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调兵遣将，对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在南昌行营发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令》，颁布了《剿匪区内文武官佐士兵剿匪奖惩条例》。他在这个条例的第二十六条中规定：“凡文武官佐生擒匪首或斩匪首首级来献者，依左例条款奖励”。在第三款中以重赏捉拿我党我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在鄂东南地区点名要捉拿红十七军军长张焘、副军长兼参谋长叶金波等人，规定凡能“生擒者各赏洋5万元，献首级者各赏洋3万元。”
从1933年9月下旬开始，蒋介石调集IOO万军队、200架飞机开始对我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以北路军、南路军30余师50万兵力围攻中央苏区，以西路军5个师另3个独立旅10万余人围攻湘鄂赣苏区，同时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国民党吸取前四次“围剿”受挫的教训，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全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敌西路军由何键任总司令，下设两个纵队，刘膺古指挥第二纵队3个师“围剿”修河以南的平（江）浏（阳）万（载）等中心区，第一军军长陈继承指挥第三纵队2个师另3个旅“围剿”修河以北的鄂东南中心区。敌人的兵力部署是：陈继承指挥的第三纵队，指挥部设在大冶，所属二十六师郭汝栋部驻阳新，三十三师冯兴贤部驻咸宁、通山，新十师谢彬部驻通山、崇阳。此外还有鄂南保安团、各县保安大队、巡察队、铲共义勇队等反动地主武装。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鄂东南道委于10月下旬在通山的石门楚王山召开了道委扩大会议，各县、区委书记10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由道委书记方步舟主持，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吴致民参加会议，并就如何组织鄂东南军民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讲了4点意见。一是明确鄂东南军民的主要任务是牵制、打击敌人，以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二是加强苏维埃政府工作，开展拥红扩红运动，壮大地方武装。三是正确执行肃反政策。四是收复失陷苏区，巩固苏维埃阵地。会议决定红十七军主力红三师集中兵力攻击阳新驻敌，先收复龙港、燕厦、木石港等地苏区，然后向瑞昌、武宁等地发展。会议提出“打回龙港过年”的不切实际的错误口号。石门会议后，鄂东南红军主力向东南方向运动，咸（宁）蒲（圻）崇（阳）通（山）县游击队坚持在楚王山斗争。
对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极其严峻的形势和长期存在的军事被动、思想混乱和肃反扩大化等问题，苏区中央局早有觉察，多次致信、致电和派人巡视检查，敦促省委认真解决。但是，省委书记林瑞笙等人极力推行“左”倾路线，对鄂东南苏区造成很大危害。1933年10月，正当鄂东南军民奋起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工作检查组来鄂东南，全盘否定鄂东南军民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所取得的成绩，认为龙港失陷是鄂东南各级党委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鄂东南道委执委、通山中心县委书记黄玉田因不同意红军“向东南发展，收复失陷苏区”的决定和“打回龙港过年”的口号，就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通山石门坎错杀了黄玉田等10余名优秀党员干部。检查组还决定在鄂东南地区党政军组织中追查“改组派”，致使鄂东南苏区出现了肃反扩大化。
黄玉田等人被杀后，通山中心县委由新任通山县委书记阮凤鸣负责。阮凤鸣贪生怕死，畏敌如虎，根本不能领导革命斗争。加上咸蒲崇通县委书记徐自然和梅经武等人经不住艰苦环境考验，先后叛变投敌，导致整个鄂南的工作处于停顿、被动状态。
由于林瑞笙等人执行“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一定损失，1934年1月，苏区中央局指令改组湘鄂赣省委，撤销了林瑞笙的省委书记职务，由陈寿昌接任省委书记。不久省委派吴致民到鄂东南，调整道委领导班子，调方步舟到省任巡视员，任命黄家高为道委书记，黄家高未到任前由吴致民代理道委书记。
中共鄂东南道委领导人调整后，对所属党组织领导人也进行了部分调整。徐世龙任阳新中心县委书记，罗冠国任龙（港）瑞（昌）湖（市）中心县委书记，成启福任修（水）武（宁）崇（阳）通（城）县委书记，丁维中任咸（宁）蒲（圻）崇（阳）通（山）县委书记，石凌生任龙武县委书记，张和任湘鄂边县委书记，宋运昌为河北工作团工委书记。
1933年底，红三师在通山高槎坪休整后，计划“打回龙港过新年”。不久，红十六师四十七团也到了鄂东南。鄂东南道委负责人召集两部负责人在下湾举行军事会议，决定联合进攻通山燕厦守敌郭汝栋部。次日晨，红三师的1个尖兵排向茅田河方向进发，遇敌1个尖兵排渡河后迎面扑来，当即接火，我军奋勇拼杀，全歼了敌尖兵排，并乘胜前进，包围了驻燕厦的敌军。由于我四十七团没有及时赶到燕厦，加之敌援军从龙港赶来，我军腹背受敌，转胜为败，损失不小。
燕厦战役失利后，红三师经过休整补充，战斗力得到恢复。1934年1月8日，鄂东南道委召开红三师与河北师、赣北师负责人会议，组成红十七军前敌委员会，由张焘、叶金波分别担任正、副指挥长。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消灭木石港之敌，恢复周围苏区，然后向东南发展，直逼龙港，进围武宁、瑞昌。
木石港地处阳新东南，为富水河之南重镇。为了切断富水河南北两岸苏区间的联系，郭汝栋命令第十军新七旅李宗鉴部驻守木石港，并在木石港周围的何子恕、湖田畈等地构筑工事，建造碉堡，分兵把守，形成保卫圈。1月中旬，我红三师和河北师、赣北师及当地游击队、赤卫队共七八千人，与敌展开阵地战，根据敌人的军事布局，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首先攻下了木港外围何子恕、湖田畈两座碉堡，然后集中兵力攻打木石港，围歼敌人。此次战役获得了大胜：摧毁敌碉堡13座，俘敌七八百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恢复了木石港周围的苏区。接着又在紫金山、木桥铺、雷祖洞等地重创敌军。这是鄂东南苏区军民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是，河北师、赣北师损失很大，红三师也有很大损失。
木石港大捷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志，同时也使红三师的给养得到了补充，扩大了队伍。但此役只是局部的胜利，未从根本上扭转根据地极其险恶的形势，敌人在鄂东南地区还有许多据点，随时都可能反扑过来。于是，中共鄂东南道委决定红三师转移到武宁、瑞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以避开敌人的反扑，但红三师负责人未予重视，而在木石港休息了7天，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几天之内，敌第三纵队司令陈继承调集了二十六师和暂编四旅、独立三十七旅及新七旅残部在紫金山一带集结，布置伏击阵地。1月下旬，敌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又派兵在富水河南岸堵住红军南下江西的去路。红军1000余人南渡富水河未成，回师黄沙，夜行至王文驿遭敌伏兵包围。王文驿位于紫金山下，是条狭长的山垅，山垅中间有条崎岖的山路，两旁是怪石林立的高山，山上枯茅荆棘丛生。加上当时正是农历腊月上旬，是夜天昏地暗，朔风卷着漫天风雪。在这样的环境下红军遭到数倍于已的敌人的伏击，虽经激烈战斗，我军除机枪连突出重围外，其余人员全部溃散或牺牲，部队损失三分之二。张焘、叶金波等人在红军战士掩护下幸免遇难。
王文驿战斗失利后，红三师突围人员由张焘等人带回河北指挥部。叶金波带着几个人冒着风雪在王文驿战场附近奔走了3天3夜，收容失散人员300余人。并将这批人员编为4个连，带回太平塘。由于王文驿战斗中红十七军主力三师损失较大，红十七军番号取消。红十七军军长张焘被撤职调离鄂东南，红十六师参谋长，政委叶金波先撤职，后逮捕，次月被错杀于太平塘（据最新考证牺牲于冷水坪）。鄂东南军民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至此失败。
这一时期，鄂东南其它地区的军民也投入了反“围剿”斗争，如通城之战、鄂城马家铺之战、赣北斗碧山之战，都取得了胜利，但未能挽回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局面。
二、王文驿失败后的鄂东南苏区形势
与苏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召开
王文驿战役后，红三师的突围部队和溃散人员合编为5个连，仍保留红三师的番号，由刘运洪任师长，王应全任政委。
1934年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军区联合下达命令，将全省划分为3个作战分区，相对独立地开展武装斗争。鄂东南为第一作战分区，邹之谟任司令员，道委书记黄家高兼政委。3月，中共鄂东南道委以红三师突围部队为基础，补充一批地方武装，第三次组建红三师主力，配属第一作战分区直接指挥，杨锡成任师长，王应全任政委。
王文驿一战损失惨重。鄂东南党政军领导人没有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及时采取措施保卫苏区，而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撤换和杀害主要军事指挥干部，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使鄂东南苏区的武装斗争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围剿”苏区的敌人乘虚而入，占领了富水河谷平原上的西坑、大畈，宝石河沿岸的宝石、横石、富有，湄水岸边的杨芳、厦铺，慈水河谷中的黄沙、慈口，宝塘河流域的燕厦等重要集镇和周围的苏区，通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被冲散。一批共产党员和区乡干部被惨杀，以通山为中心的鄂东南苏区相继失陷。阳新中心县所辖苏区大部被敌人占领，中心县委由安乐里山垸转移到率洲后又迁往咸宁飞机墩。大冶县委迁到龙角山，鄂城县委迁到大幕山。设在山中的县委机关也由于敌人的“围剿”不得不经常转移。
中共鄂东南道委面对苏区缩小、敌人进攻频繁的情况，于1934年2月7日，在通山长安区石门坎召开各县、区党政干部和战斗积极分子紧急会议，分析了王文驿失利后的形势，作出如下决议：第一，发展冷水坪根据地，尽快与省委取得联系，作好道委机关由兰田钟家畈南迁冷水坪的准备；第二，道委机关一律实行军事化，按军队建制，便于统一指挥；第三，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组建独立团、营，充实红三师；第四，广泛组织民众开展反“清乡”斗争。
紧急会议后，中共修武崇通县委召开各区委负责人会议，传达道委会议精神，将游击大队改编为红军独立团，肃清内奸，歼灭民团，加强对已迁入的鄂东南兵工厂、被服厂、红军医院、政治学校的安全保卫，迎接道委南迁冷水坪。
这时，从湘赣苏区来湘鄂赣苏区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红十七师，在师长肖克率领下翻越三界尖来到冷水坪，沟通了修武崇通根据地与湘鄂赣省委的联系。肖克师长询问了鄂东南各地的情况，派兵击退了进犯冷水坪的敌人，有力地支持了修武崇通人民的斗争，为道委机关南迁冷水坪创造了条件。
中共鄂东南道委根据紧急会议的决议，将道直机关和武装力量统一按军队建制作了调整：撤销河北指挥部，所属武装与北路指挥部武装合并，组成3个连，编入红三师。红三师先组建一个团，即红七团，团长杨锡成，政委谭质夫。彭杨学校学员100人、长安政治学校学员和肃反训练班人员数十人，合编为2个连，随军行动。溜沙、郭家山等处红军伤病员1000余人，按照军队建制编为8个连，转移到深山中养伤。河北警卫师余部百余人编入河北独立团。此外，道委还成立武装工作团，乘隙打击敌人，开展苏区工作。鉴于阳新、大冶、鄂城等地的苏区先后被进剿的敌军占领，决定鄂东南的苏区工作重点向鄂南发展。在鄂南成立咸蒲崇通中心县委，恢复鄂南诸县苏区，东向武宁推进，联系龙武苏区，西向崇通发展，联系湘鄂边，形成以通山三界尖为中心的西起药姑山、东到太平山的新苏区。各地、各部队按中共鄂东南道委的部署，都积极投入了恢复发展苏区的工作。
在河北地区，原河北指挥部政委宋运昌组建了中共河北特委，并以本地游击队战士为骨干，建立了河北武装工作团，战斗在咸通阳边境的大幕山中。在河南地区，以红三师一部为骨干，组织龙湖瑞地方武装，成立独立团，由王武之任团长，袁凤鸣任政委，在木石港、柳山、黄岭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多次与敌郭汝栋部激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4年4月，我地方武装在排市至韭菜岭一带伏击敌人获胜，缴获步枪70余支，机枪1挺，迫击炮l门，俘敌官兵300余名。接着，在南塍截获敌军火、粮食各1船。
在鄂赣边地区，由于龙燕苏区缩小，撤销中共龙燕中心县委，成立中共龙武县委。黄龙胜任县委书记。县委组建了一个30余人的武装工作团，在九宫山、太平山一带开展工作。县委还组建了游击队，在杨林、船埠、大溪建立3个游击分队，杨裕原担任游击队指挥，配合工作团开展武装斗争。
在湘鄂边地区，因县委书记张和投敌，中共湘鄂赣省委派钟期光等人到湘鄂边组建中心县委，由钟期光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组织湘鄂边与通城地方武装一起，转战于通城黄袍山、塘湖、清水塘、大源、桃花洞等地，开展对敌斗争。
在咸蒲崇通地区，由于敌人疯狂“围剿”，中共咸蒲崇通中心县委率领游击队转战于随阳山、小岭、楚王山等地。1934年2月4日在龙泉寺，截获敌人食盐700余斤，击毙保长1人；2月16日，烧毁了敌人修建的山口碉堡；4月，又在南洞同敌人相遇，缴获敌人枪支10余支。
在阳大地区，由于所属苏区大部分被敌人占领，斗争十分残酷激烈。中共阳新中心县委将所辖3个县委改为3个工作团，分别驻在云头山（阳新县境）、南山头、大宛（大冶县境）。由于敌强我弱，工作团在斗争中多次受挫，后来不能公开露面，就隐蔽在山洞里坚持斗争。
在修武崇通地区，红三师政委王应全将红七团分为两部分，分别由杨锡成、谭质夫率领，通过东西两条线路，向通山南部的冷水坪进击。1934年2月13日，时值农历癸酉年除夕，红三师利用敌人戒备松懈的机会，以4个连兵力歼灭高湖小源巡察队。驻宝石保安中队数百人闻讯赶来增援，被红军击溃。此次战斗毙敌百余人，缴枪数十支；2月16至17日，红三师3个连采用夜袭手段，先歼灭板桥守敌，缴获一批弹药粮食，焚毁敌碉堡，后歼灭山口铺守敌，摧毁敌碉堡数座，缴枪数十支；2月21日，兵分两路袭击杨芳林驳壳队和厦铺铲共义勇队，均取得胜利，歼灭敌驳壳队200余人，并占领了郭家岭碉堡；2月25日，红三师夜袭郭家岭、南壁山，围歼畈上陈等地碉堡之敌，毙敌100余名，烧毁碉堡数座；3月初，红三师一部夜袭港路兴家林，消灭当地“铲共义勇队”，捉土豪数人，筹款数千元。红三师在王应全、杨锡成、谭质夫等人的率领下，通过20多天的艰苦斗争，共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800余人，摧毁敌碉堡10余座，打通了由大幕山至沉水山，经宝石、小源至冷水坪的东线交通和由大幕山经石门、高桥、雨山、杨芳林至冷水坪的西线交通，保证了道委机关能够安全转移。
1934年3月中旬，中共鄂东南道委机关安全转移到修武崇通苏区的冷水坪。从此，这里成为鄂东南苏区对敌斗争的指挥部和战略后方。1934年5月，道委在这里召开了鄂东南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检查纠正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决定党组织活动方式实行军事化，同时制定实行外线作战，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会后召开了通山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传达贯彻鄂东南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宣布恢复通山县委，选举程怡坤为县委书记。会议听取了省委特派员吴致民和道委书记黄家高的报告，分析了通山苏区的形势，讨论了根据地的武装保卫工作。县委决定将县红军警卫营改编为通山县独立营，由洪仗云任营长，程怡坤兼政委。担负保卫通山苏区，保证鄂东南道委与各地的交通联系。
红三师在开辟东西两条交通线、保卫道委机关安全转移后，集中在冷水坪整训，创办了冷水坪政治学校，培训军政干部，并抓住有利战机，取得了杨芳、厦铺、宝石诸战役的胜利，歼敌600余人。4月，道委将修武崇通独立团改编为红三师八团，由谭质夫兼团长。改编后，留下80条枪，由修武崇通县再建独立团。
红八团组建后，红三师两个团按照鄂东南第二次党代会决定，在苏区中心冷水坪的外围作战，一来可以牵制敌人，减轻对冷水坪根据地的压力，二来可以缴获敌人一部分枪支弹药及土豪劣绅的粮食、现款，补充红军的给养。这两个团在杨锡成、谭质夫的率领下，多次同外围的敌人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苏区和鄂东南道委机关的安全。红八团在崇阳白霓桥的一次战斗中，团长谭质夫率兵冲锋在前，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由于以林瑞笙为首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忠实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原鄂东南道委在领导肃反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1933年冬，以抓“改组派”罪名杀害了许多优秀的党政干部，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鄂东南道委南迁冷水坪后，按照鄂东南第二次党代会精神，认真听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肃反斗争的经验教训，解散了肃反工作队，停止抓“改组派”，严肃处理了鄂东南政治保卫局乱捕滥杀党员干部的问题，局长明安福被处死，使延续两年之久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得到纠正。
三、“六七月事变”与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
1934年1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机关万载小源被敌占驻，省委机关转移到铜鼓之幽居、祖庄一带。次月，省委书记陈寿昌率领省级机关、省保卫大队及赣北独立团，从幽居出发向西运动，到湘鄂边后，折向东行，于5月间到了修水、划坪。红十六师在浏阳坳与红十七师分别后，这时也转战到了修河西岸的全丰、划坪一带。
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到全丰、划坪后，敌五十师、三十三师、二十六师及驻修水的吴抚夷保安团，一齐扑向修河西岸，包围全丰、划坪。“为了摆脱敌人，省委决定先向鄂东南方向突围，以后再折回修（水）铜（鼓）宜（丰）奉边去。在红十六师的掩护下，省级机关安全转移到了鄂东南。可是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在划坪同敌激战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6月9日，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带领20多人，向修通边境的黄龙山突围，在修水全丰的坑口遭敌吴抚夷保安团第九中队的袭击，不幸被捕。6月14日傍晚，高咏生在被押往县城的途中，借上厕所之机，打倒敌人哨兵后逃脱，敌人四面追捕，他跑到山崖边，由于天黑，看不清道路，不幸坠入崖下的脚鱼潭，壮烈牺牲。敌人发现后，残暴地割下了烈士的头颅，挂在修水县城示众。高咏生是湖南平江县人。后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了纪念他，在平江河西建立了咏生县。”《湘鄂赣苏区史稿》，第228页。
“省级机关到鄂东南后，红十六师四十六、四十八团全部也到了鄂东南。不久与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领的红十六师四十七团会合。由于师长高咏生牺牲，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受损，省委和省军区决定红十六师整编，由徐彦刚兼任师长，陈寿昌兼任师政治委员。”《湘鄂赣苏区史稿》，第228页。
红十六师整编后，又在鄂东南扩充了一批干部和地方武装，共计2000余人，同省级机关一道，向南运动。在武宁澧溪击溃敌人1个营，渡过修河到达洞口。这时，敌二十六师已从后面追赶上来。陈寿昌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洞口阻击敌人。由于对敌人的兵力作了错误估计，把敌两个团误作1个团，加上我军对地形不熟，激战l天，未能击退敌人，红十六师却伤亡几百人。于是，撤出战斗，向修铜宜奉边龙门山区转移。
1934年6月，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转移到龙门山区奉新的百丈、西塔。计划在这一带驻扎下来，建立根据地。省委派出一部分干部深入乡村，帮助发展基层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省委原计划在百丈召开中共湘鄂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各中心县委和县委已根据省委的安排，总结了工作，选举了代表。省级机关到达百丈后不久，各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先后到达百丈。这时，敌五十师、七十七师、十八师和六十二师向我包围过来，形势十分危急。省委决定撤离百丈、西塔，向平江黄金洞转移，并将各地前来参加省第三次党代会的代表编成连队，随同省级机关行动。此时，敌五十师已经占领了龙门山附近的肖家、找桥、九仙汤一带。他们强迫拆村移民，布置了一个包围圈，形成对我军的合围之势。省委和红十六师迅速组织突围。徐彦刚率领红十六师四十六、四十八团向靖安、永修方向突围；陈寿昌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率领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和省直机关干部、党代会代表组成的特务团向宜丰、铜鼓方向突围。四十六、四十八团突围至斜岭遭敌十九师夹击。由于我军在武宁洞口战役中受损，加上缺乏粮食，地形又不熟，遭受了惨痛损失。四十七团和省级机关行至宜丰高视时，遭敌五十师第三○○团伏击，我军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伤亡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省委决定再分三路突围：一路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何振吾率领，从西南方向向黄岗口、排埠突围；一路由省政治保卫局代局长邓洪率领，从西北方向向铜鼓三都、西向突围；一路由少共省委书记刘玉堂率领手枪队，保护双脚发烂行走困难的陈寿昌从北面突围。结果，何振吾率领的队伍在突围时被打散；邓洪率领省保卫大队和省级机关眷属，先翻越龙门山，再穿越几十里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官山，越过敌人的三都封锁线，到铜鼓之西向，遇敌袭击，主力被打垮；省委的电台被击毁。几天后，才在铜鼓的水洋坪收集被冲散的人员，带回到黄金洞。刘玉堂带领的手枪队，因手枪射程不远，无法突围，只好返回宜丰高视的山里隐蔽，一面待机突围，一面给陈寿昌治疗脚疾。敌人在山脚下巡逻搜查，手枪队在山腰隐蔽。一个星期后，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黄金洞苏区。
斜岭战斗后，徐彦刚率领的红十六师四十六、四十八团只剩下三四百人，几经艰难曲折，转移到永修云居山。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包围过来。徐彦刚在云居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分数路突围，并布置突围后能返回黄金洞就返回黄金洞，无法回黄金洞的就到第二作战分区，或者到高（安）奉（新）边的华林寨山区开辟新苏区。突围小队分编后，迅速向四面突围。由于敌众我寡，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少数突围出去后，一部分回到黄金洞，一部分到了华林寨山区。徐彦刚带领十几个战士杀出重围，历尽艰险，返回黄金洞。
这次突围战斗中，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十六师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战斗，高唱军歌，与敌人厮杀。许多人血洒青山，骨抛原野，为湘鄂赣苏区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湘鄂赣苏区斗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当时，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干部、党代会代表共2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部队“仅剩约一营人”。《徐彦刚、傅秋涛给任弼时、肖克同志转中央军委的报告》，1935年6月7日。全省累计损失枪支4000余支，人员一万人左右。此后，“苏区受到敌人蹂躏、摧残，分成为11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湘鄂赣省委给任弼时同志转中共中央的信》，1935年6月30。湘鄂赣省委与中共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联系中断。这次惨痛的失败发生在1934年六七月份，当时湘鄂赣省委称为“六七月事变”。
“六七月事变”导致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使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3个月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