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
1961年至1965年，国家经过5年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治上“左”的错误却仍在进一步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倾向日益严重。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要求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些判断，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过分严重估计，成为后来把阶级斗争迅速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依据。会议集中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从此，在中华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1966年5月下旬，中共咸宁地委按照中共湖北省委通知精神，在党员领导干部中组织学习和传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4月份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学习文件，认清形势，大鸣大放，清理思想，提高觉悟，投入战斗。随着这一精神的传达贯彻，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在咸宁地区兴起。
全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是从1965年11月开始的。在“左”的思想指导下，1965年11月，围绕对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进行批判，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错误批判运动很快发展成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
在全国对所谓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北省也很快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确定为“武大三家村”。
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6月9日，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二天，正式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定为武汉大学“三家村”，并开展残酷地打击和批判。
在批斗“武大三家村”的同时，咸宁也开始了深挖文化领域的黑帮。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中等学校层层挖“三家村”，校里揪“黑帮”，对出身不好或错划为“右派”的教职工，作为“牛鬼蛇神”大批横扫。此后，批判“三家村”的斗争，在咸宁地区迅速开展起来。
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发的造反浪潮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表态支持北京学生组织的红卫兵的“造反”行为，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会议批评了前一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党委派工作组试图领导运动的做法，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要扫除“四旧”；不要怕出乱子……“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错误的规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使红卫兵运动迅速升温，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在狂热的混乱中，“十六条”中关于“讲政策”的要求成了一纸空文。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扫除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风暴在全国广泛掀起，矛头所向，直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最流行的口号，“造反有理”成为最革命的行动。
咸宁专区的红卫兵组织这时迅猛发展起来，由学校到机关、工厂、农村，都自发建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到处鼓吹“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领导干部，横扫所谓“牛鬼蛇神”。地、县、区、社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陷入停顿。
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动
咸宁“文化大革命”的急剧发展，打乱了人民群众的平静生活，整个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为了抵制这种局势的发展，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1966年6月24日，中共咸宁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由7人组成。同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全区文化革命工作会议，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部署在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随后咸宁专区所辖的鄂州、武昌、阳新、嘉鱼、蒲圻、咸宁、通山、通城、崇阳九县都相继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以红卫兵的“破四旧”和“大串连”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咸宁全面发动，咸宁出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
1966年5月下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几名学生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卫兵”的组织。5月29日，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因此，北京市各个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北京红卫兵的发展和毛泽东对红卫兵的肯定，促使咸宁地区红卫兵运动迅速发展。在此之前，咸宁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抓农业开展的。1966年5月30日至6月2日，中共咸宁地委组织地、县、区三级干部（包括咸宁、蒲圻两个县“四清”工作队长以上干部和一些重点社队的干部）共388人，到随县洪山区参观学习开展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经验。6月14日，中共咸宁地委发出《关于三大革命一起抓，大搞双季科学实验讨论纪要》，要求各县要抓住“四清”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大好时机，突出政治，认真地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高潮，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三大革命一起抓，与当地群众、技术人员密切配合，搞好双季稻的科学实验，树立双季稻高产丰收的大样板，为大面积推广双季稻创造条件；改革农业耕作制度，争取水稻大幅增产。凡是双季稻没有过关的县、区，领导要亲自蹲点，办好科学实验样板。6月29日，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抗旱防洪，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的通知。7月11日成立咸宁专署农业办公室。7月28日，中共咸宁地委发出通知，号召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南局和省委的指示，深入开展学习和宣传刘英俊的活动。刘英俊是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炮连战士，为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英勇牺牲。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把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树立一批本地区的活样板，让毛泽东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根，让成千上万个刘英俊式的英雄不断成长。7月，全区一个月未下透雨，50万亩正在灌浆打苞的中稻遇到“卡脖子”旱，30万亩棉花和已插下去的40万亩晚稻受旱严重，还有30多万亩晚稻无水插秧。中共咸宁地委组织各级干部深入抗旱一线，带领群众抗旱夺丰收。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此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8月19日至21日，北京30万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消息传到咸宁，咸宁的红卫兵行动了起来，他们把自己认为带有所谓“四旧”色彩的道路、广场、商店、学校等名称，一律改用“革命化”的新名称。各县的文物古迹、寺院教堂、园林场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的服饰、装束在破“四旧”中受到猛烈冲击。抄家之风盛行，私设公堂，乱挖私坟现象严重。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咸宁专区农村广泛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本主义”和“三自一包”、“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没收农民自留地，不准农民在房前屋后种蔬菜瓜果，某些家庭副业也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而且要受到大小会议的批判，甚至被游行批斗。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和迫害。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连年下降。
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同时，开展了大串连活动。咸宁的大串连是从8月武汉测绘学院的红卫兵来蒲圻县串连，鼓动红卫兵造反开始的。1966年8月30日，在蒲圻参加“四清”运动的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伙同校友“杀回”蒲圻闹革命，省委指示咸宁地委全力以赴到蒲圻控制局面。武汉的红卫兵到蒲圻后提意见、提问题、提条件，上街游行、贴大字报，搞串连，挖“根子”，抓“爪牙”，3个月的时间里搞得整个蒲圻县和咸宁专区乌烟瘴气。与此同时，9月初，武汉测绘学院等地的“红卫兵”还到了鄂城等县串连，在城关街头讲造反有理，贴大字报，串连学生造反。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院革命学生、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革命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决定可以分期、分批，组织外地革命师生到北京参观学习，“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决定一出，全国范围的“大串连”，立即以地方党委和政府无法控制的趋势迅速兴起。咸宁许多学校人走校空，外地来咸串连的学生与日俱增。面对串连高潮迭起，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对串连学生做到五个保证，即保证串学学生吃饱、穿暖，有病治病，有针线，有纸笔用品。并要求各有关单位设立由科局长负责的接待站，腾出房子接待串连师生，每站要有20人专管接待工作，一场声势浩大的徒步串连运动迅速形成高潮。10月1日，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1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集会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庆祝大会，检阅了游行大军。咸宁专区赴京代表团600多人参加了集会游行，接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
据不完全统计，到1966年底大串连结束，咸宁学生到外地串连5万人次，来咸串连的外地学生达7万之众。“大串连”加剧了社会内乱，领导干部及文教、工商等各界人士受冲击，给交通运输等也造成了空前压力。
1966年下半年，咸宁地委顶住压力，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0月2日隆重举行了赠送《毛泽东选集》宣誓大会，将《毛泽东选集》1—4卷赠送给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咸专农校、财贸学校和温泉中学等大中专师生手中。10月16日，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直属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1000余名干部职工，在温泉举行誓师大会，响应中央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0月17日，咸宁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农业战线代表、咸宁县泉山公社同心大队党支部书记佘丰泉，财贸战线代表、通城县供销社六好职工王三保回到温泉，向8000多名干部职工汇报观礼盛况。10月咸宁县南川水库破土动工。11月，湖北工具厂在咸宁正式建立。12月嘉鱼县三湖连江工程竣工。此间《咸宁报》创刊，咸宁专区人民医院正式成立。
第二节全面“夺权”与“三支两军”
一、全面内乱和全面“夺权”
咸宁红卫兵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各种群众组织的建立。从1966年10月开始，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口号的影响下，咸宁专区部分组织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而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停工停产闹革命”，制造社会动乱，迅速演变为名符其实的“造反”组织。到12月底，基层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等组织被解散，各级党政机关几乎都被冲垮，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和各民主党派也相继停止活动。
1967年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把夺权行动看作是清除“走资派”，改组各级领导班子的有效方式。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极力煽动下，在很短时间内，掀起全国夺权风暴。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取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联合起来，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1月中旬，咸宁专区的造反派组织冲击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机关，宣告夺了咸宁专区的党政文领导权。党政机关工作陷入瘫痪，地委机关报《咸宁报》停刊。1月中、下旬到2月，全区所属各县以及区、社和各行各业领导权均被造反派夺取，甚至连农村部分大队的领导权也被夺了。
1967年1月，阳新县的造反派组织统一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部”。27日，造反派组织仿效上海“一月革命”，发表《夺权公告》，夺取了中共阳新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大权，强行收缴县委、县人委印章，同时启用“阳新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委员会”印章，宣布一切权力归“造反派”。接着，“造反派”又从上至下抢夺县直各部、办、委、局和区、公社党政领导大权。
1月18日晚，崇阳县的“造反派”组织，强占县广播站，控制宣传舆论工具。随后进驻县委大院，占领办公大楼，抢夺印章，县直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取或改组。
1月23日，通城县造反派组织开始了夺权行动，他们闯入县委大院，抢走县委、县人委及其工作机构的印章。1月29日，造反派组织散发、张贴夺权公告，召开“夺权胜利庆祝大会”。
2月上旬，鄂城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宣布：“全面夺权，党政机关交出印章，各单位负责人带‘长字号’的‘靠边站’”，全县区社的党、政、财、文大权很快被夺。
2月，蒲圻少数人把县委、县人委及其工作机构的印章抢去，张贴公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全面夺权，全县党、政、群、团组织全面瘫痪。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和“四清”工作组部分成员，被迫挂黑牌戴高帽游行，挨批斗，甚至遭毒打，有的竟被打伤致残。
2月3日，通山“红卫兵”组织召开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批斗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及部门负责人。2月至3月，造反派组织全面夺权，先后接管县广播站、各级党政机关及各部门领导权，甚至连农村部分大队的领导权也被夺了。
随后，武昌、咸宁、嘉鱼等县造反派组织也在本县全面“夺权”。
在夺权和掌权中，夺权者同倾向支持原来领导的群众之间，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参与夺权者同当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引发了全面内乱。“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使全区陷入混乱之中。1月25日，蒲圻师范、咸宁财贸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借口清查所谓“黑材料”，强行将地委机关管文件的同志带到咸宁军分区（原地委、专署的文件档案转移到军分区存放），强迫交出文件柜的钥匙。军分区司令员等领导出面劝阻。翌日，造反派不听劝阻，强行冲进档案室，翻阅全部档案、文件，抢走各种机密文件档案资料348份。
中共湖北省委在将要被夺权的前夕，召集全省各地、市主要领导干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很不自在，被造反派组织围追得调换了几次会址。最后，所有的与会者都身穿军装，坐上军车，在解放军战士的掩护下，躲到汉口滨江饭店把会开完。在省委开完会后，咸宁地委的几位核心成员，策划了一次有县、区、社领导干部以及各社教团、队长参加的会议。因为会议是躲在四门楼水库秘密召开的，因此，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议称为“四门楼”会议。这次会议无档案保存，会议精神大约是地委将要失去领导权了，号召大家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要经得住运动的考验，无论运动闹到什么地步，都要继续贯彻落实地委提出的各项生产规划和建设任务，尤其是要稳定农村的局面，在运动中要团结农民群众搞好农业生产，夺取丰收等等。然而，造反派却称“四门楼会议”为“黑会”，抓紧了对地委领导的揪斗。
8月9日，通山县造反派组织坏头头带一批人持枪冲到温泉，将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所谓“走资派”集中起来，勒令每人拿一个痰盂，挂一个黑牌子游街示众。其他8个县的造反派组织也先后来温泉造反，揪斗领导干部。
8月31日，造反派组织接管《咸宁报》，发表《告全区人民书》，声称：新生的《咸宁报》要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喊大叫，杀向党、政、军内“走资派”，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浴血奋战。一段时间，所谓新生的《咸宁报》成了造反派的喉舌。9月2日，各县造反组织进驻温泉，成立“咸宁专区各县革命造反派驻咸作战指挥部”。当日下午，指挥部在温泉大礼堂召开誓师大会，声称不把咸宁地委、专署的走资派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从1967年1月起，文化部门同经济部门一样受到严重破坏。专区和各县电影公司陆续接到影片“关、停、批”的通知，直至全部封存。新华书店的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科技书籍、广为流传的中外名著和工具书被列为“封资修”、“毒草”而封存或销毁。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一批剧目和名艺老人、艺术骨干受到冲击和批斗，服装、道具也成为封、资、修的东西被砸烂。文化馆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文物、博物被视为封、资、修的产物被铲除。
二、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
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对于这种严重混乱状况也不能不设法加以约束。当时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的指示、通知，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上述这些举措，收到的实效不大。在咸宁专区，除农民懂得“停产闹革命”要饿肚子外，各地造反派组织自然我行我素。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
1967年1月23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3月11日，咸宁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代行已瘫痪的咸宁专署的职权。3月25日，咸宁专署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由12人组成。指挥部在军分区党委领导下，统一指挥咸宁专区的工作。原咸宁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随即撤销。
3月30日，咸宁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发布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区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紧急行动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最高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干劲，打响春耕第一炮，为夺取全年农业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6月10日，咸宁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发出《关于认真做好防汛防洪工作的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区贫下中农、民兵和革命干部紧急动员起来，为夺取防汛、防洪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咸宁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和支左部队介入后，在组织工人和农民恢复生产、抗灾夺丰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很难避免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纠纷和冲突，有的造反派组织为了达到其夺权和当权的目的，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武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甚至由此酿成流血惨案。7月24日，中共咸宁地委、咸宁专署机关所在地温泉的造反派组织“革干联”成立。在少数坏头头的煽动和策划下，温泉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妖风。他们进驻咸宁军分区、一九五医院，抢夺武器弹药，抢劫机密文件，整理军分区首长的黑材料，武装游斗军分区首长。少数坏头头还组织武斗队，建立据点，封锁交通，制造白色恐怖，极力煽动所谓“反复旧”运动。7月29日，“咸宁温泉地区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成立。
7月至8月，咸宁高中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和咸宁二中造反派组织“红革司”的头头同武汉造反派组织“钢二司”头头相勾结，大搞反军乱军、抢枪武斗。他们抢劫咸宁军分区、咸宁县人武部、一九五医院以及公检法机关的枪支弹药，残酷斗争军队干部，致使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处于瘫痪状况。8月7日，嘉鱼县、咸宁县的造反派头头来到温泉，共同商定“造反公告”，用电报发至各县造反派组织，称温泉是“老保窝子”，军分区是“死水一潭”，呼吁各县造反派组织派人来温泉造反。8月26日，“武汉钢工总咸宁地区兵团”成立，并发表“第一号公告”，声称：要把刘少奇在咸宁地区的代理人、把陈再道及其在咸宁地区的爪牙批深、批透、斗倒、斗臭。9月2日后，各县造反派陆续进驻温泉，并夺了咸宁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权。10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206部队赴咸宁温泉开展“三支”、“两军”工作。11月11日，咸宁军分区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并举行誓师大会，参加学习班的有全区各县、区、公社武装部长和革命造反派。咸宁军分区、8206部队和一九五医院指战员出席誓师大会。11月12日，咸宁地委、专署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这次学习班在咸宁军分区和8206部队的支持下，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从教育入手解决干部问题，在“斗私批修”中改正错误，但收效不大。事实说明，既要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方针，又要在局部问题上纠正某些过火的作法，扭转动乱局面，这种两难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三、武汉“七二○”事件对咸宁的影响
1967年上半年，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由于权力分配问题引发矛盾，开始了愈演愈烈的武装争斗。6月17日，“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等组织与“百万雄师”在汉口六渡桥财贸大楼展开大规模的武斗，致使数十人伤亡，造成“六一七血案”。第二天，“钢工总”青山分部、“钢九一三”新一冶等7个组织，向武汉军区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制止“百万雄师”的武斗行为，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速行动，杀过大江。
武汉地区大规模武装冲突和“钢”派组织与武汉军区之间的尖锐复杂矛盾，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6月26日，中央办公厅、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军委文革办公室致电武汉军区，提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确的，希望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7月14日凌晨3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当晚9时抵达武昌，一方面想解决群众组织间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想畅游长江，再次领略长江魅力。但以中央代表团名义，从重庆赶到武汉、协助解决处理武汉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不听周恩来指示，私自外出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被学生认了出来。“中央派代表到了武汉”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造反派组织，又相继引发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大游行和激烈武斗。
7月18日深夜，王力和谢富治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宣布四点指示：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谢富治在造反派组织总部的活动和讲话，成为武汉“七二○事件”爆发的导火线。“百万雄师”与“三钢”、“三新”、“三司革联”造反派之间矛盾更加激烈。
7月19日上午，武汉军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武汉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开会前，湖北省机关的干部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官兵闻讯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军区参加会议，立即汇集到武汉军区大院门口，要求王力和谢富治接见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散会后回到东湖宾馆的王力对上述问题置之不理。20日凌晨，等了一夜的“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冲进了东湖宾馆，集聚在百花二号楼前，愤怒地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百万雄师”群众和部队战士冲到王力房间里，要求王力到军区大院，但王力坚决不去。“百万雄师”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拉了出来，推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4号楼上，受到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的质问。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得知独立师抓走王力的消息，非常吃惊，当即通知武汉军区，要求他们首先组织人力把王力找回来。孔庆德把“百万雄师”的负责人叫出来开会，然后趁机把王力转移出来。王力逃脱的消息传开后，“百万雄师”的群众被激怒了。7月20日，武汉三镇象炸开了锅的沸水翻腾起来，群众和部队战士涌上街头，数百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公检法干部和部分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少机关干部和学生们也参加了游行队伍。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是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阴谋活动的事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事后，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咸宁离武汉较近，影响更加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