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湘鄂赣省“六七月事变”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连遭失利，苏区范围逐步缩小，主力红军相继转移。虽然各根据地仍留有部分红军和游击队，但数量极少，无法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尤其是湘鄂赣根据地，形势更为严重。由于中共湘鄂赣省委的电台被击毁，中断了与党中央的联络，对党中央的决策、指示一无所知，对全国的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变化不甚了解，难以作出正确的分析，决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此时此刻，犹如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的一艘航船，突然失去了灯塔的指引，只能摸索前进。
“六七月事变”后，鄂东南地区主力红军所剩无几，修武崇通、咸蒲崇通、龙湖瑞、龙武、大幕山、湘鄂边等根据地相继变成了游击区或白区，有的只剩下一些山头。苏区与苏区之间难以联络，苏区党组织与地方游击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给养越来越困难，经常处于一日数移的状态，很难抵御敌人的进攻。在我弱敌强的情况下，敌人对鄂东南苏区、游击区实行重兵包围与分割，实施各种毒辣手段与反动政策，妄图扑灭革命势力。一是实行碉堡政策。凡是重要城镇、战略要地与山隘，敌人都修筑了碉堡，对苏区实行层层封锁，重重包围，分兵把守，步步为营。敌人扬言要“抽干塘里的水，活捉塘里的鱼”，妄想一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二是实行“清剿”政策。敌人将鄂东南划为湘鄂赣省第一“清剿”区，由第一军军长陈继承负责指挥，调派三十三师、三十四师、三十五师伙同地方反动武装进行“清剿”，到处搜捕党员干部、红军伤病员、红军家属和赤卫队员，施用种种法西斯酷刑，残酷拷打，百般折磨，任意杀戮。三是实行联防政策。“五家一联、十家一保，一家通‘匪’，十家连座，一家窝‘匪’，十家同祸”，迫使群众“划地为狱”，寸步难行。四是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敌人为了切断人民群众与红军和游击队的联系，强迫苏区群众迁至碉堡边、集镇边、公路旁居住，实行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严禁商人与红军通商，规定群众每人每月只能买二三两盐，断绝人民群众与红军的联系，妄图断绝红军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五是实行“三光”政策。敌人组织的“还乡团”、“铲共队”、“清乡队”、“毁灶队”等，每到一地，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烧山毁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动分子迫害群众的毒刑达20余种，如“双龙上树”、“猴子抢桩”、“熬油点灯”、“坐快活椅”、“过红桥”等。通城县民团头子葛皇甫，杀人如麻，提出“三洗黄袍，血染药姑”的血腥口号，在黄袍山、药姑山一带屠杀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1000多人。数百里鄂东南苏区，顿时狼烟滚滚，血迹斑斑！
在恶劣的环境中，鄂东南苏区各级党组织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领导军民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组成许多游击小队（小组）袭击敌人，炸毁敌人碉堡，破坏敌人军事设施，捣毁敌人区乡政权，使敌人不得安宁。经过共产党教育和革命战争锻炼的苏区人民，没有因为敌人的白色恐怖而失去对革命的信心。他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自己吃薯丝、薯片、野菜、草根，却把粮食、食盐省下来，越过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送给红军和游击队。阳新县洋港的共产党员陈新才，与敌人拼搏时负伤被捕，在敌人砍杀时，高呼“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干部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鼓舞下，鄂东南苏区军民没有被敌人的残酷屠杀吓倒，在修武崇通、金塘、药姑山、大幕山、随阳山、石硬山、南山头等地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昼伏夜出，出没无常，攻占碉堡，袭击敌军，惩处叛徒，聚歼民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苏区人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希望。
“六七月事变”使红十六师和湘鄂赣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共湘鄂赣省委负责人从这次事变中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为了吸取龙门山失败的沉痛教训，从思想上武装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恢复红十六师和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散布的湘鄂赣红军已被消灭的谣言，1934年8月，省委在平江黄金洞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转移到黄金洞的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的负责人和各中心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六七月事变”的教训，指出了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批判了因暂时失败“而失去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苏维埃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确定湘鄂赣苏区党的战斗任务“最主要是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中共湘鄂赣省委给任弼时同志转中共中央信》，1935年6月30日。发出了“猛烈发展红军，好党员、好干部去当红军”的号召。会议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收集武装，开展扩红运动，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
8月紧急会议后，根据中共湘鄂赣省委的分工，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和鄂东南道委书记兼第一分区政委黄家高，到鄂东南收集红三师余部和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恢复扩编红十六师。
黄家高思想消极，没有执行8月紧急会议关于到鄂东南河北地区集中独立一团及部分游击队，以恢复红十六师四十八团的决议，使部队遭敌袭击而大部损失，受到撤职处分。由张藩代理道委书记。随后，中共鄂东南道委和鄂东南苏维埃政府在通山冷水坪召开有13县党政负责干部参加的全区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号召鄂东南革命人民和赤色战士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韧性战斗精神，正视困难，战胜困难，通过自己艰苦发奋的工作，争取早日渡过难关。
1934年9月，傅秋涛带领8个人的短枪队，经平江南江桥到通城云溪，在云溪山上遭敌人包围，傅秋涛一行只有4人突围出来，绕过通城县城，到达湘鄂边中心县委驻地药姑山，中心县委书记钟期光派游击队护送到修武崇通县，由该县游击队护送至冷水坪，正好与严图阁、方步舟、谭凤鸣率领的部队会合。
方步舟是8月紧急会议之前，被派到咏生县和鄂东南的，去找谭凤鸣率领的咏生县独立营以及红三师第七团的。方步舟在咏生县找到独立营后，便把这个营带到鄂东南道委所在地冷水坪。接着又找到了红三师七团余部，于是就把独立营合并到七团中，部队整编后，不久又与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相会，严图阁正带着“六七月事变”突围中被打散的红军战士及在鄂东南收集的一部分地方游击队员在冷水坪附近活动。这样，几支部队就汇合在一起了。傅秋涛向严图阁、方步舟、谭凤鸣传达了省委关于恢复红十六师的决议及计划。商定汇合后的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扩大队伍，然后返回黄金洞苏区。
傅秋涛、严图阁率领这支部队从冷水坪出发，经崇阳、临湘向平江方向行动。沿途捣毁了一些国民党区、乡政府，打击了土豪劣绅，击溃了敌新七旅一部，消灭了南江桥驻敌一个排，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一批枪支武器和物资，俘敌七八十人。沿途又动员了一些群众参军，部队扩大到1100多人。
1934年10月，省委在黄金洞米筛埚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寿昌、徐彦刚、刘玉堂、涂正坤等。会议总结了8月紧急会议以来扩红运动的经验，提出了3个月的扩红计划。会议还讨论了去前线领导恢复红十六师的人选问题。当时，省委很多领导同志要求到前线去，陈寿昌虽然身体不好，也坚决要去。最后，会议决定陈寿昌和徐彦刚赴前线，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省委工作。
随后，陈寿昌、徐彦刚即率领省军区独立营100余人，从黄金洞出发，向西南行动。在平江斑鸠坳，与傅秋涛、严图阁率领的部队相会。陈寿昌向傅秋涛传达了米筛埚省委会议的决定。傅秋涛按照省委意见，把部队交给陈寿昌、徐彦刚，自己率省军区独立营返回黄金洞。1934年11月，陈寿昌、徐彦刚率领部队到达通山冷水坪。他们同鄂东南道委商量后，决定将这支部队（含红三师七团余部、咏生的独立营和严图阁所收集的部队）合编为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取消红三师建制。部队在冷水坪召开大会，宣布正式恢复红十六师（实际只有1个团），由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兼任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任师政治委员，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红十六师恢复重建后，陈寿昌、徐彦刚率领部队在鄂东南活动。这时，他们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已由湖南向西南前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红十六师计划由崇阳、蒲圻到临湘、平江、岳阳一带活动，向西南发展。于是部队从牛牯山出发，行至崇阳与通城交界的老虎洞时，与敌冯兴贤部三十三师的两个团遭遇。两军展开激战，我军虽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但部队伤亡很大，陈寿昌在指挥部队冲锋时中弹负伤而被迫撤退。当晚，陈寿昌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不幸牺牲。部队连夜撤回到崇阳的沙坪。在那里，红十六师和鄂东南道委为陈寿昌和其他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为了纪念陈寿昌同志，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崇阳、通城之间建立一个县，命名为“寿昌县”。陈寿昌同志为湘鄂赣和鄂东南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老虎洞战斗中，红十六师损伤400多人，只剩下750人。师长徐彦刚也负了伤，返回黄金洞治疗。部队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领到崇阳金塘休整。
1934年11月中旬，中共湘鄂赣省委在黄金洞的杨雀坦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陈寿昌牺牲后的省委领导人选和战斗部署问题。与会人员赞成仍按米筛埚会议的决定，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决定学习和推广中央苏区扩红的经验，把扩红工作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作出了一个半月的动员工作计划，准备把东南地区一部分独立营补充到四十六团中去；决定抽调干部成立扩红突击队，深入各苏区开展扩红工作，江渭清担任省扩红总队队长。
杨雀坦会议后，湘鄂赣省各苏区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尽管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敌人对红军家属残酷迫害，但是，湘鄂赣苏区人民始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党对红军无比深厚的感情，踊跃把自己的儿女、丈夫和亲人送去当红军。当时，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JZ（〗
春季里来万物新，我送我儿当红军；
家中事情莫牵挂，一心奋勇杀敌人。
夏季里来月儿圆，我送哥哥上前线；
你当侦探我带路，长大我也把枪掮。
秋季里来秋风爽，妹妹送哥我送郎；
绱好鞋子千层底，冲锋立功好得奖。
冬季里来雪漫天，家家儿郎上前线；
三九严冬心似火，人人心里像蜜甜。〖JZ）〗
这首歌谣，是共产党和红军与群众心贴心的生动写照，是扩红运动的一个缩影。鄂东南苏区同湘鄂赣其他苏区一样，出现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1935年初，省委因势利导，开展后方扩红同前方消灭敌人的竞赛，提出“前方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的战斗号召，使扩红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经过半年时间的扩红，共动员了2500多人参加红军。1935年6月，在黄金洞的牛栏坑，编成红十六师四十七团。不久，红十六师四十八团也得到重建。从而使3个团的建制全部得到恢复。魏平任四十六团团长，赵段中任团政委；钱林任四十七团团长，曹茂柏任团政委；谭凤鸣兼任四十八团团长，赵洪国任团政委。红十六师的恢复重建，扫除了部分党员干部悲观失望的情绪，振奋了革命精神，这对于坚持工农武装割据，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反复“清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省委在恢复红十六师的过程中，对于“赤卫队组织的扩大与动员仍然被放松”，错误地强调“正规化”和反对“游击主义”，将各分区地方部队和各县独立营（连）、游击队全部编入红军，忽视了地方武装的发展，使各县失去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敌人进攻时，无法有效地进行抵抗，同时也使主力红军陷入孤军作战的被动地位。当时鄂东南各县的党政领导干部，看到地方武装一批批抽走，根据地难以巩固，心里非常难过，曾多次向省委提出过意见，均没有被采纳，有的同志还受到批判“处理”。这是当时省委领导人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反对所谓“游击主义”、一味强调“正规化”的结果。
中央红军西征后，蒋介石十分恐慌，急忙调兵遣将，加紧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这时，国民党驻湘鄂赣地区的部队也调了一部分到湘黔边境。中央湘鄂赣省委由于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对全国的形势不甚了解，但发现部分敌军调走了。于是，便组织红军出击，接连取得了一些胜利，开创了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兴盛局面。
1935年1月1日，红十六师四十六团从平江黄金洞向东北行动，进攻通山大屋陈的敌新三旅二营，歼敌一部分。1月3日到达通山杨芳，与敌激战1日，击溃敌2个连，并消灭由厦铺增援的一连敌兵。旋即在通山敌后出击，1个月内，拔除敌碉堡数个，缴获轻机枪4架，步枪400余支，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恢复了部分苏区，部队士气高涨。
红十六师四十六团的胜利，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5年1月31日，四十六团除留1个连在崇阳金塘保卫鄂东南道委机关外，大部兵力从冷水坪开往崇阳大源桥，拟向西行动，配合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行动。在到达大源桥的第二天早晨，大雾朦朦，敌第二十二军五十师岳森部第三○○团紧迫而来。
岳森的五十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该师第三○○团团长李邦藩又是岳森的妹夫，堪称嫡系中的嫡系。该团有4个营、2000余人，武器装备精良，每月发双份薪水，官兵骄横凶残，是“六七月事变”中疯狂屠杀红十六师指战员的刽子手。湘鄂赣苏区军民对三○○团早已深恶痛绝，四十六团指战员曾提出“留下开花子，开花子：指子弹头会爆炸的步枪子弹。去打三百团”的口号，决心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敌三○○团即将进入大源桥时，红十六师决定在大源桥进行阻击。一营从左侧迅速占领大源桥附近高地。在敌人快登山顶时，全营数百人在营长袁立生的指挥下，脚穿草鞋，身背马刀，迅猛向敌人砍去。敌人溃不成军，拼命往山下逃窜。此刻，我四十六团主力正在山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山上敌人溃退下来，敌人自己乱了阵脚。袁立生趁势带领战士猛冲下来，截断敌人退路。受到我军夹击的敌三○○团纷纷向四周逃窜，其右翼部队被我军消灭。接着，四十六团夺取了敌人机枪阵地，抢占了制高点。敌人仍凭借最后一个山头，负隅顽抗，等待增援。徐彦刚一面把轻重机枪调集在一起，对准敌人阵地扫射；一面组织突击队，抢占山头。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我军派出一个营从小河沟秘密登上切坳右侧的团头坑，出其不意地夺取了切坳，把敌人挤到水井坡上。随后，我四十六团留守金塘的后援部队也赶来增援。全团士气大振，迅速抢占了最后一个山头，并直插水井坡敌人背后。敌军见其退路被断，陷入腹背夹击，便纷纷向界下方向溃退。
大源桥战役，红十六师用马刀杀出了军威，全歼敌两个半营，击溃敌1个营，缴获重机枪5挺，步枪300多支，俘敌200多人，大获全胜。该战役是红十六师恢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扬了红十六师的军威，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此后，敌人月余不敢进犯。四十六团抓住有利时机，在寿昌县一带捣毁敌人碉堡，恢复苏区，动员青年参军。这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调敌第四十九军一○五师刘多荃部到崇阳“进剿”，并派出一个连驻守高枧。红十六师四十六团指战员决心拔下高枧这颗“钉子”。
1935年2月初，部队由金塘出发，行至高枧附近。当地群众反映，敌碉堡里只有两个班的正规军和少数地主武装，大股敌人仍驻鼓响岭。鉴于这一情况，红十六师师团领导作出了“围点打援”的部署。2月3日拂晓，我军主力埋伏在高枧通往鼓响岭大路两侧的山上，少量兵力围住高枧碉堡，围而不打，碉堡守敌见我包围兵力攻势不强，就打电话给鼓响岭驻敌，要求增援解围。二三个小时之后，一个连敌军从鼓响岭赶来，我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观察到敌人脚穿大皮鞋，用枪当拐杖拄着爬坡，行动迟缓的情景，知道东北军不善于山地作战，这正是我军歼敌的好机会。于是派出一个营迂回至敌后，截断敌退路。敌人一进入我军伏击地，我主力突然从山谷两侧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猝不及防，调头逃跑，又被我堵住，战斗片刻，敌1个连全部被俘。碉堡守敌见增援部队被俘，士气丧失殆尽。师参谋长谭凤鸣派人向碉堡喊话，宣传红军宽大俘虏的政策，并派俘虏把劝降信递送到碉堡里。经过一番工作，碉堡里的敌人于当日黄昏时投降。晚上，红十六师了解到，敌一○五师系张学良的东北军，非蒋介石嫡系，对蒋的卖国投降行径不满，希望抗日，收复东北三省。蒋介石调一○五师到湘鄂赣“进剿”红军，是想达到既消灭红军，又铲除异己的目的。因此东北军“进剿”并不卖力。鉴于这种情况，我军决定优待东北军俘虏。四十六团杀猪款待被俘官兵，并给每人发给3块银洋。经过我军的政冶教育，敌一连官兵成建制被我军收编。
敌一连官兵被我军收编后，国民党武汉行营十分惊异。即派1名高级参谋带领一个营到崇阳高枧调查。当该营走进高枧狭谷地带休息做饭时，四十六团迅速占领山谷两侧高地，出其不意发起进攻，击毙敌高级参谋和营长，其余敌人纷纷投降。这次战斗，缴获轻机枪十几挺，步枪200余支，俘敌400余人。这批俘虏经过教育后，全部加入了红军。
经过大源桥、高枧诸役的胜利，红十六师逐步强大起来，官兵情绪高涨。省委、省军区为了同中革军委和湘赣苏区取得联系，命令红十六军南下。敌陈继承急从八十师、三十三师、三十七旅和新三旅中调集9个团，分三路包抄而来。红十六师从敌人布防间隙处穿出，到敌后消灭敌人一个营，然后进入平江。敌军追到通城、修水，不敢妄动，只在修水一带修筑碉堡。
红三师余部编入红十六师以后，中共鄂东南道委负责人大部分也调往省委机关。留下省委常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吴致民（化名胡梓）和一支手枪队在道委机关，并将流散的武装力量组成1个独立团，仅有二三百人，留在冷水坪、三界尖一带坚持游击活动。
1935年2月3日晚，时逢甲戍年除夕。一股从江西过来的敌军，获知道委机关守卫空虚，就冒充修铜宜丰边区游击队，趁着夜色窜到道委机关附近的南山头，俘获了我南山头一名交通员。这名交通员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投敌，连夜将敌人带到冷水坪。行至冷水坪南面石桥上，诱捕了我岗哨。接着，叛徒手持“介绍信”带领敌军头目直接找到了吴致民和道委秘书刘士杰。是时，已是次日凌晨四点钟，吴致民和刘士杰居住的房内点着一盏桐油灯，两人对坐一起，正围在火堆旁“守岁”。吴致民没想到敌人会冒充我游击队，接过信看了一下，便交给身边的刘士杰，让刘安排“游击队”的住宿。刘士杰刚走出房外，在外等候的敌军士兵便冲进屋内。刘士杰大喊：“不好，敌人来了”。刹时，枪声大作。道委机关人员听到喊声，都先后冲出房外。吴致民在房内听到喊声，猛地将叛徒与匪首打倒在地，纵身破门而出。道委机关的警卫队、手枪队，当即迎敌。修武崇通游击队闻讯后也立即赶来，与敌展开血战，打死团丁数十人。敌人见天将破晓，不敢恋战，窜回江西。冷水坪遭袭击后，道委机关虽然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但不幸的是吴致民冲出门外向房后山坡上奔跑时，被敌人乱枪击中，腹部受伤，壮烈牺牲。2月4日（大年初一），鄂东南道委机关召开了追悼吴致民大会。当地群众拿出最好的棺材来安葬了吴致民。为了纪念这位鄂东南苏区的优秀领导人，中共鄂东南道委作出决定，将修武崇通县改为胡梓县。
吴致民牺牲后，中共鄂东南道委的工作进入更艰苦的时期。为了保住鄂东南苏区，1935年4月，红十六师再次到鄂东南开展游击活动。4月下旬，红十六师进入黄龙山、幕阜山一带，摧毁了平江之木瓜、上洞一带的敌人碉堡，月底进至平江之虹桥。这时，敌第二十八军十九师陈铁侠旅两个团和湖南两个保安团跟踪而至，扬言要“活捉徐彦刚，消灭十六师”。而红十六师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接连获胜，士气旺盛，加上虹桥原来是苏区，群众基础好，便决定在虹桥迎击敌人。
虹桥东北面小山上，有敌人构筑的防御工事，红十六师将四十八团二营和师部机枪连配置在那里，作为正面防御。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两个营及师部，隐蔽在后山东侧高地森林中。敌人到达虹桥时，我机枪连立即开火，诱敌深入。敌人分两路向我阵地扑来，一路从正面向红十六师防御阵地猛扑，一路从侧翼向西端高地进攻。四十八团二营和师部机枪连向敌人猛烈扫射，把正面敌人压在山下。敌旅长陈铁侠恼羞成怒，调动侧翼部队向我正面阵地进攻。我正面防御部队佯装退却，待敌人一涌而上时，徐彦刚一声令下，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两个营从侧后横杀过来，势不可挡。敌人知道中计，慌忙退却。我四十八团二营和师部机枪连乃回头猛冲下山，前后夹击逃敌，敌人伤亡惨重。这次战斗，歼敌1个团，击溃一个团，缴获各种枪支400多支，俘敌500多人。敌人带来捆绑红军的绳子，结果捆了他们自己。
虹桥战役后，红十六师接着摧毁了平江洞口、三墩、钟洞、桃花洞一带的敌碉堡，恢复了咏生县的大片苏区。随后乘胜出击，打至崇阳、修水边界。在三界尖，恰遇敌五十师第三○○团和三○一团，我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主力部队奋勇冲锋，击溃敌人两个团，全歼其中一个机枪营。
1935年5月初，红十六师折向西行，由南江桥打到岳阳的黄岸市，摧毁了岳阳保安团驻守的1个大碉堡。一个月内，摧毁敌碉堡30多座。随后，走牛牯山向蒲圻羊搂洞游击，在鄂南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恢复和建立苏区。至1935年上半年，由于湘鄂赣省委大力抓了扩红运动，加上红十六师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了自己，从而使全师发展到5000余人，不久迅速恢复了被敌人占领的苏区，而且开辟了一些新苏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版图此时恢复到6块。最大的有平江长寿、修水、通城和岳阳之间的苏区，纵横百余里。此外还有平浏长、大围山、药姑山、修武崇通苏区。这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比较兴盛的阶段。
二、“麦市突围”与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岁月
的开端和中共西北代表团的建立
1935年6月，蒋介石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樊松甫等部，调到湘鄂赣边区，会同何键的西路军以及湘鄂赣保安团，共60余团的兵力，向中共湘鄂赣省委驻地平江之虹桥、长庆苏区“进剿”。敌人在西起平江、浏阳，东至铜鼓、修水、武宁，南起株萍铁路．北至通山、崇阳的广大区域内，挖壕堑，筑工事，设路障，建立了一个大包围圈。在包围圈内又有许多个小包围圈，形成连环包围之势，妄图剿灭红十六师和中共湘鄂赣省委机关。湘鄂赣苏区面临着严峻的局面。然而，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领导人未能及时了解这一严重的敌情变化。省委和红十六师负责人沉浸在上半年连战连捷的胜利之中，骄傲自满，麻痹轻敌，加上省委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白区工作又没有得到恢复，难以获得敌人活动的情报，对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北上转向进攻湘鄂赣苏区的情况毫无所知，因而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在敌人大举包围我军的时候，红十六师正集中在虹桥、长庆一带休整训练。及至发觉敌人动向后，敌人已接近完成其包围计划了。
面临着敌军层层包围的险恶形势，省委在长庆召开了紧急会议，傅秋涛、谭启龙、刘玉堂、涂正坤、邓洪、曾祺、徐彦刚、严图阁、方步舟、钟期光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敌军兵力分布情况，集中讨论了红十六师的突围问题。徐彦刚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敌人虽然兵力多，碉堡多，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我军可以突围出去。省委决定，除由咏生县委书记江渭清率领部分精干武装和干部坚持斗争外，省级机关、省保卫大队和咏生县的县、区干部组成特务团，同红十六师一道突围。当时议定了两个突围方案：一个方案是向东往修水方向突围，到修铜宜奉边，然后取奉新、高安，打开几个县，开辟一个新苏区，如能立足则坚持，否则就沿罗霄山脉到湘赣苏区或中央苏区去，以后待机再打回湘鄂赣苏区。另一个方案是向北往通城方向突围，经崇阳、通山、阳新、鄂城过长江，到鄂豫皖的大别山，如果无法渡过长江，就到赣北的瑞昌、德安、永修一带活动。
当省委作出突围决定时，敌人在通城的麦市到修水的白沙桥一带，尚未完成封锁。如果我军果断迅速从这里突围，就能获得主动。然而，省委却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反复进行动员，又等待咏生县的县、区干部集中，结果错过了突围的最好时机，使形势更加严峻。
1935年6月14日，红十六师和省直机关，按第一个方案突围。部队突围至修水渣津、马坳一带，遇到敌人严密的封锁和阻击，虽经几次冲锋，仍未能冲破敌人封锁线。激战中，敌第四师冷欣部又从通城开来增援。我军遂决定撤出战斗，连夜折回到黄龙山。部队到修水石桥休息做饭时，敌人又追上来了。傅秋涛主持召开战地紧急会议，决定在石桥打击尾追之敌。红十六师和特务团迅速占领山头，敌人向山头发起进攻。敌投入兵力达3个师之多，战斗越打越激烈，一直打到半夜，双方伤亡都很大。红十六师伤亡300多人，被迫撤退。
翌日，红十六师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突围。当晚改向西行，翻越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向北走，进入通城之盘石、云溪。云溪原是苏区，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将300多名伤员分散安置在这一带群众家里。然后兵分三路从麦市一带自选道路分三路渡河突围。并约定突出麦市后在崇阳大沙坪集中。师长徐彦刚率领的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和省委书记傅秋涛率领的机关干部特务团为中路；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副参谋长郭子明、省委组织部长刘玉堂率领的四十七团为右路；师政委方步舟、副师长魏平和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领的四十八团为左路。
6月16日夜晚，我军三路成扇形从麦市渡河。徐彦刚率中路四十六团首先突出重围；随即方步舟等率左路四十八团（一个后卫连除外）也胜利过去了。两路部队在崇阳大沙坪集合，等了两天，不见四十七团和干部特务团到来。于是合兵东进，移师通山。在高湖一带摧毁敌人碉堡5座，恢复了高湖一带的苏区。
6月20日，敌第十军新三旅、新七旅尾追我军进抵高湖，分两路夹击我突围部队。我军继续东进，由徐彦刚率四十六团为前锋，方步舟率四十八团为后卫，越过太平山，前往沙州店，与敌激战。因敌人工事坚固，久攻不克，且敌军不断追击，我军只得取道阳新，向东转移。这时部队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分歧意见，徐彦刚考虑到红十六师是湘鄂赣苏区的主力红军，不能离开战斗过的湘鄂赣苏区土地，不能离开养育他们的湘鄂赣苏区人民，主张从阳新黄颡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码头镇，然后到靖安、奉新一带。另一部分人则主张从黄颡口横渡长江，取道蕲春到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去。多数同志赞成徐彦刚的意见。于是，部队在阳新太子庙休整后，由徐彦刚率领四十六团为前锋，师部和四十八团担任后卫，开始继续转移。四十六团到黄颡口后，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找到渡船数十条，全团乘船顺江东下，拟在到达目的地后，再由这些船只返回运送师部和四十八团。当师部和四十八团赶到黄颡口时，船只尚未返回，而追敌又至，部队只得撤到筠山上。随后返回太子庙，准备出凤凰山，经鄂南到平江黄金洞。而此时唯一的一条出口是凤凰山的凤凰寺。凤凰寺北临大冶湖，南倚龙角山，是敌人的重要据点。师部决定由方步舟率部为前锋，钟期光、魏平为后卫，带领四十八团和师部向凤凰寺冲杀突围。凤凰寺敌人用重机枪猛烈扫射，后面敌人又追了上来，我军前后受敌，指战员浴血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方步舟带领几十个战士冲了出去。后来钟期光、魏平、谭风鸣、杨建新等十几个干部和少数战士转移到大冶龙角山隐蔽，后辗转到达宋家山，与方步舟率领的队伍会合，沿途收编了一些地方游击队，共计百余人，途经大冶、鄂城、咸宁、蒲圻、崇阳、通山等地，于11月回到平江的黄金洞。
徐彦刚率领的四十六团，从黄颡口乘船沿长江而下，在瑞昌码头镇上岸，遭到敌人的袭击，损失一部分。后转战到永修、靖安一带，又遭敌人包围，部队伤亡严重，徐彦刚负伤。他把部队交给团政委明安楼，对他说：这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回黄金洞，交给党，交给湘鄂赣人民，坚持下去。徐彦刚带一个排到永修云居山治伤。后来，四十六团的一个营长叛变，带领敌人的便衣队，用锄头将他打死了。徐彦刚的壮烈牺牲，使湘鄂赣苏区失去了一位优秀指挥员，是苏区的重大损失。四十六团剩下的六七十人，后来由明安楼带回黄金洞。
中路由傅秋涛率领的机关干部特务团，在麦市突围中跟在四十六团后面，由于部分干部、家属体质差一些，行进中十分疲倦，在中途休息时耽误了时间。当赶到麦市河边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机枪封锁河面，无法过河。右路四十七团以及左路四十八团的一个后卫连，也由于赶到河边时稍晚了一些，未能突围过河。傅秋涛率领特务团回到通城的云溪、盘石后，会合了四十七团和四十八团的一个后卫连，共1700多人，向南行动。
敌人发觉红十六师半数官兵未过麦市，立即调动两个师，一个师走修水的白沙岭向西南从后头追来；另1个师从天岳关向东北，到前面堵截，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四十七团被逼与尾追之敌激战，虽然重创了敌人，但自己也付出了代价，团政委袁宏国在战斗中牺牲。接着，部队从云溪翻山入平江，在幕阜山区同敌人周旋。不久又从平江长庆冲破敌人封锁到洞口，截击了敌人一个运输队，缴获了一些大米，然后进入平江周坊、横江山区，与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的江渭清率领的地方武装会合。这时，敌人从燕岩、团头、三眼桥、钟洞围攻过来，我军决定从三眼桥、燕岩之间突围。在一个黑夜里，部队1000多人屏气轻步，悄悄地穿过三眼桥、燕岩之间的碉堡群，越过敌人设置的重重路障，迅速从雷家滩渡河到达爽口，突破了敌人的包围。随后，又经平江沙段入保丰，再从思村的敌人碉堡群中穿过，进至蒋村、尧峰，于1935年6月下旬到达平浏边界芦洞。敌人跟踪一个营追到芦洞，四十七团和机关干部特务团利用高山的有利地形，在十分疲惫的情况下，奋力战斗，给尾追之敌以沉重打击，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为了使中共湘鄂赣省委机关有一个较稳定的工作环境，同时使四十七团能轻装到外线打击敌人，省委决定，省委机关仍回到黄金洞，四十七团由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带领，于八九月间转移到黄金洞外围，乘隙打击敌人，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麦市突围”及以后几次突围战斗中，我军的损失是严重的，教训也是深刻的。省委书记傅秋涛后来总结说：“这次突围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很深。主要是我们没有及时看出红军主力长征，敌人大举进攻苏区形势的急剧变化，大块的根据地要转变为小块的根据地，规模较大的对立作战，要转变为游击战，老的局面要转变为新的局面，老的斗争方法要转变为新的斗争方法，这种急速的转化，我们没有及时看出来，及时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还是以过去的老经验、老方法来对付敌人，缺乏应有的警惕。特别是红十六师取得几次重大胜利之后，有些麻痹轻敌。这个时候，红十六师的3个团，本应分散轮流休整，而采取了集中休整的方法，对于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白匪主力，会转过头来进攻湘鄂赣苏区，事前没有作出应战的准备，以至大敌临头，失了主动权。这种及时的转变，是关系着我们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转得过来就能生存，就能发展，转不过来或转过来了行动不积极，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们被形势所逼，被动地转变，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傅秋涛：《高举红旗，坚持斗争——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麦市突围”虽然冲破了敌人的重围，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红十六师和中共湘鄂赣省委，占领整个苏区的图谋，但是，经第二次组建，历尽一年多艰苦斗争壮大起来的红十六师，却遭受巨大损失，部队由5000多人减至1000余人。第四十六、四十八两个主力团基本解体，苏区形势急转直下。几块比较大的苏区，如鄂东南、平修铜、浏宜万等，又被敌人分割。从此，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中共湘鄂赣省委从失利的教训中认识到，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红军和游击队处于优势敌军长期、严密、反复的包围和进攻之中，失去了较巩固的后方，兵员补充、伤员安置、后勤供应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困难，我军要在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必须适应新情况，改变作战方针，从集中的运动战转为灵活的游击战，同时相应改变领导方式。1935年秋，省委决定撤销中共鄂东南道委，建立中共湘鄂赣省委西北代表团。代表团内设白区工作部、政权部、妇女部和自卫委员会，由秦化龙、江渭清先后担任代表团党委书记。代表团管辖湘鄂边中心县委、河北特委和通山、修武崇通、通城3个县委以及龙武通、南山2个工作团。湘鄂赣边境之三界尖、九宫山、太平山、大幕山、黄袍山、药姑山等战略支点的党组织也归属代表团领导。代表团成立后，根据省委“进一步精简机构，实行领导军事化”的指示精神，提出暂不组建集中统一的地方部队，鄂东南武装力量分散依附于各小块根据地，采取灵活的形式，分别组建独立营（连）、游击队、赤卫队、武工队或特务队、短枪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各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遭敌破坏后，不要求立即重建，可以择地采用恢复、新建或成立党政群合一的工作团等形式，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有效地保存革命力量，使根据地红旗不倒。
三、以冷水坪三界尖为中心的游击区的
坚持和反“清剿”斗争
1935年夏季以后，由于鄂东南苏区失去正规红军这个支柱，三年游击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1935年秋至1937年10月，为鄂东南苏区最后建立的地级党组织中共湘鄂赣省委西北代表团工作时期。西北代表团以冷水坪、三界尖为中心根据地，联络各地组织，收集失散队伍，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游击战争和反“清剿”斗争。
1936年3月，湖北、湖南、江西3省反动派召集“剿共”联席会议，随后调动11个师、3个保安团和11个别动队，向湘鄂赣苏区疯狂地进行“清剿”。敌人由过去的大举进剿改为分兵、分期、分区的“清剿”，将整个边区划分为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等3个“清剿”区。鄂东南“清剿”区的中心点是阳新、大冶两县交界的七峰山、大湾、小湾、龙角山、百庄园；武宁、通山两县交界的九宫山、三界尖、冷水坪；临湘、岳阳两县交界的大药姑山等地，由第一军军长陈继承指挥，配备敌四十一军四十师、四十二军三十师、四十六军三十五师另一个纵队，还有地主武装。
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大于我数十倍的兵力，在“清剿”区域内，越过省与省、县与县、支点与支点之间的界限，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所谓“囚笼”政策。在军事上采取“清剿”、“进剿”、“驻剿”、“搜剿”相结合的恶毒手段，即派重兵分期分区“清剿”外，还调配小股部队，进山埋伏，搜山“进剿”；派遣叛徒、特务、便衣队，进入山区，坐山“驻剿”；利用地主武装挨户团、靖卫队，按村按屋场“搜剿”。采用各种毒辣手段镇压人民。
一是实行碉堡政策，进行层层封锁，重重包围，分割苏区。凡是苏区或游击区的交通要道、重点地区、高山隘口、城镇圩场和重要村庄，敌人都筑有大小碉堡，以碉堡为据点，进行分兵把口。一般是50户以下的村庄，建立一个碉堡，50户以上的村庄，建立两个以上的碉堡。在连片的苏区或游击区，敌人驻有一个师、一个团或一个营的兵力。在小块的游击区或半游击区，也有一个连、一个排或一个班把守。周围筑碉堡群，构成包围圈。鄂东南的崇阳、通山、阳新、大冶一带，碉堡林立，星罗棋布。敌人以碉堡为依托，派出部队到各村庄进行“清剿”。
二是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国民党正规部队与地主武装相结合，对苏区党员干部和群众疯狂进行屠杀。敌人的酷刑有几十种，如火烧、烟熏、刀割、挖眼、灌开水、钉手掌脚掌、千斤吊、单边吊、钻子钻、躺钉板床、铁丝穿手心、烙铁捅肛门等，残暴至极。敌人在惨无人道、灭绝人性地屠杀苏区人民的同时，还疯狂地烧毁他们的房屋，劫掠他们的钱粮财物，并建立“清乡会”、“挨户团”、“铲共队”等反动组织，一些曾逃窜在外的反动分子也纷纷卷土重来，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的仇恨，对苏区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在敌人“三光”政策的严重摧残下，老苏区断坦残壁，一片荒凉；游击区山光林毁，房倒人空。
三是强迫移民并村，实行经济封锁。敌人配合军事上的“清剿”，采取法西斯手段，驱赶苏区群众到驻有敌军的县城、集镇或碉堡附近居住，企图断绝红军与苏区人民的联系。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严禁商人去苏区通商，用各种办法限制并监视群众购买生活必需品，凭“良民证”计口购盐，计口购粮，定量购买，并设置关卡，阻止群众为苏区和红军提供生活日用品。
四是实行编组保甲，强制各家互相监视。敌人为了控制和镇压游击区、边缘区和白区的人民，实行按村编组保甲，五家一联，十家一保。推行所谓“一家通匪，十家联座，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防政策，强制各家各户互相监视，违者，轻则罚款、坐牢，重则杀头。
五是蛊惑人心，利用叛徒进行“招抚”。国民党反动派收买叛徒孔荷宠，纠集了2000多名叛徒、走狗，分驻湘鄂赣各苏区和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机构，散布各种谣言，张贴反动布告，蛊惑人心，欺骗群众。敌人还采取威胁利诱手段，利用叛徒“招抚”一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已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以扩大其反动阵营，窃取我党我军的秘密，对我党的危害甚大。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洗劫和残酷屠杀，中共湘鄂赣省委和苏区各级党组织，领导军民开展反“清剿”斗争。1936年3月27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研究反“清剿”斗争的策略方针。鉴于国民党军队已将边区分割为若干小块游击区域，游击区域相对稳定、独立，区域内党的组织呈现小型、精干、一体多能的发展趋势，省委决定将全区重新划分为西北、西南、东北、东南4个特委和4个军分区（鄂东南已成立西北代表团，不再新建西北特委），由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指挥，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有的县苏维埃政府被取消，改为县苏维埃工作团。有些区委则以工作队的面目出现。他们一面领导打游击，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同时实行干部地方化和群众化，鄂东南的干部回鄂东南工作。这样，人地熟悉，有群众基础，易于适应恶劣的斗争环境，保证了各游击区在被敌人分割“清剿”的情况下，能保持党的坚强的领导，始终坚持革命斗争。
在反“清剿”斗争的策略上，湘鄂赣省委根据麦市突围的教训和多次的实践经验，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只有依靠人民，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遇强敌包围时，即向敌后进军，调动敌人，寻找战机，打击敌人，这样才能保存革命力量，巩固根据地。
1936年3月27日，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省委提出了创建10个独立营的计划。要求各特委和军分区继续做好扩军工作，如将地方游击队升级为主力红军，动员老兵归队，伤病员治愈后即重返前线，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发展地方游击队组织，广泛组织游击小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组织红军游击队到外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瓦解和消灭敌军，教育俘虏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的武装力量。
1936年上半年，西北代表团党委及其西北军分区所辖军事组织，根据省委“把工作放到外线去”的号召，派出干部和武装力量到九宫山、湘鄂边、大药姑山等地建立外围支点，同白区工作保持联系，掌握敌情。同时，派干部深入白区，设法把粮食、食盐等物资调入苏区，并通过渗透，把一些白区的保甲联防变成“白皮红心”，帮助根据地解决生活给养等方面的困难，掩护和支援了革命活动。各地的红色游击队除在军事上集中游击，粉碎敌人的“清剿”外，还分散组织游击小组，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逼租逼债、抽丁纳税、移民并村和保甲联防的斗争。
在反“清剿”斗争中，中共湘鄂赣省委和西北代表团党委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每次部队出动时，都布置游击队配合行动。在战术上，不是死打硬拼，而是采取游击队或游击小组的形式，“实行大游小击，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专打弱小敌人的办法。敌人进山，我们出村；敌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向敌人的铁道边、公路边、大城市附近等深远的后方进攻，打挨户团，打土豪，摧毁敌人的乡保政权；敌人集中，我们就分散袭击敌人；敌人分兵，我们就相对的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我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大敌来了，我们就走；小敌来了，我们就打，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我们靠群众掩护，靠群众作耳目，靠两条腿，靠机警灵活，深入白区，打击敌人。”傅秋涛：《高举红旗，坚持斗争》，第36页。这些游击战术，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在当时湘鄂赣边区游击战争中的具体运用。
在鄂东南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敌军将碉堡修到了冷水坪地区的出口处——大屋场。胡梓县委书记成其福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戴德昌相继牺牲。1936年，刘赤英接任县委书记。他带领冷水坪根据地军民风餐露宿，住山洞，吃野菜，艰难地战斗在冷水坪、三界尖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西北代表团负责人江渭清、张藩、李平、刘士杰等也同群众同甘共苦，带领红军独立团、游击队到外线作战，以转移敌人注意的目标，保证了三界尖根据地红旗不倒。
1936年底，湘鄂赣省直机关和红十六师，突破了敌人的“清剿”，开始向鄂东南转移。红十六师由师长方步舟和新任政委明安楼（原政委刘玉堂返回后方养伤）率领，转战鄂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在转向通山黄沙镇的梅田时，与敌第九军新八师张培之部一个团相遇，两军激战后，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遭受损失，乃转移到通山边界的九宫山。1937年1月，傅秋涛率领省直机关和省军区独立团在通山、崇阳交界处与红十六师会合，省直机关移驻三界尖。这时，敌保安第十团向三界尖发起攻击，与我军展开激战，我军再次受挫。2月，师长方步舟叛逃脱离党和红军。红十六师改名为湘鄂赣野战军。2月28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调整领导成员，由涂正坤任省委书记，曾国祺任副书记，傅秋涛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省军区政委。此后，这支部队再度转战鄂东南，并与省军区独立团合编。鄂东南红军独立团亦改编为湘鄂赣野战军鄂东南第三纵队，在傅秋涛、江渭清等人领导下，先后在大冶、阳新、咸宁、崇阳、通山之间游击，摧毁敌人碉堡数十座，为保卫以冷水坪、三界尖为中心的游击区立下了战功。
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中共湘鄂赣省委一度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游击区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鄂东南各游击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怀着坚定的信念，以非凡的毅力和意志，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中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住的是山洞或草棚，吃的是苦菜、蕨根、葛麻蔸、松子、茨子、苦李子、竹笋等，山上出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食盐，就用带有咸味的五倍子当盐煮菜。白天烧饭不能冒烟，夜里不能露光，否则敌人就会跟踪追击。由于长年在野林中穿行，身上的衣服，件件破烂不堪，有的甚至不能遮体。在风雪之夜，他们用野草树叶当被子，或者生火取暖。他们还要应付敌人突然的袭击，今天在这个山头，明天转移到那个山头，不断地更换隐蔽的地点。1936年春夏之交，敌人在九宫山、太平山一带移民并村，修武崇通游击区多次遭敌人袭击，县委负责人李云希、刘月仙等人牺牲。杨裕厚、程功裕带领游击队继续战斗，并组成一个10余人的南山工作团，在太平山、石硬山一带一直坚持战斗到国共合作抗日才下山。
1936年至1937年间，由于敌人反复“清剿”，游击区的干部和红军战士、赤卫队员不少被打散。来自通山、武宁、阳新等地的流散干部、战士和兵工厂的技术工人共50余人，汇集于太平山中，组织成一支红军游击队，以太平山的山洞作栖身之所，摘野果、挖野菜度日，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这支游击队行动十分隐密。一次，几个战士下山寻找食物，遭到“铲共义勇队”袭击，有2人牺牲，敌人残忍地剖其腹，发现战士肚子里只有笋子和野菜。这支游击队一直坚持到1937年秋，下山时仍有33人（其中女1人），在武宁的麻布街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被当地群众称为“太平山中的神兵”。
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和经济封锁，鄂东南游击区的共产党员、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指战员，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无论是红军游击队和各级机关，凡是打土豪获得的粮食和衣物，总要分一部分给当地群众。各地共产党领导还组织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赤卫军，消灭收租抢谷的地主武装，保卫农民的丰收果实。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广大群众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是他们的救星和贴心人，从而产生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和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父亲牺牲了，儿子上前线；哥哥牺牲了，弟弟去接班；丈夫牺牲了，妻子去报仇。他们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口粮、食盐和衣物，冒着生命危险，送给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机关；在枪林弹雨中，他们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当向导，抬担架，掩护红军，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河北特委游击队驻守大幕山一带，当地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游击队建立起一条条秘密运输线，千方百计给游击队送粮、送衣、送盐、送药。有了群众的支持，大幕山的“星星之火”才一直没有被扑灭。1937年2月，红十六师在梅田失利后返回三界尖整编，大幕山又遭受敌人重兵“清剿”，为了保证红军伤病员的安全，当地群众配合游击队将红军医院转移到深山隐蔽的岩洞中。游击队负责人宋运昌、叶发全则率队在大幕山南麓打游击，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后来，宋运昌、叶发全在东坑尾、曾家山与敌人激战中先后英勇牺牲。刘行之、贾必卿、袁爱花等人带领游击队员继续战斗。他们避开敌人的多次搜捕，保卫了红军医院和伤病员的安全。
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湘鄂赣省各级共产党组织，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对敌斗争中，他们坚持阶级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对于资本家，除了极个别反动的以外，一般都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就有利于团结群众的大多数，集中精力去对付敌人。
针对敌人的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他们开展了反“保甲联防”的斗争。在《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关于执行策略方法的决定》中指出：“彻底铲除保甲制度，将保甲分子捉来，予以公开告诫，仍又将其释放回去，一方面粉碎敌人欺骗说我们杀人的鬼话，另一方面，使之自相攻击，打坍保甲”。当时，鄂东南各地根据省委的安排，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的政治攻势，摧毁保甲组织，强制保甲长登记受训。对保甲长采取了军事上的打击和政治上的争取相结合的方法。罪恶多端，本身又是地主富农分子的，就给予惩办，以至镇压；作恶不多，不向敌人告密的，就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做好教育和争取工作，并利用他们去获取敌人的情报，购买我们急需的物品，掩护我们的同志开展工作。
敌人为了防止红军游击队到白区活动，曾强迫群众组织守望队，在碉堡、村头、路口守望。我红军游击队采取各种措施，极力争取守望队员。守望队员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是有感情的，经过教育后，大多数能站到我们这边来。红军游击队走了，他们才鸣枪报告，掩护脱身。有时敌人进行搜索，红军游击队就装扮成守望队，同守卫队员一起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对守望队的反动分子，红军游击队发动群众进行打击和制裁。这样，红军游击队把外线斗争和内线斗争结合起来，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从而能在敌众我寡的艰苦环境中站住脚跟。
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中共湘鄂赣省委一度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曾先后派出几批同志到湘赣、湘鄂西和延安等地找党中央。1936年5月，省委组织部长黎申耕等5位同志，到中央分局找党的关系，在万载东坑途中遇敌，不幸牺牲。此后还牺牲了赵德兴。交通员庄构丰到湘鄂西找到任弼时，带回两个文件，一个是任弼时在红六军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粉碎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的报告；另一个是中央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报告提纲。1937年6月，省委又派罗其南、李楚民去延安请示党中央。在这以前，省委已派邓洪、李明秋去延安，没有得到音讯。罗其南、李楚民化装上路，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于7月4日到达延安。这时，邓洪、李明秋也到了延安。他们见到了毛泽东、董必武和李富春，向党中央汇报了湘鄂赣省坚持革命斗争的情况，听取了指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对江南的抗日工作作了指示，并交给他们一些重要文件带回省委。罗其南等同志回到平江嘉义后，向省委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湘鄂赣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正确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紧紧地依靠广大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鄂东南人民的优秀儿女、300多名红军游击队战士，离开了父老乡亲，在傅秋涛、江渭清等同志率领下，与近千名湘鄂赣红军战士一道，奔赴抗日前线，开始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