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咸宁地委组织各级干部和党内外广大群众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调整过来，做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工作，使全区出现了大好局面。
第一节真理标准讨论和各项政策的落实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得到初步扭转，遗留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各项工作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转变。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不作任何分析的“两个凡是”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继续维护和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为党确立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设立了障碍，在党内外群众思想上引起新的混乱。当时咸宁地区的干部群众中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人们在长期动乱后迫切要求澄清是非，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玷污了党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情绪。如果不实事求是澄清是非，肃清“左”的错误，不仅群众的正确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且后一种错误倾向也难以说服和抵制。
本来，咸宁地区的干部群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已有所认识。“两个凡是”提出后，人们的思想又迷糊了，不知如何是好。许多冤假错案需要平反昭雪，而其中有些被视为“定案”，人们不敢动；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家庭副业和多种经济生产，由于曾被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过，一些农民不敢再搞；工矿企业的安全生产、财务管理、物资管理等制度，由于曾被当作“管、卡、压”的封、资、修批判，企业干部心有余悸，不敢执行；当时虽然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由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没有确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没有否定，人们一面抓生产，一面还在担心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当时，咸宁地区的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三个分不清”，即分不清什么是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什么是假高举；分不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左”倾路线；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行动上，人们也存在“三个不敢动”，即毛泽东说过的，不管对不对，人们不敢动；过去批判过的，不管正确不正确，人们不敢再搞；以前没有做过的，不管需要不需要，人们不敢试。上述重大的是非问题亟待分辨清楚，人们亟须从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所针对的不仅是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而且还针对着“两个凡是”这副新的精神枷锁，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中共咸宁地委非常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它抓住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根本。从1978年6月起，地委负责同志发表文章和讲话，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区宣传部门积极投入这场大讨论，并通过《咸宁报》、内部刊物、理论研讨会等多种宣传教育途径，把这场大讨论逐步引向深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大讨论中努力破除旧观念，开拓新视野，在思想、理论、政策等众多方面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和实践上的突破，达到了在以下四个重点问题上解放思想。
一是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解放思想。在拨乱反正之初，一方面存在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错误倾向。咸宁地委和宣传部门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宣传、引导工作。地委宣传部在咸宁县浮山公社举办学习宣讲试点，组织干部群众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篇重要文章，引导人们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的个别结论区别开来，把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坚持毛泽东思想与“个人崇拜”、“两个凡是”区别开来，当地干部和群众学习讨论后思想豁然开朗。这一作法被推广到全区各地，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解放了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
二是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解放思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徘徊时期，“文化大革命”被看成“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个结论既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也不利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出现过的“左”倾错误。咸宁地委和宣传部门在大讨论中，引导干部群众剖析“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错误方针、极“左”口号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是全局性的、且长达十年、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左”倾严重错误。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将“文化大革命”从“三七开”到彻底否定，引起了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史反思、文化反思、理论反思、政策反思，做到既拨乱反正，又正本清源，给人们带来了内容更为丰富的思想解放和实践探索。
三是在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上解放思想。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将许多党员干部的思想束缚。咸宁地委认识到，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建设迈不开步子。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地委负责同志和宣传部门理论骨干反复宣讲“三个为什么”：即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为什么各个部门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过反复宣讲、讨论，统一了人们对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和深化，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增添了发展经济的活力和动力，老、边、库、穷社队致力于脱贫致富，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争上台阶，全区上下同心协力振兴鄂南经济。
四是在坚持生产力标准问题上解放思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咸宁地委组织力量开展了地情、县情、社情的调查，加强了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布局研究，召开了生产力标准理论研讨会。地委负责同志在讨论中指出，有的同志对本本上没有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能接受新生事物，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工业战线，不敢提以生产为中心，不敢搞物质奖励；在农村，不顾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员的生活，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贸市场；在推行农业技术方面，不因地制宜，不讲求实效，这些都不符合生产力标准，同时违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地委要求全区各级干部恢复和发扬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了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作风，破除迷信，开动脑筋，来个思想大解放，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通过深入学习、调研、讨论，全区各级干部进一步摆脱了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纲”标准，经济上“一大二公”的“唯公”标准，思想理论上“唯上”、“唯书”标准的束缚，肃清“四人帮”散布的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谬论的流毒和影响，进一步解放思想，自觉坚持生产力标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在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咸宁地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鼓励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讲真话，敢吐真言，敢讲敢争，以理服人。讨论会大多开得生动活泼。参加大讨论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感到春风拂面，打开了封闭多年的思想门窗，搬掉了压在心头的大石头，心情豁然开朗。许多人激动地表示，从今以后，我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迈开步子大上了。
咸宁地委组织的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咸宁现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促进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为推动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实现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以及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平反冤假错案和各项政策的落实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虽已初步展开，但进展缓慢。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中共咸宁地委因势利导，按照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要求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7年7月26日，咸宁地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温英任组长，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郭刚、郭欣等4人任副组长，开始对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错划为“右派”的人员进行复查摘帽；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
1978年10月，地委研究部署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错案件。“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及其在湖北、咸宁的帮派体系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左行为，妄图推翻党和各级政权机构，咸宁地区的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是抵制和反对的，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些人被打成“保皇派”、“牛鬼蛇神”，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围困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王力和数十万军民示威游行事件（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反映了广大群众和部队官兵对中央文革小组“左”倾错误的强烈不满，咸宁地区有部分群众参加了这次游行，有部分干部群众在咸宁本地声援了这次游行。“七二○”事件被林彪、江青一伙和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革命事件。1978年9月下旬，湖北省委正式向党中央呈报《关于为武汉七二○事件平反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复同意。10月27日，省委批转省公安厅、省法院党组《关于复查处理冤错案件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刑和错误处理的反革命案件，冤案必须彻底平反，错案要予以纠正。咸宁地委根据省委部署，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错案件平反。凡因七二○事件强加给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全部推翻；对以种种形式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因而受到诬陷和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对因七二○事件和其他武斗事件被打伤、致残、致死人员的一些遗留问题，按照党的政策作出妥善处理。
处理“四清”和社教运动遗留问题也是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方面。1978年下半年，咸宁地委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各县一起行动，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把“四清”和社教的遗留问题解决好。各地组织专班，对“四清”和社教运动中的案件进行认真的复查、核实，对事实不符和结论不准的案件进行更正或重新结论。原孝感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刘佑钧在“四清”中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下放到咸宁地区农村劳动改造。咸宁地委配合孝感地委对该案件进行复查、核实，发现对该同志的结论错误，应予平反。经报湖北省委批复同意，撤销了对该同志的错误结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有工资级别，后安排为咸宁地区行署顾问。通过对“四清”和社教运动遗留问题的复查、平反工作，使冤错案件得到纠正，消除了“四清”和社教运动的负面影响。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咸宁地区从1978年6月开始，在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下，加大工作力度，冲破各种阻力，逐步深入地开展了落实政策的工作。
一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粉碎“四人帮”后，咸宁地委即结合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遭迫害、“靠边站”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安排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78年下半年，地委和地委组织部多次召开会议，强调把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1978年10月中旬，地委副书记乔少珍在地、县、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就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作专题讲话。他代表地委强调指出，对“文化大革命”中结论处理的案件，凡搞错了的，要迅速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部分错了，部分纠正。通过组织、检察、司法等部门的努力，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冤屈、被错误对待和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的问题得到澄清。全区共纠正冤假错案2766件，恢复党籍665人，恢复工作1581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得到适当安置。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受到昭雪，并对其亲属进行了抚恤。与此同时，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他们放下包袱，精神振奋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咸宁地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战线的许多知识分子，过去遭受排挤、打击、迫害，遗留的问题不少。1978年下半年，咸宁地委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列入议事日程，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地委全会和地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党依靠的重要力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体现在合理使用和为他们分忧解难、做实事上。在地委的重视下，全区各县和地直部门、厂矿企业、事业等单位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对没有公正对待或使用不当的知识分子，迅速予以纠正，给予合理安排使用；一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得到安置；一批具备加入共产党条件的知识分子被吸收为党员。同时还为一些知识分子解决了学非所用、夫妻两地分居、子女就业、住房困难等实际问题，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较好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
三是落实党的统战政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咸宁地委按照省委的部署，采取以下措施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陆续发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财物和被冻结的定息；补发一些人被扣减的工资，恢复其原级别；对于被占用的房屋，原则上全部退还，具体处理时做好各方面工作，分轻重缓急，逐步解决；对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错划为资本家成分的小业主和小商小贩予以改正；扭转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的歧视作法，改变对他们的错误政策，使他们得到平等待遇。这些措施，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调动了统战对象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中共咸宁地委还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积极发挥作用，使统一战线逐步扩大和巩固。
四是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和第三代均按其社会职业确定成分。咸宁地委认为，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为了消灭剥削制度和实现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给地主、富农划定成分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由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给地主、富农摘掉帽子，使之成为人民公社社员，也是必要的。对于农村中原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人，经过长期劳动改造，老实守法，没有劣迹，一律摘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全区农村中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有2万余人的帽子被摘掉，调动了这部分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咸宁地委还根据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部署，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此外，还落实了对居住在咸宁地区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各地的寺堂庙观陆续修复和开放；落实了党的侨务政策，保护和褒扬侨胞爱祖国、爱故乡的热情，鼓励他们为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贡献。
咸宁地委对各方面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各项政策的落实，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将许多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没有提到已经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党内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满意。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延长了会议时间。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按照原来的计划，这次全会的主题是经济工作。由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这次全会突破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出现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在公报中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会议认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虽然在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那时还有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任务，而且十一大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是不利于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只有在解放思想、破除“左”倾僵化思想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这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致管理方式都是要改变的，但其改变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际上只是为革命而革命的“左”倾的有害的观点。
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了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因此，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加强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全会公报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全会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在谈到经济民主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现在我国经济体制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会讨论经济问题时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全会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并且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全会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大力加强农业。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这次全会已经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
中共咸宁地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地委常委会、地委全委会、地委扩大会议上，地委第一书记王瑞生带头宣讲全会精神。地委领导成员、各县县委和地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如何贯彻全会精神进行了多次讨论，逐步形成了共识，主要是在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下功夫。地委要求，要打破思想僵化，解放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一切从咸宁的实际出发，实现农业增产增收，工业提速提质提效。王瑞生同志说：咸宁许多地方种双季稻能搞一千多斤，那就要搞双季稻；有的地方是冷浸田，加上山区光照时间短，种双季稻搞不到800斤，可是种一季稻也能收800多斤，二四（2×4）得八不如一八（1×8）得八，种一季还可以节省种子、肥料、农药和劳动力，何乐而不为。全区各级干部和群众都赞成这种重视价值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指导思想。在工业上，地委强调一定要上本地有资源，产品有销路，自己有技术的项目，上一个成一个，不搞劳命伤财的事。有些市场前景好的项目，要认真调查研究，引进先进技术，确保产品质量。工业战线的干部和职工也很赞成这种发展思路。认为这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作法可以避免经济发展中的折腾，避免浪费损失。
二是在工作重点转移上下功夫。咸宁地委认为，过去由于极“左”倾向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严重受阻。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地、果断地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极为重要的决定。地委要求各级干部和全区人民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地、县领导成员纷纷深入农村和工业企业办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发展中的难题和群众生活中的困难，与广大群众齐心协力搞好经济建设。全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认为，甩掉“左”倾搞建设，心更齐了，气更顺了，劲更足了。
三是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咸宁地委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地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要注意听取工人、农民的意见，尊重工矿企业和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发挥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主人翁精神。
四是在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大政策”上下功夫。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咸宁地委认为，这是一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的“大政策”，彻底打破了姓“社”、姓“资”的困惑。先富起来的队（企业）和个人，具有示范效应，能够影响和带动其他地区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地委运用报纸、广播、电视和宣传标语、墙报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宣传这个“大政策”，很受工人农民的欢迎。过去捆住他们手脚的绳索被彻底解开，工厂和农村中的能人脱颖而出。技术革新、增产节约成果显现，农村中的种养专业户和能人很快富了起来。如阳新县养鱼育珠大户陆春明、嘉鱼县私营企业家周明炎、崇阳县养猪大户朱碧珊等。事实证明，这个“大政策”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能够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使更多的人逐步富裕起来。
二、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恢复一批老干部的工作，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1976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这次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历程。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长征，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