份工作团队完成任务后返回各县。
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
三、“小四清”转向“大四清” 运动
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桃园大队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首次提出“大四清”概念，即，“现在我们搞的‘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物，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组织上的‘四不清’。”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今后城市与乡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通称“四清”(也称为“大四清”)。“二十三条”下达后，对整个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日常生产的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但是，“二十三条”的关键提法大大超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是一种更“左”的错误观点。“二十三条”正式颁布后，标志着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将运动铺开的办法由以前的以县为单位，改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地区为单位，集中搞一个县；将运动过程分为“四清”和建设两大阶段，具体分为：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四清”、对敌斗争、公私关系、组织建设、经营管理等六个步骤。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2月，咸宁县委培训第二批开展“小四清”单位的支部书记。同年夏，县委部署在全县分批开展以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月，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揭发检举干部“四不清”问题。凡有“四不清”问题的，均作自我批评，接受帮助。1964年秋，通城县委从县直机关和区、社中抽调干部487人，赴城关区开展社教工作。其重点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1965年11月，县委成立社教工作团，抽调1100名干部到磨桥公社（今属五里镇）开展系统“四清”（即“大四清”）。同时，全县各社、队也全面开展初步“四清”。“四清”运动共检举揭发出20多个方面的问题2770起，立案374件。其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198件，金额7.1万元；追回赃款4.5万元，处理违纪、违法人员160人，其中开除党籍37人，移送司法机关惩处26人。1964年12月，通山县成立“四清领导小组”，下设“四清办公室”，负责抓打击坏人坏事的工作；成立“县委工作队”，负责抓好当前农村的分配生产工作；成立“支农生活领导小组”，下设“支农生活办公室”，负责抓好支援农业生产，安排群众生活的工作；成立“移民委员会”，下设“移民办公室”，负责抓好移民工作。在“四清”运动中，通山县逮捕法办的5人，暂时拘留的3人，双开除的3人，开除回家的2人，撤职106人，留党察看6人，自我（隔离）反省156人，开除党籍19人。嘉鱼县在“四清”中，共处理126名，其中，党员58名。蒲圻县在运动中共有80人受到不同处分，其中受到党纪处分20人（开除党籍12人，留党察看8人）
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成立后，即着手部署“四清”运动。1965年8月中旬，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了王任重、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随县、洪山区“四清”工作队的经验，讨论研究了全区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搞好“四清”工作队革命化建设等问题。9月2日至14日，地委召开三级（地、县、区）干部集训会，地委书记王瑞生作主题报告，并代表地委部署了下段工作。地委决定，从上到下集训县、区、社干部，整顿党政领导核心，使干部普遍受到教育；干部集训结束后，各县先开展初步“四清”，然后地委将集中力量开展系统“四清”。地委社教总团设在咸宁县高桥区大幕公社，各县社教工作团设在“四清”点上。10月中旬，全区共组织“四清”工作队员9800多名，进驻353个公社、3443个大队，开展初步“四清”运动。工作队员除地、县、区、社干部外，还有中央、省直单位和部队、学校的干部教师3297人。这次初步“四清”历时3个月，于翌年1月中旬结束。
1966年2月，地委集中地、县、区、社的1万余名干部进驻咸宁、蒲圻两县开展系统“四清”（大四清）。为了加强对“四清”运动的领导，地委、专署除留2至3人负责面上工作，各县县委、县人委除留一名副书记或县长加上1至2名副县长负责日常工作外，其余领导成员都到两县搞“四清”运动。中央、省直单位的干部和武汉地区高校毕业班学生3000多人也参加了两县的系统“四清”。两县分别设立社教工作团，由地委负责同志担任团长、副团长；区设社教分团，由各县县委负责人担任分团正、副团长；公社设社教工作队，由区委书记或地专机关负责人担任队长、副队长；大队设社教工作组，一般为8至15人。这次“四清”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历时8个月（10月下旬“文化大革命”在各地兴起，工作队撤离），对于加强集体经济管理，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瞎指挥等不良作风，起了一定作用；对于刹住农村的封建迷信、房头宗派和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四清”运动贯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由于抓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些搞活农村经济、发展家庭副业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未能很好执行。不过，这次“四清”工作队的作风较为过硬，与群众同吃（不吃鱼、肉、蛋）、同住、同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同时由于领导骨干较多，运动中的某些偏差得到了纠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这一年在大旱的情况下，咸宁、蒲圻两县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
全区的“四清”运动到1966年10月基本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各县委监委查处了一批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共处分党员、干部1740人。“四清”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左”的影响，把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致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第二节城镇的“五反”运动和其他领域“左”倾错误的蔓延
一、“五反”运动的开展
1963年3月11日至22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社教运动，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按照中央关于在城市进行“一次大规模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獗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精神，会议决定在全省县以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分期分批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1963年8月，鄂南各县县委成立了城市“五反”运动领导小组，随后各县相继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进行动员和部署。根据中央提出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要求，制定四条原则：一、坚持高标准，坚持质量第一，集中思想、集中领导、集中时间、搞深、搞透、搞好。二、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组，派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干部担任组长。三、“五反”与农村社教运动时间错开进行，夏、秋两季主要大搞“五反”，春、冬两季主要农村社教。四、坚持分期分批开展运动，先搞全民所有制单位，后搞集体所有制单位；先搞县，后搞区；先搞党政领导机关，后搞企事业单位。各县把“五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反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为中心内容，解决好领导干部的洗澡放包袱是关键，坚持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各县充分发动群众，大搞自觉革命，启发回忆对比和诉苦的自觉性，造成群众性的自觉革命高潮。在具体做法上：①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了解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目的，解除顾虑；②揭盖子，放包袱，开展回忆对比，诉苦，启发自觉革命；③民主处理包袱。第二阶段，开展“两反”斗争。未取得“两反”斗争的胜利，各县主要坚持三条：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落后群众知情人，进行检举揭发，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内查外调掌握材料；深入地宣传政策和正确贯彻执行政策。具体作法：①采取抓两头（一手抓武装骨干，一手抓发动知情人）；②开展斗争，区别对待；③小组斗争之后，组织专门力量核实材料，争取不留尾巴或少留尾巴。第三阶段，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主要抓好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重新登记工会会员，整顿工会组织。在这两项工作的基础上结合进行政治清理，把四类分子从工会组织中清除出去。思想落后的会员，留在工会组织进行教育提高。思想建设方面就是对运动来一次复查总结，发动职工谈体会、谈收获、谈经验教训。同时，对某些不深不透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补课。崇阳县委和县直财贸、工交、农林水、文教卫、机关团体等5条战线成立“五反” 领导小组，配备专职干部34人，集中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研究“五反”的准备工作。1963年8月26日，召开县直机关党政群团干部动员大会，县委成员带头端正思想，“洗手洗澡”，先书记，后委员，个个检查，人人过关。9月17日，县委书记赵子理代表县委将县委集体和个人方面所检查出来的特殊化、开后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受礼送礼、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向县直机关区级以上党员干部作了检查报告。接着，县委成员又分战线作了检查。每个人开出清单，小组逐项评议，一一退赔兑现。9月25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动员科局长和区级干部“洗手洗澡”， “人人下水”，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边检查，边评议，边兑现。10月10日，县长许明恕对县直机关干部“洗澡”进行了动员，要求把“五反”运动搞深、搞透、搞细，参加运动的有338人。至10月24日，揭发出县直机关万元以上的贪污集团1个、贪污盗窃58人，其中1000元以上的3人，500元以上的5人。同时，揭出投机倒把案件10起。嘉鱼县参加“洗澡”的13名县委领导成员和副县长，从思想上图享受，生活特殊化，开后门、多吃多占等方面反省了自己。交待计有布票82丈6尺，蚊帐8床，汗衫13件，毛巾18条，棉花35斤，食油24斤，粮食191斤，胶、球鞋12双；另外，还多吃了一部分鱼、肉、蛋、糖等副食品。涉及到的人都作了比较彻底的检查。
二、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