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和对武斗的制止

　　武汉“七二○事件”后，大规模武斗及其伴随的打、砸、抢、抄、抓，严重危害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感，“造反派”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要求联合的呼声不断，许多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抵制、反对武斗。

　　1967年9月上旬，《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战略部署，包括“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批评了大联合“以我为核心”的倾向，提出工人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大联合是在大批判、“斗私批修”基础上相互协商形成的。

　　9月18日，毛泽东从上海返回北京途经武汉，在武汉停留了4天。在汉期间，毛泽东接见曾思玉，在听取武汉的情况汇报后，指出：一是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二是解放干部；三是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武斗升级、局势恶化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除对一些严重动乱的单位实行军管外，组织有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动乱单位。10月13日，人民解放军8206部队赴咸宁温泉继续开展“三支”、“两军”工作。11月中旬，在咸宁军分区、8206部队的组织下，分别举办了全区各县、区、社武装部长和造反派组织代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咸宁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泽东要“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的指示。部队首长还向造反派组织代表传达毛泽东同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中批评他们“打倒一切”，大搞武斗的错误，使造反派的极左思潮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联合”、“三结合”的气氛开始形成。

　　10月14日，中央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蒲圻县学生陆续回到学校复课，军队进驻学校，组织师生开展军事训练。1968年1月，县人民武装部和指挥部分别召集各群众组织协商，动员各派实现大联合。

　　通城县人武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立即停止武斗，解散武斗专业队，无条件交回枪支等武器装备的紧急通告”，于8月上旬开始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迫使两派停止战斗。

　　10月22日，崇阳县造反派100多人，分乘三辆卡车，持枪赴通城参加派性武斗。随后，被崇阳县人武部和“崇阳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制止，武斗逐渐平息。

　　1968年3月上旬，阳新县人民武装部指战员开始进驻学校、机关、工厂“支左”，省军区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进驻阳新，使混乱的形势得到控制。

　　到1967年底和1968年初，鄂城县、咸宁县、通山县、嘉鱼县、武昌县等地各群众组织也实行了“大联合”，对武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制止。

　　二、“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武汉“七二○事件”后，曾思玉主持武汉军区工作，着手湖北地区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委会的组建。在武汉军区的帮助下，全省许多单位实现了大联合，按系统成立了“红代会”、“工代会”，社会局势逐渐缓和。到1967年底，武汉军区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协商，开始筹备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1日，中央批准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2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统揽全省党、政、财、文大权，下设有党政不分的办事、政工、政法、生产指挥四大组，原湖北省人民委员会直属的委、办、厅、局机构，有的被撤销，有的被合并，原省直机关干部几乎全部被集中到应山、黄陂县搞所谓的“大批判”。

　　革命委员会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被“解放”的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1967年12月16日，湖北省专、县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嘉鱼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刘鸿鸣任主任。1968年1月18日，咸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安德任主任。1月20日，蒲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董登基任主任。2月20日，阳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崔世斌任主任。1月23日，通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王玉屏任主任。1月22日，鄂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周长健任主任。1月23日，崇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韩金城任主任。8月20日，通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路三海任主任。9月15日，武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雅林任主任。

　　1968年2月，咸宁军分区政委陈策调离，宜昌军分区政委侯占太调任咸宁军分区政委。经过军分区司令员周忠甲、政委侯占太等人多方做工作，达成成立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协议。2月21日，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2月23日召开成立大会。革委会领导班子按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由委员71人组成，其中常委19人。军分区司令员周忠甲任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侯占太，原专署专员任中林，以及温英、古博、彭闯等5人为副主任。地区革委会内设办事、政工、生产指挥、政法4个大组。

　　1970年，咸宁地区革委会领导成员进行了几次调整。1月，王瑞生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3月，侯占太任地区革委会主任，郭天木、魏聚金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4月9日，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其成员有侯占太、郭天木、任中林、王瑞生、魏聚金、古博、温英、赵克艰、杨大彬。侯占太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郭天木、任中林任副组长。11月，王瑞生任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2月，赵克艰、陈金声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1968年2月23日，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公告》，宣布“自1968年2月23日起，咸宁专区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归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2月27日，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颁布《关于思想、作风革命化的决定》。2月28日，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群众运动的决议》。随后咸宁军分区对地区公安处、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咸宁地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在地、县两级革委会成立的同时，所属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区、社也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实行军队干部（基层单位为民兵干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造反派组织头头）三结合，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社会动乱、矛盾较多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加之他们对地方工作不熟悉，在工作中也不可能不产生一些缺点错误。参加革委会的少数领导干部，由于受职权和条件限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参加到革委会里的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在革委会内外兴风作浪，干扰正常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一次大倒退。在革委会内部由于造反派的参与和破坏，使一度暂时缓和的形势又出现反复。

　　三、“三反一粉碎“运动

　　1968年3月下旬，林彪、江青制造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事件”，提出在全国开展所谓“三反一粉碎”（反右倾保守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翻案复辟风）斗争。咸宁、温泉造反派组织在少数坏头头的煽动下，再度掀起“杀向社会，大闹温泉（温泉党政机关）”的狂潮。造反派残酷斗争王瑞生、赵克艰等领导干部，还占领地区民管处的一栋楼房，设立“三反一粉碎”指挥部。随后，咸宁县造反派组织在坏头头的策划下，抢劫咸宁军分区军火仓库。5月1日至11月，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全区“三反一粉碎”运动。在造反派的狂暴参与下，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在全区涌起，揪斗、抄家、武斗，一浪高过一浪，各级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学校、工矿企业的广大干部群众遭到迫害。

　　5月29日，蒲圻师范造反派坏头头煽动一伙人抢走人民解放军驻赵李桥部队的枪支、弹药。5月至7月，通山县大畈区少数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大搞逼、供、信，把贫下中农打成“反革命”。全区5个公社、47个大队，就有4个公社、20个大队揭发出所谓“反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85人，其中贫下中农147人，占85%。遭吊打的有126人，其中被打死15人，打残14人。6月7日，蒲圻县个别造反派头头，采用非常手段，盗用调令，私开国库，运走军用粮5万余斤；8日，造反派组织在坏头头的唆使下，携带枪弹赴官塘驿火车站，持枪拦截北上的282次列车，造成列车晚点半小时的重大事故。6月15日至17日，造反派组织“武汉钢工总地质兵团七○一兵团”，向通城县城连续炮击3天，炸死5人，炸伤3人。6月19日，《咸宁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翻案团”》，指出“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为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地专总部’翻案，为‘七二○’反革命严重政治事件翻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伸向咸宁地区的代理人翻案”，把斗争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6月22日，造反派组织“长办施总联司”派人到蒲圻火车站张贴大字报，与火车站职工发生冲突。“长办施总联司”的张仁兴在冲突中被打死，引起武斗。“长办施总联司”在坏头头的指挥下，用6.9公斤炸药炸断铁轨71公分，炸断枕木4根，震松枕木51根，并在北斗铁桥附近埋设炸药被解放军战士赶来制止。武斗持续5个多小时，打死3人，枪伤2人，火车站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火车停运7个昼夜的重大事故。8月1日，阳新县城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双方共打死武斗人员6人、无辜群众2人，打伤25人。

　　面对全区异常险恶的形势，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组织传达、学习中央5月28日和7月3日关于停止抢枪和武斗的命令，立即掀起强大的宣传声势；命令各种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交回抢去的现金、物资和武器装备；采取果断措施，恢复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坚决制止一切违法活动，使局势得到初步控制。5月29日，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地区所属机关、厂矿、学校的干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不得随便外出。已外出者，接通知后返回本单位参加“斗、批、改”。逾期未返者，一律停发工资。其后，地区革委会又进一步贯彻省革委会的决议，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自觉铲平山头，按照系统、行业、班级，彻底实行归口大联合，返回原单位，复工复课。上述措施对消除武斗和实现“大联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开展

　　一、“清理阶级队伍”逐步展开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8月，毛泽东对工厂的“斗、批、改”作出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后来，这一指示不仅运用于工厂，还推广到社会各条战线，咸宁的“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

　　8月18日，湖北省革委会发出《关于热烈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军队干部，深入开展“三忠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更加深入地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泽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运动。这一运动把广大群众对自己领袖的朴素阶级感情扭曲成狂热的个人崇拜，产生了一些怪异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膜拜形式，如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做“忠”字操，“造红海洋”，对着毛泽东画像“早请示”、“晚汇报”，社队、工厂“开工三带”（带毛泽东像、语录、红旗）等。“胸前挂像章，家里供塑像，手捧红宝书，口念万万岁”，成为当时无限忠诚的样板。10月24日，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咸宁县城关镇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来自全区各县的工农兵群众4万多人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在咸宁地区普及发行毛泽东像章。这些带强制性的群众性活动，使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并带上一层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

　　7月10日至15日，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嘉鱼县召开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会议。地区革委会主任周忠甲、副主任任中林参加会议并讲话。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咸宁地区各级革委会陆续组织工人、解放军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进驻城乡，领导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地主、富农、资本家、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等清理出来，达到“阶级阵线分明”的目的。

　　清理阶级队伍是与革命大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革命大批判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各单位重点转向批判“洋奴哲学”、“专家治厂”和“公私溶化论”等观念，批判本单位本部门的“走资派”。从1969年起，批判的对象集中于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8月24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抓紧革命大批判》社论后，地区革委会采取大会集中批和小会专题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革命大批判。10月11日至12月5日，地区革委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开展大批判。参加学习班的有地、县和部分区、镇革委会成员及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共860人。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恩玉，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等到学习班作了重要讲话。参加学习班的成员学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展对反革命地下组织“大杂烩”及反动刊物《评论》的反革命罪行的批判，肃清其在我区的流毒，铲除其“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极左思潮和“一贯正确”、“造反派受压”等谬论。批判“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理论，尽力把犯错误同志拉过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次学习班澄清了群众组织中的一些糊涂认识，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部分极左行为。但整个大批判运动，助长了极左思潮，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此后，通过“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挖出“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军民关系，破坏生产的一小撮走资派，一小撮坏头头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左分子”，进行狠批猛批。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使一批干部受到打击，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过程中，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统称为“一打三反”运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地区革委会成立办公室，专门负责全区“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在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同时，经济领域则进行了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简称“三反”）。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买卖都按照计划进行，一切经营权都属国有或集体所有，个人从事买卖活动被认为是“投机倒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投机倒把”不仅是一种扰乱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行为，而且经常被“上纲上线”，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高度，并受到较其他时期更为严厉的打击。“一打三反”运动持续近3年。1971年8月30日至9月2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一打三反”会议，各县委主要领导人、各厂矿代表和革委会负责人，以及地直各单位负责人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讨论和讲用，对前段“一打三反”运动进行了总结。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

　　二、“教育革命”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咸宁各类学校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中相继“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的破“四旧”、大串连、夺权“造反”以及武斗，严重破坏了学校设施，冲击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大、中、小学一律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随后，《人民日报》陆续刊登文章，表示“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并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在学校开展“教育革命”的指示。根据中央的精神，咸宁地区的学校陆续复课，但上课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语录、两报一刊社论、革命歌曲等。形式也以“天天读”、“讲用会”、批判会等活动为主。1968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由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学习北京的做法，“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把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全区教育革命涉及到教育领域里的领导体制、教学体制、专业设置、学校布局、教材教法、师资队伍、学生组织等，但最主要的是领导体制、教学内容、学校设置和招生制度上的所谓革命。

　　改革领导体制——1967年至1968年，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咸宁地区各县向各中、小学校派驻工宣队、贫宣队，形成了以工（贫）宣队为核心的由工（贫）宣队、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但学校属于教育领域，工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各学校，由于许多队员文化水平低，不懂教学规律，作风简单粗暴，不适应管理教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校原来的负责人开始进入领导核心。1969年以后，工宣队和贫宣队在校人数逐渐减少，有的贫宣队还撤出了学校。

　　改革教学内容——按照“学制要缩短、教材要精简”的要求，咸宁地区对学制、课程、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加强政治理论和劳动技能课程。1970年，实行开门办学，全区中小学全面丢掉课本，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开荒山，建茶园。有的教师领着学生奔走数十里，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学开“三机一泵”（柴油机、脱粒机、拖拉机、水泵）。学校根据形势的需要，打乱课本的知识体系，编发“三机一泵”教材以及《测量学读本》、《农药的配置和应用》等，课堂教学秩序彻底打乱，学习知识的大好时光被耽误。

　　改革学校设置——各类基础教育出现膨胀现象，小学大办“五七教育网”，学校数猛增，全区有学校2066所，在校学生发展到60.69万人，中学发展到1383所，其中高中262所，初中1121所，还有小学附设初中班884个，学校学生总数为20.83万人，追求所谓的“读高中不出公社，初中不出大队，小学不出小队”的教育普及目标。由于学校设置数量大增，超过了当时国民经济承受能力，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制约了教育的正常发展。

　　改革招生制度——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提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指示精神，全区各县都创办了“农业大学”。1971年开始，大中专学校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原则，废除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作法，持续了6年时间，造成大中专学校教学质量下降，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精简城镇人口等，国家曾组织、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落户，支持农业生产，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逐步深入，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高等院校连续几年停止招生，工厂、企业不招工，商贸服务性行业萎缩，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又难以就业，滞留城镇，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一全国性的问题极为重视。1968年7月以后，毛泽东先后发出“知识青年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指示。10月中旬，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届政治工作会议。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侯占太、任中林到会作了报告，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项政策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1969年1月20日，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安置分配办公室成立，具体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1968年秋，咸宁地区革委会组织了一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落户。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区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广大知识青年有的投亲靠友到农村插队落户，有的由父母所在单位集体组成知青小组，到农村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年内，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达8万多人。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时10年，基本形成了一项制度，并具有不同于以往的鲜明时代特征。一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被当成了改造人的运动，被当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部署，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二是在具体做法上，带有明显的强制性。除了少数年份外，青年学生基本别无选择都要上山下乡，区、县、街道均有指标、有任务，强制动员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三是单一性。“文化大革命”前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的多种手段之一，而“文化大革命”中基本是“一锅端”，全部下去。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一代青年知识贫乏和社会人才结构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加重了国家、农村和知青家庭的经济负担。政府、社会、知青家庭以及知青个人都为上山下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结果却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1978年国家有关政策出台之后，咸宁地区行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具体措施，逐步解决了知青插队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下乡知识青年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建设农村，开发农业做出的宝贵贡献。一代知识青年在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普及文化教育，为农民送医送药，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在政治运动和艰苦生活的磨练中，许多人学会了思考，思想渐趋成熟，意志更加坚强，最终成为继往开来、奋力开拓的一代。

　　三、机关革命化和干部下放劳动

　　1968年5月7日，是毛泽东作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黑龙江省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说：“毛主席最近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该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彻底的革命化……”从这以后，“五七”干校在全国各地兴起，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各种“五七”干校和山区、农村、基层，“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湖北省革委会将省属一级单位8000余名干部，下放到黄陂农村的原部队营房劳动。1969年10月，省革委会根据林彪发布的所谓一号战备命令，将省直属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家属20000余人下放到沙洋劳改农场所在地，办“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改造。与此同时，省革委会还将省直二级单位干部及家属6010人，分别下放到郧阳、光化、谷城、南漳、保康6个县32个公社插队落户，接受长期劳动改造。全省各地市县也先后下放干部7.5万余人，办起“五七”干校70余所。

　　1968年初冬，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在咸宁县向阳湖围垦区内创办了咸宁地区“五七”干校，王瑞生等一大批领导干部下放劳动。1969年初，国家文化部在咸宁县向阳湖区创办了“五七”干校。国家邮电部、交通部分别在阳新半壁山农场、综合农场创办了“五七”干校。武汉市下放了一批干部到蒲圻、嘉鱼、崇阳、阳新4县插队落户。

　　此次大规模的干部下放，有以下基本做法和特点：一是与“战略”紧密结合。这次下放又称为“战备疏散”，疏散人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除居民、职工和知识青年外，一大批所谓政治上有问题、不可靠的人被列为重点遣送下放对象。二是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各级革委会召开动员大会，通过大宣传、大学习把疏散下放变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三是采取了强制性的措施和办法。下放人员名单一般由单位领导确定，名单一经确定立即送“喜报”上门，即使个人没有提出申请，也要无条件接受、服从；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被动员下放，另一方必须随行；对不肯走的人员采取强迁户口、停发工资等措施。

　　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他们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同时，大批干部、职工和居民下放，其思想抵触情绪很多，也给原本十分贫困落后的农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四、国家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在咸宁，国家文化部创办的向阳湖“五七”干校最为著名。

　　1969年9月，文化部所属机关6000多名文化人及家属从北京永定门车站出发来到咸宁向阳湖，建立“五七”干校，校址设在向阳湖的四五二高地。当时把干校选在咸宁，主要考虑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咸宁靠近京广线，交通便利；二是咸宁向阳湖有宽广的湖面，可以围垦造田。

　　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军代表全面领导，湖北省军区从所属单位抽调了73人，组建了“五七”干校军宣队，接替原北京军区设在文化部的军宣队，其中师职1人，团职7人，科级10人，参谋干事48人，排以下干部7人，于1970年6月2日进驻干校，随即与文化部带队干部组成核心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政工组、专案组、生产组、基建组、建筑材料组、食堂、直属单位、中转站、木工排、汽车修配厂和运输队、机耕队、医院、学校、幼儿园以及丹江口老弱病残休养所等。“五七”干校又分文化部机关、文联作协口、出版口、文物口、电影口5个大队26个连队。建校初期，在武昌金口和乌龙泉设有家属连，还有两个连队分别驻汀泗桥烧砖瓦和驻双溪挖煤，另在鄂西北设有丹江分校。从1971年起，学员陆续调回北京；到1973年，大部分学员离校；1974年12月16日，干校解散，合并到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天津静海团泊洼。

　　从1969年到1974年，文化部6000多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翻译家、艺术家、出版家、历史学家及家属下放到鄂南向阳湖，分别经历了为期3年左右的“劳动锻炼”生活。在特定的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一下子汇集于咸宁的向阳湖，人数之多，密度之高，都十分罕见。他们当中有：冯雪峰、沈从文、张天翼、孟超、陈白尘、金人、孙用、纳训、侯金镜、冯牧、郭小川、李季、邵宇、邹雅、刘继卣、陈翰伯、金灿然、王子野、吴仲超、唐兰、龙潜、冰心、楼适夷、韦君宜、周绍良、徐邦达、刘九庵、耿宝昌、金冲及、卢光照、许麟庐、李平凡、吴雪、王益、宋木文、范用、杨德炎等。他们在向阳湖劳动生息，辛勤耕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刻骨铭心的一页，写就了一段真实而荒唐的历史。

　　6000多名文化人下到咸宁，首要的问题是吃、住问题。他们先是住在老乡家里，安顿好后，就开始建房和围湖造田。当时围湖最大的工程是修堤坝，干校负责6500米。他们围湖造田大约有1800亩，其中旱地200亩，水田1600亩。旱地主要种经济作物、油料作物；水田种早稻和晚稻。

　　当时，中央办公厅设在江西的干校打起了“四自给”（粮油肉菜自给）的旗帜，号召当年要把干校的投资挣回来，并做到翌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向阳湖“五七”干校迫于形势，也跟着要求“四自给”。当时提的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掀起一个比学赶超创劳动模范的活动，几年来评出了4个先进连队，6名劳动模范。

　　“五七”干校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这些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向阳湖文化人最不愿意触及的痛心回忆。当时，干校影响较大的一件事是深挖“五一六”分子，干校各个连队都有所谓“五一六”分子，对他们开展过批斗会，后来自我检查过关后，渐渐解放出了一批人。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被作为开展“斗、批、改”运动，进行阶级斗争的场所，被下放到干校的人员，大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问题没搞清楚，或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许多单位还把去“五七”干校作为排斥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手段，把干校作为变相劳教、迫害人的场所。干校成员工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参加生产劳动，接受改造，经历磨难，开展大批判，这些都可在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可见一斑。

　　五、所谓“反复旧”运动的遏制

　　湖北全省各级革委会成立后，采取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业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全省的局势逐渐好转。但造反派对此强烈不满，认为上缴武器是打击造反派，实行革命大联合是混淆“左”派和“右”派，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包庇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使全省“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于是，少数造反派头头秘密策划开展“反复旧”运动，将矛头直指全省各级革委会，企图重新打倒结合进入全省各级革委会的领导干部，进一步制造社会内乱。

　　1969年初，有些造反派提出湖北有复旧现象，认为一些基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遭到排挤和打击。造反派提出“张体学信不过”，“造反受压”，“武汉复旧了”，“根子是曾思玉”，要全面开展“反复旧”运动。4月11日晚，造反派头头在武汉贴出《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的大字报，极力鼓吹“杀向社会反复旧”。4月中旬，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的“反复旧”大字报传到咸宁温泉，温泉地区的“反复旧”运动升级。5月6日，咸宁县“工代会”和地直“工代会”组织上千人的火炬游行，从咸宁县城关游到温泉，鼓动所谓“反复旧”运动。咸宁、温泉的一部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成立了“反复旧”组织。他们列举所谓的复旧的“十种表现”，说明群众组织在革委会中权力基础被严重削弱，号召造反派坚持斗争，要“颠倒被颠倒的历史”，要“夺回被资产阶级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

　　为了解决“反复旧”运动的问题，咸宁地区革委会召开会议，强调现在咸宁局势极度混乱，不能再乱下去，必须停止“反复旧”，但遭到造反派的反对。随后，造反派组织开展集会讲演、火炬游行、静坐绝食，致使交通混乱；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造反派的鼓动下，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冲向社会，使刚刚有所好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再次被打乱。

　　中央对湖北“反复旧”运动造成的社会混乱十分重视。4月29日至5月2日，中央把武汉地区结合在省、市革委会中的22名群众代表召集到北京，解决所谓“反复旧”问题。5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武汉反复旧问题》的决议，批评武汉地区的“反复旧”运动错误地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错误地把“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置于一切之上，严重地违背了中央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省革委会立即向全省宣传贯彻中央决议精神，采取措施使外出串连的人员回到原单位，随后集中1319名有关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到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省局势很快得到稳定。受武汉地区影响的咸宁地区所谓“反复旧”运动，通过贯彻中央精神，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参与“反复旧”人员的思想教育，也得到了遏制。

　　第三节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建设

　　一、整党建党活动的开展和中共咸宁地委的恢复

　　整党建党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50字建党大纲”和“吐故纳新”指示而开展的一次党的建设运动，是“斗、批、改”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任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咸宁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各单位、各部门相继被夺权，原有的党政机构基本陷入瘫痪，全区各级党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广大党员也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1967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后简称“50字建党大纲”）。同年11月，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农民、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毛泽东“50字建党大纲”和“吐故纳新”的思想，成为全党开展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12月2日，中央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要求各地全面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

　　湖北的整党建党工作从1968年10月开始试点，一年后全面展开。1969年10月，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成立，周忠甲任组长，侯占太、任中林任副组长。这次整党建党以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吐故纳新”、“开门整党”为根本指导方针。整党建党工作首先在湖北工具厂、通城县建设公社、鄂城县新庙公社、阳新县白杨公社开始试点，然后在全区分批展开。12月15日至18日，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各县革命委员会负责整党建党工作的同志以及第一批整党建党试点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地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此次会议提出了后段整党建党工作要求，整党建党单位在第一阶段必须狠抓规划、领导班子、骨干训练、领导工作等“四落实”，办好骨干学习班，做好开门整党；第二阶段要深入广泛开展革命大批判，“斗私”、“批修”，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第三阶段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搞好组织上的“吐故纳新”。

　　从1969年10月到1971年底，整党建党工作在全区由点到面铺开。整党建党的主要步骤，一是开展“革命大批判”，组织党员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二是实行开门整党，搞群众评议过关，在组织大批判的基础上，党员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以及阻碍革命的主要问题，并写出书面检查，在有非党群众代表参加的整党小组会上作检查，然后由小组评议，通过者恢复组织生活。三是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选拔一批“经过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党员”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在整党建党中，按照“吐故纳新”的要求，全区共“吐故”447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0.6%，纳新6262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8.5%。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普遍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在党的九大以后在咸宁地区全面展开的。这次整党建党，以毛泽东“五十字批示”作为建党纲领。当时所指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个建党方针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纳新”上问题较为突出。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甚至被错误地开除出党；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争权夺利、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由于这次整党建党中，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和基层党组织，正气有所上扬，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1970年4月9日，经中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同意，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行使地区党的领导职权，革委会行使地区行政职权。5月28日，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的决定》，全面指导整党建党工作。

　　1971年2月23日，中共咸宁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温泉召开，28日上午闭幕。出席会议代表519名，代表全区73328名党员。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侯占太所作的《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报告、《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委革命化建设的决议》。新地委人选，按照坚持标准，照顾各方面代表性，按军队、地方、基层党员干部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出委员41名，候补委员5名，常委8名。书记侯占太；副书记王瑞生、郭天木，常委侯占太、王瑞生、郭天木、魏聚金、古博、赵克艰、杨大彬、罗来英。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随之撤销。至此，中共咸宁地委正式恢复，整党建党活动到年底基本结束。

　　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建设

　　根据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安排，整党建党告一段落后，咸宁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即开始部署恢复建立中共咸宁地、县委的工作。在中共咸宁地委恢复的前后，各县党组织和全区各级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建设。

　　1970年8月23日至29日，中共阳新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阳新县城关镇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阳新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1人。大会以后，增补县委委员17人，县委常委16人，李振国任县委书记。8月24日至30日，中共通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通城县城关镇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通城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0人。大会以后，增补县委委员7人，常委11人，副书记8人，书记作了调整。中共阳新县委和中共通城县委是“文化大革命”中咸宁地区最早重建的县委。

　　9月17日至22日，咸宁军分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出军分区第一届党委委员29名。一届一次全会选出党委常委11名，侯占太任党委书记，郭天木、赵汝杰任党委副书记。咸宁军分区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为中共咸宁地委的恢复和重建创造了条件。

　　11月10日至15日，中共鄂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鄂城县城关镇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鄂城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2人。在县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常委6人，李国民当选为书记。12月20日至26日，中共嘉鱼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嘉鱼县城关镇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嘉鱼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0人。在县委三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常委6人，刘鸿鸣当选为书记。12月24至29日，中共蒲圻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蒲圻县城关镇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蒲圻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7人。大会以后，增补县委委员29人，常委20人，副书记、书记都有调整。12月24日至30日，中共崇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崇阳县城关镇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崇阳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8人。大会以后，增补县委委员15人，县委常委10人，调整了书记、副书记。1971年2月4日至9日，中共武昌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武昌纸坊镇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武昌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8人；三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常委7人，唐振德任县委书记。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1971年2月23日至27日，中共咸宁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温泉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地委班子。其后，3月11日至15日，中共咸宁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咸宁县城关镇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咸宁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人；大会以后，增补县委委员18人，常委12人，副书记6人，荣庆山任书记。3月14日至17日，中共通山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通山县城关镇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通山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人；大会以后，增补县委委员14人，县委常委9人，崔世斌任书记。至此，咸宁军分区党委和地委所辖9个县委全部恢复。 

　　中共咸宁地委恢复重建后，湖北省委多次对咸宁地委、地区革委会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充实。1972年5月，古博、赵克艰任中共咸宁地委副书记，张明、张雅林任地委常委。8月，周熙钧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1月，张明、陈金声、温英任中共咸宁地委副书记，郭欣、高志杰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杨大彬、周发田、杜慕廉、上官明贤、王忠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2月，王瑞生任中共咸宁地委第二书记，赵子理、乔少珍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1973年1月，李其凡任中共咸宁地委副书记，王玉林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7月，王瑞生任中共咸宁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10月，赵文华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1月，乔少珍、赵文华任中共咸宁地委副书记，王秀生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组织部长。5月，杜慕廉、王忠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11月，郭刚任中共咸宁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孟昭亮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咸宁地委和全区各级党组织的恢复重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咸宁地区由乱到治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期间，毛泽东设法制止全面内乱和武斗，支持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为纠“左”作了极大努力；九大“左”倾路线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推波助澜，在部分地方挑起所谓“反复旧”和武斗，干扰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共咸宁地委贯彻毛泽东、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的方针，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群众运动，努力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减少了“左”倾路线的负面效应和动乱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