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纠正“左”倾错误的反复和努力
一、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争权夺利的矛盾集中爆发。会上，陈伯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全会之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11月1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自此，“批陈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70年10月，地区革委会召开会议，组织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对照检查全区工作，并提出“要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革命化建设”、“继续抓紧革命大批判”、“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当时，咸宁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运动和学大寨、学哲学活动，地区革委会对中央精神的贯彻都与运动紧密结合。10月5日，地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各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和生产指挥组、政工组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先后到9个县42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进行参观。会议研究了全区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划和措施。11月中旬，地区革委会领导成员带头走出机关，以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方式，举办哲学讲用会，带动全区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群众运动的兴起。12月6日至18日，全区第二届、民兵第三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单位代表大会在温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00多名，有55位代表作了大会讲用，40多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地区革委会、咸宁军分区授予蒲圻县永红大队等43个单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四好单位、四好民兵单位；授予鄂城县三山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向前等35人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71年6月下旬，中共咸宁地委召开认真读书、批陈整风专题会议，召集各县委和地直各大组、各委局主要负责人参加，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深入批陈整风，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8月30日至9月2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一打三反”会议。各县委主要领导人、各厂矿代表和革委会负责同志，以及地直各单位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讨论和讲用，对前段以深挖“五一六”、“大杂烩”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进行了总结。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全区由“批陈整风”转入“批林整风”。
1971年10月6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从此开始“批林整风”运动。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了“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围绕中央公布的材料，“批林整风“运动步步推进。10月上旬，中共咸宁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0月9日至20日，地委向全区基层党支部正、副书记和军队连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中央的《通知》。然后，采取先党员骨干，后其他群众的步骤进行传达。同时，根据中央、省委的部署，在全区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从12月起，根据党中央陆续发出的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区继续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1972年3月上旬，地委和各县县委分别用了六七天时间，在深入批林的基础上，进行了开门整风，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一分为二揭矛盾，指名道姓提意见，指出了地、县委领导成员思想作风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得不够得力；浮在上面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少；少数同志搞特殊化、裙带关系、走后门等。在开门整风中，地委和各县委领导成员都检查了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基本达到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目的。
二、纠“左”整顿在各方面的展开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他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表达了广大党员、群众的迫切愿望。中共咸宁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在1972年至1973年两年间，采取一系列纠“左”和调整措施，为咸宁的工作带来了转机。
在批林整风期间，中共咸宁地委在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农村、企业检查指导工作等其他场合，都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地委针对当时各级干部对抓生产和业务工作普遍存在的顾虑，提出“政治和经济不能对立”、“政治挂帅要挂在生产上、挂在业务上、挂在科学技术上”。为此，地委和地区革委会专门召开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会议，重申农村“六十条”的有关规定，切实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召开全区工矿企业管理工作会议，研究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措施，开展优质、高产、多品种、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提高经济效益；召开有640人参加的全区农业技术干部大会，批判“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技术无用”、“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等极左思潮，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做好技术干部的归队工作，研究制定农业科技工作发展规划及措施。此外，还分别召开了多种经营、养猪积肥、林业生产、水利建设等专题工作会议，研究发展、建设规划，落实工作措施，取得了可喜效果。
与此同时，地委认真落实干部政策，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王瑞生重新担任中共咸宁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加强群团组织建设，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咸宁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咸宁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召开咸宁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咸宁地区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号召，调整国民经济计划，解决经济冒进问题；调整各项政策，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经过近两年的调整，虽然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经济冒进给咸宁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已得到较大程度的缓和。
咸宁地区和全国各地为清除极左思潮影响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当主张批判极左思潮的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江青集团是由“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起家的。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毛泽东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决非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全国各地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三、“批林批孔”运动
周恩来的纠“左”努力，不可避免地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相抵触，被江青等攻击为“复辟倒退”，是修正主义的回潮。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意在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则借批孔子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是“现代的儒”，并蓄意煽动派性斗争。1974年1月，中央转发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中央一号文件），“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刚刚有所稳定的局势又有反复，国民经济发展受到破坏。
1月下旬，中共咸宁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强调各级干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办好试点，总结经验，把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引向深入。
3月27日至4月2日，地委和地区革委会召开地直机关批林批孔大会。5月上旬，召开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强调以“批林批孔”为纲，把工业生产促上去。5月14日至19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农村“批林批孔”座谈会，地委、地直有关部门和各县委的负责人，地区和各试点工作组组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文件，传达了省委召开的农村“批林批孔”座谈会精神，汇报了各试点单位前段运动情况，分析了全区“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讨论研究了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措施。至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区各条战线展开。
此后，地委还多次召开地委成员、地区革委会委员会议，县以上单位党员负责人会议、全区干部大会、工农兵大会、“批林批孔”试点单位座谈会、工矿、农村座谈会以及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动员大会和理论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中央、省、地委有关文件精神，发动群众“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狠批林彪鼓吹‘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表现”；狠批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发批判林彪破坏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罪行；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湖北和咸宁的活动，揭开地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分析研究全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和落实“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政策等。全区各系统、部门，甚至农村社队都组织召开“批林批孔斗争大会”、“儒法斗争史报告会”、“评法批儒会”，批判“孔孟之道”以及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表现”。由于少数坏头头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到一些工厂、企业单位进行串连和集会，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致使1974年全区的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自197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第二节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反复
一、全面整顿的背景和措施
1974年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渐意识到全国社会局势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把注意力从政治领域暂时转移到经济领域。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重要指示。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2月上旬，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强国，这是饱受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排除各种干扰，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力求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下旬至3月初，鉴于“批林批孔”运动中造成的徐州、南京等铁路局运输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大铁路交通干线畅通，严重影响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居民生活的问题，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旨在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全党必须既要敢抓革命，又要敢抓生产，“只敢抓革命，不敢促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要求下决心解决不利于生产、生活正常进行的铁路运输问题。3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改进铁路管理体制，规定“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统一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在铁路系统内，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四月份提前三天完成国家计划。咸宁地区与全国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一样，也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开始了全面整顿工作。
二、各领域全面整顿的延伸和反复
1975年初，全国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的整顿工作开始后，带动了全国各领域和各地区的全面整顿工作。中共咸宁地委认真执行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政策，很快扭转了全区各条战线懒散、混乱、停滞不前的局面。
党组织的整顿是全面整顿的核心。邓小平在他主持召开的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对于湖北这个派性危害酷烈的重灾区，邓小平非常关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湖北的派性头目，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在省委的领导下多做团结工作，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事情，要求他们与原来的派别一刀两断，并带头到基层锻炼，学一点真才实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湖北、武汉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批刘丰，不安定，不团结，不生产，不劳动，闹派性，扰乱秩序，把矛头指向省委，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对湖北派性头目的批评警告，打击了湖北地区长期兴风作浪的派性分子，为全省的整顿工作打开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持。省委迅速组织传达，要求全省党组织立即采取得力措施，落实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关于安全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7月5日至16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当前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省、地、县三级为重点，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尤其要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软、懒、散的状况，要敢于同派性作斗争，对于个别被坏人篡权的领导班子，要查清情况，揭开盖子，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会后，咸宁各级党组织，围绕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和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积极发动群众，举办学习班，摆问题，揭矛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派性，加强团结，动员全体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
铁路交通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由于闹派性、打派仗，包括咸宁在内的全国主要铁路交通枢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堵塞，阻碍了京广等铁路干线的畅通。湖北省委和咸宁地委配合所在地铁路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对铁路交通进行了整顿。中央于5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提出要着重解决好领导班子、派性斗争、落实政策和规章制度4个问题。全区工交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按照中央、省委、地委的要求，自觉遵守企业制度，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努力发掘企业潜力，工业经济形势迅速好转。4月下旬，咸宁地区召开全区工业战线学理论、学大庆经验交流会。湖北工具厂、湖北煤炭机械厂和鄂城县委的负责人在会上交流了经验。会议强调指出，要在学理论的推动下，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发扬大庆工人阶级“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革命精神，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努力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要重视发展基础工业和支农产品，抓好钢铁、煤炭、化肥、农机的生产，进一步做好支农工作，充分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9月下旬，地委召开全区工业书记会议，号召全区工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开展学大庆、赶襄沙，大搞革新、改造、挖潜的群众运动，促进全区工业生产大干快上，以新的步伐跨进第五个五年计划。
农业也是整顿的重点之一。3月7日至9日，地委召开全区“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阳武干渠鄂城县指挥部等单位介绍了“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经验。各县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发了言，表示要学好理论，抓好路线，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3月中旬，地委召开全区水产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水产生产的领导，努力改变渔业生产条件，自力更生建设一批稳定高产水面；要多放多收，不荒一亩水面；要大搞科学实验，增加总产；要抓好鱼苗生产，为水产生产大干快上提供物质基础。3月下旬，地委召开养猪积肥会议，号召尽快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目标，多养猪、多积肥。6月下旬，地委召开发展腐植酸类肥料、推广使用沼气现场会，要求发动群众，土法上马，大办腐植酸类肥料和沼气，促进农业大上快上。7月3日至5日，地委在咸宁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五成”工程庆功表彰大会，表扬了阳武干渠、余码头电力排灌站、崇阳至温泉11万伏输变电线路和地区磷肥厂等5个工程顺利建设中涌现出的185个先进单位和个人。10月27日，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干部群众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12月上旬，地委响应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组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地委负责人的带领下，冒着风雪严寒，奔赴阳新、鄂城、嘉鱼三县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学大寨精神鼓舞下，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不怕苦、不怕累、不误农时，大干快上，农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
基础领域的整顿全面展开。在文教、科技领域，地委要求宣传文教战线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理论，努力抓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街道工作的整顿主要是抓好社会治安这个重要环节。商业战线开展学理论、抓路线，依靠群众办商业服务事业活动，充分调动了群众办商业的积极性，使全区合作代销商业迅速发展。
1975年，全区工业生产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全年完成工业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武昌县于11月划归武汉市管辖，数据不含该县，下同）45143万元，比上年增长36.8%。农业获得丰收。财政收入7677万元，比上年增长22%。财政支出6410万元，财政收大于支1267万元，创建区以来最好水平。
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一）“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三）“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
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
2月底，中共咸宁地委召开一届五次全会，通过《关于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把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带领群众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新高潮。此后，地、县委分别举办了理论学习班，召开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一直到翌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理论问题的学习。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及随后于8月份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干扰了全国各领域、各战线、各部门、各地区的全面整顿。
第三节庆祝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
一、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抵制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全面整顿虽然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给在苦闷和焦虑中彷徨的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但随着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不仅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接受。
1975年11月，中央决定在全党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发出《批判邓小平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及纲领——‘三项指示为纲’”》等文件，把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明确为当时的重要工作。3月3日，中央转发由毛远新整理、点名批评邓小平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根据中央的部署，1976年1月2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常委会，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地委常委会表示，落实毛泽东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推动各项工作。5月8日，地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贯彻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精神，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革命群众紧急动员起来，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随后，各单位陆续组织动员开展批判运动。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10年，广大党员和群众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感到厌烦，向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广泛的抵制。
有些单位党员干部明确表示，对于“批邓”我们有看法；有些单位的群众不写批判稿，不出大批判专栏，坚持工作在生产第一线；有的单位被迫召开批判会，上面发言者言不由衷，敷衍了事，下面听众看书、聊天、打瞌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基层干部觉得刚刚传达学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马上又来“批邓”，“张不开口，话不好说”。有的说：“文化大革命”以来“转弯子”转得太多，头都转晕了；还有的说：“炮打司令部”，我们跟着批刘少奇、邓小平，拥护林彪为党的接班人；“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叛党、叛国，死在异国他乡，我们又拥护周总理、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现在总理去世了，再打倒邓小平，我们还能相信谁？！疑惑、抵制的态度溢于言表。“批邓”在许多部门和单位流于形式，无法深入下去。
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也使一些帮派小团体兴风作浪，少数在整顿中被批判或撤职的造反派头头和派性严重的人，又伺机反扑，重新挑起派性斗争。由于中共咸宁地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少数闹事的人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在北京病逝。1月9日清晨，电台播发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咸宁人民难以置信。当看到同日报纸刊登《周恩来同志逝世》的讣告时，人们“手捧讣告泪水流”，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为了表达对总理的无限哀思，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有的在家挂起周恩来的遗像，有的在学校介绍周恩来的生平事迹，有的在单位摆设灵堂，自发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在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地委也接到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发来的电报，下令不准各级党委召开追悼会。“四人帮”还命令各工厂、部队、机关、学校不准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不准设置灵堂，新闻媒体对群众悼念情况的报道也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周恩来追悼会召开的前一天（即1月14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同时整版整版地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批周公”的内容。这种强奸民意、阻挠群众悼念活动的伎俩，激起了咸宁人民的无比愤慨。在北京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上，江青不脱帽子的嚣张态度，更是引来“千夫所指”，人们愤怒地指着电视屏幕上的江青，高声怒叫：“脱帽”！“脱帽”！1月15日，在收看、收听周恩来追悼会现场实况后，全区人民含着眼泪，挽着精心制作的花圈，前往各单位自设的灵堂，寄托沉痛哀思。
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2月，咸宁区内就盛传《总理遗言》、《三首长讲话》和《毛主席对七同志的谈话》等各种传抄本，其主要内容是称颂周恩来的伟大功绩，赞扬和肯定邓小平的人品和他重新工作以后所取得的成绩，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罪行，渴望安定团结、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传抄本，人们从不同的渠道获得，又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迅速传播出去。咸宁人民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宣泄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憎恶，表达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声。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深入，政治空气愈加沉重、压抑。“四人帮”控制的一些报刊，还不断登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文章。2月6日，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参考资料》竟以“伍豪启事”影射周恩来是叛徒。3月5日，在《文汇报》转发的纪念雷锋同志的一篇新闻稿中，又出现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被删掉的情况。“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诬蔑和不恭激怒了人民群众，人们长期郁积的怀疑、不满和愤怒终于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许多人联合给《文汇报》写信，愤怒地质问《文汇报》。
时近清明，咸宁许多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不约而同，想在这时再向周恩来和革命先烈献上祭奠。4月5日前后，咸宁区、县许多大、中学校学生和群众纷纷走出校门和家门，挽着悼念周总理和革命先烈的花圈，到公园、到山脚、到河边、到烈士陵园，举行祭悼活动。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周恩来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不满。通城县1名毕业于咸宁师专的老师，看到“四人帮”刮起“批邓”、“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股旋风来得很快很猛，大有摧毁民族栋梁之势，他奋笔疾书，写成《夜记》：
“……我恨这夜，它吞掉了一切。我恨这夜，它比野兽还凶恶，比魔鬼还残忍，象铁屋子，窒息着无数可怜的生命。象罗网，笼罩着多少蛟龙和鲲鹏。
快点过去吧，夜！早点到来吧，真正的黎明！……”
《夜记》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寄给了首都一些报刊。然而祸从天降，作者被捕入狱，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才得以恢复名誉，恢复自由，走出监狱。
从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日晚上，北京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咸宁地区在此间自发组织的一些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讲，声援了北京人民群众的抗争。
三、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中国人民饱经风雨，历经磨难。继年初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后，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委员长在北京逝世。7日至11日，咸宁地区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广大干部群众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全区干部群众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支援唐山抗震救灾。8月至9月，咸宁地区工程机械厂承担了赶制推土机配件200吨支援地震灾区的任务。全厂干部、工人以灾区人民“山崩地裂无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谓革命精神为榜样，出全勤，干满点，抢时间，保质量，提前完成了5种机型、20个品种、13000多件推土机配件的生产任务，为支援灾区作出了贡献。
在救助灾区的同时，根据当时“咸宁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地震”的观测和分析，从8月到9月，全区开展了防震、抗震工作。地委召开全区防震抗震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把防震、抗震，保护国家财产、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一件紧迫的大事来抓。会议宣布成立防震、抗震领导小组。各县、区直单位也成立了相应组织，加强了对地震的预测报告，制定了抗震抢险的措施。全区许多居民和农村的老百姓住进了临时搭建的“防震棚”。9月初，根据“咸宁地区近期无地震征兆”的通知，地震警报基本解除。全区居民和农民生活等恢复正常秩序。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区人民极其悲痛地哀悼毛泽东主席逝世。9日晚，中共咸宁地委、咸宁军分区党委连夜举行会议，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学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表示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悼念毛泽东主席。从11日开始，地、县所在地和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部队、学校、商店、城镇街道等单位隆重举行了吊唁仪式。18日，地区党政军民各界群众1万多人，怀着极其悲痛和无比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地委副书记古博主持大会，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王瑞生致悼词。参加追悼大会的人们庄严宣誓，一定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将毛泽东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使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8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伪选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文章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坚决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0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介绍了江青等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宣布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3日和14日，地委将这一特大喜讯传达到全区党员。
10月21日，中央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集团。全区人民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欢呼雀跃，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当天上午，有许多干部群众，打着横幅标语，高举各色彩旗，敲锣打鼓，高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等革命歌曲，高呼“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口号，举行游行。许多单位印出大幅标语，刊出墙报，热烈庆祝党中央代表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集团。
10月22日，地区党政军民8000多人，冒雨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上午9时，当地委副书记古博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里欢声雷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上空。地委副书记赵文华、乔少珍先后宣读了中共中央文件。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王瑞生，咸宁军分区党委书记、司令员曲光藻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广大军民同声欢呼党中央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一举粉碎江青集团，纷纷表示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愤怒声讨、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会后，参加集会的温泉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和广大军民一起，挽着毛泽东巨幅画像，举着红旗，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游行。同日，咸宁地区所属咸宁、鄂城、阳新、通山、崇阳、通城、蒲圻、嘉鱼8县城关，党政军民冒雨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拥护党中央英明决策，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10月24日，全区各地组织收听、收看了北京庆祝大会实况转播，并在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人们衷心拥护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人们欢呼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彻底结束，咸宁从此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