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揭批查”运动和各级组织机构的恢复整顿

　　一、“揭批查”运动的全面开展

　　粉碎“四人帮”后，咸宁地区社会经济面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而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肃清其流毒和影响。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共咸宁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1976年12月5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地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滔天罪行大会。地委第一书记王瑞生主持大会。地委副书记古博、温英在大会上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伸向湖北的黑手插手地、县，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事业，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地区特产局副局长、原武昌县新屋乡土改工作组副组长肖荣超揭发批判了江青在原新屋乡土改时，打击贫农，包庇阶级敌人，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王瑞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路线，亡国亡党的路线。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各级领导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运动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要放手发动群众，打好这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同月12日，地委从地直机关抽调480名干部组成路线教育工作队，满怀粉碎“四人帮”篡党夺取阴谋的胜利喜悦和揭批“四人帮”的战斗豪情，分赴蒲圻、嘉鱼两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与此同时，全区各县共组织了6500多人的党的路线教育工作队下到农村。工作队员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一道，狠揭猛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经济秩序恢复过来。

　　从1976年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的三批材料。为了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武汉军区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同志多次深入咸宁地区指导工作。1977年9月6日至16日，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陈丕显，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等深入咸宁地区，与地委和各县委负责同志座谈，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湖北工作的指示，听取地委和各县县委关于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和下段工作安排的汇报，要求地、县委加大领导力度，纠正一些地方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和行动迟缓的现象，进一步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9月16日，杨得志、王平、陈丕显等领导同志还在地委召开的地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地委和各县县委分别召开领导骨干、清查专班人员会议和机关干部大会，传达武汉军区和省委领导的指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和咸宁的帮派骨干，把他们所犯罪行全部揭露出来，以便彻底铲除其帮派体系。

　　1977年11月19日至21日，中共咸宁地委举办贯彻中央关于揭批“四人帮”文件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有120多人。地委第一书记王瑞生作了报告。地委副书记乔少珍主持学习班并作总结讲话。地委要求，在前段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的基础上，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及其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表现。要认真培训骨干，下功夫学好革命理论，掌握好批判武器，广泛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列出专题，一个一个批判，务求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这次学习班后，地委和各县县委将大会揭发批判和各级各部门组织的小会揭发批判结合起来，将摆事实和理论上的分析批判结合起来，彻底清除“四人帮”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全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基础上，把批判“四人帮”散布的谬论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结合起来，对江青一伙伪造、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如“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论、“老工人是既得利益者”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论和文化教育战线上所谓“黑线专政”论等大量荒谬言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进行批判。在工矿企业和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集中批判了“四人帮”借批“唯生产力论”，把生产积极分子污蔑为“替‘走资派’卖命的‘小绵羊’”，把贯彻按劳分配政策歪曲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讲求经济效益说成是“利润挂帅”，把加强企业管理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以及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通过揭发和批判斗争，不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清了是非问题，初步肃清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观察、分析问题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恢复。

　　在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的同时，中共咸宁地委组织全区各级各部门，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7年9月20日，中共咸宁地委决定，对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人帮”帮派体系在我区骨干分子彭闯实行隔离审查。同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批准了这一决定。

　　1977年9月24日，地直机关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我区的帮派体系骨干成员大会，对彭闯、金惟荣等骨干成员进行深入揭发批判。中共咸宁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瑞生，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温英、赵克艰，咸宁军分区司令员曲光藻、政委李晓祥等出席了大会。在地直机关和阳新县鸡笼山金矿的4名代表发言后，王瑞生讲了话。他要求彻底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决不留下隐患。

　　1977年9月30日，咸宁地区公安机关在温泉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中共咸宁地委常委、地委组织部长王秀生代表地委宣布：开除“四人帮”在我区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骨干分子金惟荣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公职，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977年11月28日，地委组织百万军民收听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帮派体系骨干成员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罪行大会。收听实况广播以后，地委第一书记王瑞生在地直主会场发表讲话，要求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帮派体系骨干成员的斗争中，紧密联系咸宁地区的实际，深入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在湖北、咸宁的帮派体系骨干成员。要以除恶务尽的决心，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个有问题的人。

　　在清查过程中，中共咸宁地委吸取以往政治运动中过火、过激和扩大化的教训，始终注意掌握斗争大方向，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地委多次发出指导性文件，反复强调要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揭批查”运动的领导，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把受“四人帮”影响，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的人同少数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人区别开来；把受人利用、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区别开来；把犯了错误愿意悔改、积极揭发“四人帮”及其骨干分子罪行的人同那些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区别开来，保证了清查处理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咸宁地区的“揭批查”运动到1977年底基本结束。参加和领导运动的专班人员有360多人。全区揭发出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共1035人，逮捕法办12人，拘留审查13人，隔离审查3人。另有47名犯有错误的干部通过停职检查和党员、群众的批评帮助，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找出了思想根源，得到党员、群众的谅解，先后恢复了工作。这样就做到了该打击的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可以争取的，认真做好思想转化工作，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至此，这股猖獗十年、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被彻底摧毁，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使全区较快地出现了稳定的政治局面。

　　二、各级组织机构的恢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加强

　　结合“揭批查”运动，中共咸宁地委根据省委的要求，恢复了各级组织机构，同时对全区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

　　1978年4月下旬，中共咸宁地委根据省委的精神研究决定，将全区所有厂（场）矿、企业、事业、科研单位，农村生产大队，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街道、医院、商店等以及机关和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撤销，分别实行党委（党组织）领导下的厂（场）长、大队长、校（院）长、经理、所长的分工负责制。

　　1978年11月9日，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4条之规定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通知，撤销咸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咸宁地区行政公署（以下简称行署），赵文华任行署专员，高志杰、王玉林、周熙钧、郭刚、王忠、杜慕廉、上官明贤、孙伟任行署副专员，周发田、刘佑钧任行署顾问。地区行署为省革命委员会（后改为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地委分开办公。

　　1978年10月至12月，各县党代会先后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委。

　　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共蒲圻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00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蒲圻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30人，候补委员1人，石昌炎当选县委书记。

　　1978年11月16日至19日，中共崇阳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490名。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崇阳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31人，候补委员1人，李更生当选县委书记。

　　11月19日至21日，中共嘉鱼圻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450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嘉鱼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31人，白登坤当选县委书记。

　　11月22日至25日，中共阳新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506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阳新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35人，徐晓春当选县委书记。

　　11月22日至29日，中共通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430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通城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9人，候补委员3人，余新员当选县委书记。

　　11月23日至25日，中共通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458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通山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8人，候补委员1人，张海涛当选县委书记。

　　12月6日至9日，中共咸宁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350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咸宁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40人，候补委员1人，文长福当选县委书记。

　　各级组织机构的恢复和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及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的撤销，有利于实行党政分开，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政权建设上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部分党员干部仍然心有余悸，顾虑重重，不敢大胆开展工作，遇到矛盾和问题绕道走，认为多干不如少干；有的干部不敢说真话，查实情，干实事，执行上级指示照搬照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的班子受派性影响，班子成员形成不了合力。中共咸宁地委为了使各级组织机构能够担当起领导拨乱反正、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重任，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对全区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

　　1978年2月13日，中共咸宁地委批转地委组织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抓好党员的教育和训练；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加强组织部门自身的整顿和建设。这个《报告》的贯彻执行，对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起了一定作用。

　　1978年3月1日至5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抓纲治国大见成效动员大会，地、县、公社、厂矿企业和地直部门的负责同志共60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议要求在1978年把深入揭批“四人帮”作为中心工作，作为统领各项工作的纲，大力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着重解决一些单位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通过整党整风，消除思想顾虑，化解感情疙瘩，切实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和战斗力；认真地、全面地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贯彻“八字”宪法，搞好科学种田，动员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夺取农业全面丰收；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办点示范，以点带面，实现国民经济的提速发展。与会代表在会议讨论中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就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个议题向地委提出了501条意见和建议。地委吸收了与会代表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地委第一书记王瑞生代表地委作了会议总结。这次会议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1978年11月15日至25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各县县委和地直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帮助地委整风。地委第一书记王瑞生在动员讲话中指出，这次整风着重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四个问题：一、阳（新）武（昌）干渠兑现结账问题；二、地方经营煤炭单位的煤炭价格问题；三、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问题；四、地直机关少数人利用职权，点名招工“走后门”、“搭天桥”把农村人口弄进城等不正之风的问题。会议采取个人检查和互相帮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利用职权搞特殊化等方面的不正之风，自己没有检查和认识的，发动大家进行揭发和批评；对工作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首先承担责任，并提出解决方案，让大家进行评议，达到有错必纠，有错必改，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

　　地委常委集中整风以后，为了帮助各县县委和地直机关搞好整风，地委还派出一批整风巡视员，参加各县和地直部门的整风。地委为此发出指示，要求各县和地直各部门，在整风中从实际出发，不定框框，不定调子，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重点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通过这次整风，使大多数单位的领导班子增强了革命团结和战斗力，纠正了不正之风；对少数存有派性、领导“揭批查”运动不力、工作进展缓慢的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

　　中共咸宁地委还把干部教育工作列入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一项重要内容。1978年10月，地委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决定停办“文化大革命”中开办的地区“五七”干校，集中力量办好地委党校，校址由咸宁大幕迁到温泉。党校领导班子和师资适当配强，常年开设县级干部班、中青年干部班、乡镇干部班；配合地直有关部门，不定期开设妇女干部班、共青团干部班、民主党派干部班、政法干部班、财贸干部班、企业干部班等。学员在党校学政治，学理论，并适当进行一些社会调查和实践活动，理论联系实际，探讨和解决实际工作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效果较好。

　　三、中共咸宁地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

　　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的组织纪律松驰，干部精神涣散。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中共咸宁地委决定，每年岁末或年初，召开一次地、县、公社（后改称乡、镇）党政领导干部会议，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的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总结交流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整顿干部作风，振奋革命精神，落实新的一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1978年10月14日至22日，中共咸宁地委在温泉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大会。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地委首次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夏世厚、武汉军区顾问潘振武等到会并讲了话。地委第一书记王瑞生分别在大会开始时作了讲话、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地委副书记温英代表地委向大会作了报告。地委副书记乔少珍就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地委副书记赵文华就三秋生产和秋收分配，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王玉林就群众生活安排和财贸工作，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部长董定祯就理论宣传工作，咸宁军分区副政委张明就民兵工作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讨论了学大寨要学根本的问题，讨论了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农业生产方针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问题。大会要求各级干部要大力改进作风，深入生产队，深入厂矿、企业，切实解决群众急盼解决的问题，对于加重农民负担的，该退赔的一定要退赔，一时退不起的也要认账，商定退赔时间，保护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大会确定，三秋（秋收、秋播、秋管）基本结束后集中一定数量劳力开展水利建设，地、县两级抽调的劳力不超过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保证百分之七十的劳力在公社、大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次会议对转变干部作风，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中共咸宁地委及时总结开好三级干部会议的经验，每年三级干部会议召开之前，地委和地区革命委员会（后改称行政公署）负责同志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典型经验，查找突出问题，为开好会作准备。同时安排地委办公室、政研室和地直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分头到各县，帮助总结先进典型经验，以便在大会上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每年三级干部大会还要表彰一批先进典型，使县、公社（乡、镇）和企业的干部看到，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不奋发努力就要掉队。三级干部会议提振了干部的精神，鼓舞了士气，促进了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竞赛活动的开展，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恢复发展

　　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经济领域内，“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主要是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松懈，管理制度废弃，生产效率低下，商品流通堵塞，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1976年12月至1977年下半年，中共咸宁地委根据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部署，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

　　1977年1月29日至2月4日，地委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地、县委负责同志、厂矿企业主要领导干部和地、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共620余人参加了会议。地委第一书记王瑞生、地委副书记古博分别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和报告。地委强调指出，学大庆要学根本，要动员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和工人，学习大庆“两论”（即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政治挂帅的基本经验，学习大庆迎难而上、艰苦创业、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通过发动人们的思想机器去开动车间的机器，作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工作。要鼓实劲，抓措施，拿出具体办法，抓住主要矛盾，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迅速掀起来，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这次会后，地委和地区革委会还分别召开了煤炭化学工业、机械工业、轻纺工业、交通运输系统和社队企业等方面的工作会议，根据各个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分类指导，重点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恢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加快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工矿企业经过整顿，生产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同时新建了地区毛巾厂、崇阳县水泥厂、咸宁县化肥厂、阳新县化肥厂、嘉鱼棉纺厂、蒲圻县服装厂等一批企业。社队企业开始起步，地、县两级主管部门设立。至1978年底，兴办各类社队企业10491家，从业人员125928人，年产值16241万元。公路和交通设施建设也取得显著成绩，地区至各县公路得到了改造或维修，各县都扩建了县至公社的公路。通山县于1977年12月建成新桥大桥，该桥桥长居全省单孔空腹式石拱桥之首，居全国同型桥第二。崇阳县于1977年建成了横跨隽水河的第二座大桥——长达180米的沙坪大桥。1978年，该县又修通了沙坪到云尖、三山到先锋等8条公路，长达43公里，实现了全县社社通公路。

　　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没有很好实施，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制度发生了动摇和改变，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共咸宁地委和各县县委共组织了1万余人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同广大农村干部一道，狠揭猛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及其推行的极“左”路线，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农村管理体制上，恢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部分地方推行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作法，同时允许部分社、队推行组或户承包农田的作法，适当增加农民家庭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除国家统一购销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外，其他农副产品允许农民在集贸市场交易，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政策的调整，初步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咸宁地委为了抓好农业这个基础产业，地委负责同志和地、县、公社各级干部深入农村办点，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断摸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途径及经验，并及时进行总结和推广。地委和地区革委会于1977年和1978年，先后召开农业学大寨和山区、库区、国营农场以及林业、水产、水利、养猪积肥等方面的工作会议，交流先进经验，加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在1977年冬至1978年春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地委决定重点办好两个样板：即从咸宁贺胜桥到蒲圻羊楼司100公里京广线两边；从嘉鱼县鱼岳到牌洲的百里长渠两边。在这两条线上，逢山治山，逢水治水，逢港治港，逢畈治畈，进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建设园田化，使40万亩农田基本达到旱涝保收。咸宁、蒲圻、嘉鱼3县共组织10余万劳力参加会战。地直机关抽调1000多名干部，编成6个突击连，在两个样板工地同群众一起战斗。在两个样板工地的带动下，全区各地“三治”（治山、治水、治土）建设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全区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都得到发展。1978年，全区战胜特大干旱夺得丰收，粮食产量达807480吨，为1978年以前的最高年产量，比1975年增加81900吨；农业产值也创造了1978年以前的最好水平，比1975年增加4576万元；全区有林面积达536万亩，活立木蓄积量533.6万立方米，楠竹立竹量6081万支，为1978年以前最好水平，分别比咸宁专区成立时的1965年增长83.2%、71.2%和60%。森林覆盖率由1965年的17.4%上升到31.7%。

　　1977年至1978年，中共咸宁地委把深揭狠批“四人帮”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根本动力，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1977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10.95亿元，比上年增长15%，其中工业产值5.61亿元，农业产值5.34亿元，首次实现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实现了工、农业产值的调头。1978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工农业总产值12.6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其中工业产值6.95亿元，比上年增长24.1%，农业产值5.65亿元，比上年增长5.8%。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977年，全区60%以上的干部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1978年，部分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又增加了工资，全部职工年人均工资达535元，比1975年增加15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23元，比1975年增加18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普遍有所提高。197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0570万元，比1975年增长26%。

　　二、科教文卫事业的恢复发展

　　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由这条战线开始的，抓好这条战线的整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

　　中共咸宁地委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召开的科学大会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全区科教文卫界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学习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深入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论”等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动谬论，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更加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976年12月21日至26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全区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委、公社（镇、场）党委负责同志，地、县农业、科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展农业科学实验活动的先进单位的代表共700余人。地委和地区革委会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壮大农技队伍，认真办好丰产田、试验片，创造高产新经验。这次会后，全区各县普遍建立和健全了以繁育良种为中心的四级农科网，切实抓好良种的培育。咸宁县实施种子工作“四化一供”（品种布局区域化、良种繁育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种子质量标准化，县里统一供种）方针，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建立良种基地5195亩，每年繁育良种1500吨以上。由于良种的推广和植保工作的加强，各县都创造了高产典型、丰产经验，并不断在面上推广，为农业的增产丰收作出了贡献。在水产养殖方面，人工孵化鱼苗获得成功并开始大批量繁殖，利用孵化鱼苗发展水产养殖陆续在全区推广普及，提高了水产品产量。在生猪繁殖方面，扩大“约克夏”公猪喂养，进行人工取精，推行母猪配种人工授精，每窝产仔猪4—18头，架子大，生长快，养殖效益得到提高。

　　工业生产方面，围绕增产节约、节能降耗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取得初步成果，一批新材料、新产品开始问世。鄂城县锻压机床厂生产出630吨液压螺旋锤、阳新五三六厂开发出书写电话机和数控线电火花切割机床、嘉鱼县农机厂试制出南方系列水田犁（耙），均获得全国优秀项目奖。鄂城县旭光公社农机修理厂党支部副书记肖功梓带领职工开展技术革新，生产出系列新式农具，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肖功梓荣获全国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在全省、全国的科技大会上受到表彰。嘉鱼县棉纺厂生产出42S／21府绸，获国家纺织工业部优良产品证书。咸宁液压件厂自行设计生产的内齿凿泵，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府绸和内齿凿泵均在国内市场俏销。

　　“文化大革命中”中，咸宁地区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学校“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失去了原有的安宁。同时，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鼓吹无政府主义，吹捧“白卷英雄”（即考试时交白卷），学校师生受害更深，学生丢掉课本，走出校门；教师另谋职业，大量外流。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粉碎“四人帮”后，全区教育战线按照中央和湖北省委的统一部署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教育结构，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1977年11月23日至26日，全区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温泉召开，到会代表450人，地委和地区革委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入批判林彪、江青鼓吹的“教育黑线专政论”，表彰了咸宁县高级中学等40个先进集体、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叶其昌等60名先进工作者。大会通过了致全区教育工作者的《倡议书》，倡议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的广大教育工作者，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纲，彻底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欢迎离开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工回到原有岗位工作，全面恢复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这次会议精神和《倡议书》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全区各类学校的教学秩序很快得到恢复。1977年底至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大中专、中学招生恢复文化考试。初中招生由县命题，评卷录取；高中、中专招生由地区命题，各县评卷录取；大学、大专院校招生实行由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地区评卷（后改为全省统一评卷），学校录取，省招生办审批的招生办法。招生考试制度对学校办学行为具有较大的影响。随着招生制度的改革，学校文化课教学得到加强，老师认真备课，学生认真听讲，办学行为进一步规范，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文化大革命”中，咸宁地区的文化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电影公司陆续接到影片“关、停、批”的通知，大部分影片被封存。新华书店的业务秩序被打乱，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科技书籍、中外名著和工具书被列为“封、资、修”、“毒草”而封存、报废、销毁，加上出版品种锐减，许多书架成为空架，读者看书的要求无法满足，严重形成“书荒”。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受到冲击，一批剧目受到批判，一批名老艺人、艺术骨干受到批斗，服装、道具被砸烂，演出被迫停止，艺术创作也随之中断。文化馆设施遭受破坏，图书、文物大量流失，文化事业遭受较大冲击。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咸宁地委和地区革委会组织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狠批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文艺战线深入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激发和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服务的积极性。学习技艺，提高演出水平的热情大为提高。1977年，地区文化局在崇阳举办唢呐培训班，专业和业务演奏员共20多人参加学习，为地、县剧团培训骨干。同年10月，全省组织业务文艺会演，咸宁地区组织两台文艺节目参加，有鄂南山歌、乐呵呵、玉连环、排子锣、抛球舞、朝阳鼓、采茶调、牌洲说唱、花鼓演唱、嘉鱼说鼓子等民间艺术形式，地方特色比较浓厚，演出技艺恰到好处，受到专业人士和众多观众的好评。同年12月，地区文化局制订出《关于文化工作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意见》，动员全区文化部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为繁荣咸宁的文艺工作献计出力。1978年5月29日至6月12日，地区文化局组织群众文化大检查，到各县全面检查群众文化活动情况，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激励后进，推动文化工作的全面发展。同年6月，地区文化局与地区工会联合举办咸宁地区职工业余文艺调演，10月参加全省业余文艺比赛，表演唱《我的老伙计》等5个节目获优秀奖。地委和地区革委会对恢复发展文化工作十分重视，1978年地区革委会批复成立咸宁地区群众艺术馆、咸宁地区图书馆。地区财政拨款20余万元建群众文化大楼，拨款90万元建温泉影剧院。同年，地区文化局和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采取多种优惠政策，扶持农村贫困山区办电影，并举办社、队放映员培训班，共有82人参加学习培训，做到每个公社都有电影放映员，山区农民看电影不再难。为培养文博干部，地区博物馆于1977年和1978年先后派员参加湖北郧阳郧西白龙洞遗址和湖北随州曾乙侯墓的发掘工作。这两次发掘，一个是国家级，一个是省级，对培养文博专业队伍起到重要作用。咸宁地区歌舞剧团这两年排演了大型话剧《艳阳天》和移植歌剧《枫树湾》，到各县巡回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全区各县的专业或业余剧团、文艺宣传队也纷纷到农村、工厂、街道、学校去演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医疗卫生系统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一些为地、县领导人看过病的老医师、老中医被扣上“臭老九”、“保皇派”的帽子，有的甚至被隔离审查，受到迫害。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压抑，医疗技术停滞不前，某些疾病的疫情出现反复和回升。粉碎“四人帮”后，全区卫生系统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大力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一是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得到巩固。“文化大革命”中，咸宁地区以人民公社办合作医疗为主，由于管理松懈，大多数公社出现亏损，无钱购药，大病、急病无法医治。1977年至1978年，合作医疗逐步转为以大队办为主，充分调动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减轻群众负担，各地坚持“三土”（土方、土法、土药）、“四自”（自采、自制、自种、自用）方针，发动群众开发中草药，多数大队建有几分到几亩中药材生产基地，并组织劳力上山采集野生药材以弥补亏空，使农村合作医疗得到巩固，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和预防疾病起了重要作用。二是改善农村卫生，加强疫病预防。七十年代是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农田建设的高潮期，人口流动性大，传染源自由扩散，加之工地卫生条件差，防蚊用品缺，抗疟措施难以落实，导致疟疾高发流行。针对这一严重疫情，咸宁地委和地区革委会建立和健全了地、县、公社（镇、场）三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加强领导，从上到下，开展了以消灭蚊蝇孳生地为主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改水、改厕、改灶，改善居住环境，使农村卫生条件得到初步改善。同时，各地还开展全民性预防服药和休止期治疗，使全区疟疾发病率大大下降，有效控制了疟疾对人民健康的危害。三是发展医疗卫生机构，加强疫病治疗。这一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初步落实，卫生事业“独家办、大锅饭、不核算”的格局被打破。在继续发展全民医疗卫生机构的同时，积极发展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允许个体行医，出现了国家、集体、个体3种形式办医的新局面。地、县两级医疗机构采取多种便民、利民措施，逐步开展了问诊和急诊服务。一些厂矿的职工医院和解放军驻咸195医院向当地群众开放，方便群众治病。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区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血吸虫病的防治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治水、围垦灭螺取得新的进展。全区基本消灭了丝虫病、地氟病、头癣病和白喉，通城、崇阳两县达到卫生部颁发的头癣病防治标准。全区医疗卫生事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财政金融业的恢复和振兴

　　“文化大革命”期间，省对地区本级财政收支实行两条线管理办法，即收入全部入省金库，支出由省按季拨付。在这种体制下，地方理财积极性受到抑制。同时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财政机构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粉碎“四人帮”后，财政工作机构职能逐步恢复。1978年11月，咸宁地区革委会财税局更名为咸宁地区财政局。这一时期，省对地区实行“定收定支、比例上缴、超收分成、结余留用”的财政管理体制，对调动各地理财积极性起了一定作用。中共咸宁地委和地区革委会（地区行署）组织财政部门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中心，以支持经济发展为已任，以加强财政管理为手段，以加强队伍建设为保证，推动了财政工作健康向前发展。在财源建设上，根据本区特点和发展潜力，一是突出支持多种经营基地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巩固基础财源。二是支持工业生产的发展，积极争取技改贴息、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调度等专项资金，培植骨干财源；扶持支农工业项目的发展，新上一批农业机械、化肥、小水电等项目，做到以工促农，以农带工，实现工农业全面发展。三是开源节流，搞好税收征管，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提高财政的保障能力。1977年，全区实现财政收入4435万元，比1976年增长17.9%；1978年，实现财政收入5855万元，比1977年增长30.2%。其中工商税收1977年达4110万元、1978年达4723万元，分别比1976年增长30.9%、50%。企业收入由负转正，即由1976年亏损113万元到1978年盈利511万元。切实加强预算外收入管理，1977年全区完成预算外收入448万元，比1976年增长41.6%；1978年完成585万元，比1977年增长30.6%。财政收入的增加和管理的加强，保障了必要的财政支出，为工农业生产、科教文卫事业的恢复发展和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创造了条件。

　　咸宁专区成立后，即组建了银行工作组（隶属于专署财政局）。1973年，银行工作组从财政局析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咸宁专区中心支行，下辖9个县支行。在此期间，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既行使货币发行、管理金融的职能，又经营一般专业银行的各项业务。“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银行的基础管理工作薄弱，工作职能没有很好发挥。除建设银行外，其他专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尚未建立，金融业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粉碎“四人帮”后，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把加强基础管理工作作为第一要务，以提高内控管理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合规经营理念，将合规经营渗透到业务流程、风险管控、业务评价各个环节。坚持从制度、流程和管理入手，加强对信贷、会计、营运、安全及印章管理，强化风险防范，加大责任认定和追究力度，提升案件防控能力，使金融系统的内控水平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全区金融系统还加强了业务操练和技术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出现了一批操作能手。1978年4月1日至5日，中共咸宁地委召开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金融系统代表在会上表演了又快又准的手工点钞技术表演，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全区金融系统由于加强了管理和业务能力建设，保障了各项业务的健康发展。1978年，银行、信用社各项存款达1729万元，比1975年增长105.6%；实现现金净回笼1093万元，比1975年增长80%；各项贷款余额27055万元，比1975年增长31.1%，为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