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这些文件的精神传到鄂南以后，中共湘鄂赣省委及其驻西北代表团的全体红军干部战士，以民族大义为重，共赴国难。5月10日，组成以傅秋涛为主席，涂正坤、张玉清、明安楼、邓洪、刘玉堂、谭启龙、郑宝、钟期光等人为委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委员会，并于5月15日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代电中说：“吾国不幸，外患日深，新的民族危机正当千钧一发，在这样空前的严重形势下，凡稍关心国家存亡者，莫不义愤填膺，急谋抗战”，“目前，东北同胞更是处在黑暗地狱，瞻望山海关外血腥满地，尸骨山积，曷禁痛心！”“秋涛等适应现实情势，站在整个民族利益立场，取得全省人民的拥护，特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指挥全省人民和一切武装抗日的军事行动，并于本月10日正式宣布成立，就职视事。嗣后，秋涛等誓以全力负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凡诸同情本会抗日救国主张者，本会愿与之合作，共同奔赴国难，并期时赐指南，以达到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如果谁阻挡本军事行动之进行，便是全国民众的公敌，本会誓领全省民众立即予以歼灭，不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目的，决不终止。”
人民抗日红军委员会建立后，江渭清、秦化龙、饶国树、刘士杰等人走遍咸宁的山山岭岭，收集各地红军游击队及红军流散人员。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中国驻军武装发动进攻，当地爱国官兵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侵略。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南京政府改弦易辙，枪口对外。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爱国思想的咸宁人民更是群情激愤，英勇站在斗争前列。
七七事变后，战斗在湘鄂赣边境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共中央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发表了《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宣言中说：“实行全民族抗战”，要做到“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有枪的拿枪，有人的出人，有智识的出智识，集中全中国的人力、财力、武力共赴国难，以挽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在这个宣言中，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还阐明了湘鄂赣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合作抗日问题上所玩弄的阴谋。
为了求得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及其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发生在咸宁的通城谈判便是其中之一。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1937年5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特别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此后，全国人民一片呼声，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一致对敌。在民族危机和全国人民要求的形势下，经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与让步，国民党蒋介石才不得不接受谈判条件，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中共鄂东南道委改称西北特委（代表团），原独立团改称西北军分区，江渭清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特委、军分区在多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损失很大，只剩下100多人，一度同中共湘鄂赣省委失去联系。为了解时局的变化和我党的方针政策，1937年5月，江渭清兵分两路：一路由特委副书记余再厉、委员刘士杰率领40多人，直插药姑山西麓的临湘县壁山，伺机截击铁路，获取情报和钱粮；一路由江渭清、参谋长饶惠谭、保卫部长李平率领60多人，进驻药姑山南麓的通城县大港冲，以窥视通城敌情。两部相互连接，互为依托。不久，余再厉部与临湘县保安团进行了小的接触，粉碎了对方企图以假谈判为幌子吃掉我部的阴谋，分化瓦解了一小股土匪队伍，转移到通城境内，与江渭清部会合。
在无法与中共湘鄂赣省委取得联系，得不到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特委和部队应怎样行动？江渭清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是主流，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大势。于是召开特委会议，分析形势，提出：当前我们要保存实力，不打硬仗；要进一步分化、说服、打击土豪，筹集粮款；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准备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对此，当时许多同志想不通。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投降”，与国民党合作是同虎狼睡觉。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和红军战士，这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同志们永远忘不了。但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国共两党只能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才能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统一认识后，特委遂决定将部队番号改为“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三纵队”，江渭清任纵队司令兼政委。6月，江渭清向国民党湘鄂赣各省、武汉行营及附近各县发出通电，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信函发出后，特委和游击第三纵队立即组织干部、战士，分头到药姑山麓的北港、大坪、杨部等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激发了他们抗日斗争的热情。江渭清抓住时机，着手准备同国民党谈判。
6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第四预备军长官何成浚接到江渭清的信函，派武汉行营的一名中将和岳阳警备区少将司令为代表，到江渭清驻地大港冲前山头与江渭清等淡判，但他们没有谈判的诚意，以谈判为幌子，企图说服、吓倒江渭清，收编我军。江渭清当即揭穿他们的阴谋，申明抗日大义，严正予以回绝。他们见江渭清等态度坚决强硬，又见山坳之间浓烟四起，鼓角齐鸣，似千军万马，不知虚实，遂慌忙告退。
何成浚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仍派上次来谈判的两人送来他的亲笔信。信全文如下：
渭清纵队司令如鉴：
你是有志青年，过去误入迷途，现在幡然醒悟。政府站在宽大为怀，不咎既往立场，准许自新之路。望台端立即统率所部开赴岳阳，整训受编，连发三关饷，并授予台端上校军衔。
进退由台端采纳，否则，以武力解决。专此奉达。
即颂
公安！
〖JY，8〗何成浚
何成浚在信中仍施以诱骗和恫吓的伎俩，软硬兼施，企图动摇和吓倒我军。江渭清看了来信之后，洞察其奸，将信交给饶惠谭等人看，然后对信使说：“请转告何主席，他完全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之所以提出同他谈判，是出于国家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根本不存在‘误入迷途醒悟’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不愿当亡国奴，坚决要求团结抗日，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现在我们提出三条同他谈判，请他慎重考虑，三思而行。”江渭清随即向何成浚写了复信，严正申明我军立场和谈判的三项条件，将武汉行营代表留下，放岳阳警备司令回去送信。
为了灭一灭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江渭清一面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揭露国民党“攘外安内”的反动方针的实质和造谣我军投降受编的骗局；一面决定组织游击纵队，袭击通城县城。一天夜里，按照事先侦察的路径，我军摸掉岗哨，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鼓作气攻下通城北门和东门，歼敌一个中队，随即主动撤出战斗，回到驻地。这一举动，使通城的国民党各界为之震惊。第二天，包围我根据地的8个团兵力急忙回援通城。第三天，国民党以县保安团为先锋，驻军一个团殿后，围攻江渭清部。我游击纵队扼其要道，据险埋伏，集中一个班的号兵，待敌进入伏击圈，号声四起，杀声震天。指战员们猛扑敌阵，不到半个小时，歼敌1个多营。战后，江渭清集中俘虏训话：日军入侵，大敌当前，中国人要团结一致抗日，不应煮豆燃箕，自相残杀。随后，将俘虏连同那位留下的武汉行营“谈判”代表，全部释放。
通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游击第三纵队，正好发生在“七七事变”这天。当此困难当头之际，鄂南地区国民党当局不思组织民众，团结抗日，厉兵秭马，反而搞内战，闹磨擦制造事端，激起了鄂南人民的极大愤慨。通城全县各阶层人民，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的罪行。在舆论的压力下，何成浚不得不敛其内战行径。3天后，何成浚指令通城县长曹功锦和保安团长胡登春为代表，与我方代表进行第二次谈判。曹功锦带着马弁上山邀请江渭清等谈判，并转达何成浚的意见，将谈判地点设在通城县城。
西北代表团（特委）和游击纵队，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由江渭清、饶惠谭等6人前往谈判。经过3天针锋相对的斗争，我方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反复阐明大义，与国民党代表初步达成三项协议：
（一）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通电全国，一致抗日；
（二）保证抗日游击纵队的供给，并发给100张武汉行营的护照；
（三）在通城设立“西北特委驻通城办事处”。
8月初，江渭清、饶惠谭、邱炳带一班人，应何成浚之邀到武汉行营，同何成浚就鄂南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第三次谈判。江渭清在谈判中，据理力争，迫使何成浚完全同意原议三条，达成正式协议。同月，江渭清与湘鄂赣省委代表一起会见了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通过董必武与武汉行营代表谈判，取得了成功，达成了湘鄂赣地区的和平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江谓清等带着谈判成果回到药姑山，同战友们共享胜利的喜悦。9月上旬，董必武派人送来“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江渭清理解董必武的指示，一是要我军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的指派，发展自己；二是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国民党突然袭击。他同特委和纵队其他领导人，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将机关和纵队移驻尖山的花墩桥（此即为历史上的“尖山铺集结”）。
经约定，19日（中秋节）这天，在花墩桥茶园屋召开国共合作庆祝大会。江渭清首先讲话，阐明国共合作抗日的重大意义。他说：“一切热血青年、爱国人士、有良心的中国人，要紧急动员起来，同仇敌忾，为驱除日寇，拯救国难而战斗！”他的话铿锵有力，全场一片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呼声，震撼药姑山麓。通城县长曹功锦、保安团长胡登春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他们带来了一批大米、银元、佳肴，当日在花墩桥设宴慰劳我抗日游击纵队，共渡中秋佳节。曹功锦还派县里的戏班在花墩桥演了3天3夜。
通城国共合作谈判，是湘鄂赣边境地区最早的谈判。由于我方代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终于将干戈化为玉帛，组建了湘鄂赣地区的新四军抗日部队，在抗日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鄂东南红军战士经过土地革命的战斗洗礼和三年游击战争磨炼，再次汇集在一起，通过短时期的整训，在江渭清、刘士杰、李平等人的带领下，从花墩桥经通城县城、麦市、黄龙天岳关，到达平江嘉义镇。在这里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江渭清所率部队被编为第一团第三营，江渭清任第一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1938年初，这支生力军开赴苏皖边区抗日前线。
二、中共鄂南地方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南共产党的组织曾经数度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给鄂南党组织的复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鄂赣省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将湘鄂赣省委改为湘鄂赣特委，划归即将建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共湘鄂赣特委由下列人员组成：特委书记：涂正坤；组织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长：骆其勋；民运部长：黄耀南；保卫部长：谢乾；妇女部长：冯杏娥；青年部长：谭启龙。湘鄂赣特委成立后，首先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去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特委在给各地的一封题为《关于组织问题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中，就“发展与普遍组织问题”、“提拔与培养干部”、“健全各级党部的组织建设工作”、“党对群众的领导”等四个问题作了具体的布置，明确指出：“正确的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斗争，克服党内一切不良倾向，健全与巩固党的基础，使每个党员做民族抗战的先锋，领导全边区人民一致参加抗战，誓死保卫边区，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我们的祖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53页。
根据中共湘鄂赣特委的指示，曹德茂、潘际汉、黄全德等人，于1937年10月初到阳新大畈（今属通山县），组建了中共阳（新）通（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德茂，组织部长潘际汉，宣传部长黄全德。曹德茂等人以商贩身份作掩护，先将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大畈镇刘记客栈，后又迁到竹林下进义祥店铺中。他们分别深入各乡，恢复与发展当地的党组织。潘际汉、黄全德等人在黄沙、大畈、板桥等地，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阮星斗、窦秀凤、吴伟政等人联系，并发展窦理斋等30余人入党，组成中共通山县委，黄全德兼任县委书记。11月前后，特委派往阳新的赵勤在陶港张谷才组建中共阳新县委，书记由赵勤担任。1938年1月，赵勤被阳新地方顽固派杀害，湘鄂赣特委又派马泛舟任书记。1937年底，中共阳通中心县委在大（冶）、阳（新）、通（山）领导党员200余人，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当时，黄沙党支部书记阮星斗，大畈党支部书记窦秀凤，在收集流散在大幕山区的红军游击队员、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7年冬，中共湘鄂赣特委派往岳（阳）临（湘）通（城）一带工作的共产党员组成了岳阳中心县委，书记杨洛如。12月，杨洛如在通城磨桥与当地共产党员黄菊庄等人取得联系，组成中共通城县委员会，书记由黄菊庄担任，下辖两个区委、一个特支，有党员百余人。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武汉建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0月，郭述申、钱瑛、陶铸等人组成中共湖北省工委。同月，隐蔽在武昌近郊活动的共产党员许保民在汉口富源里找到省工委书记郭述申，经郭述申批准，组成中共武昌近郊区委，书记许保民，组织部长周竹轩，民运部长舒江皋。11月，省工委派戴荣、潘斌到武昌保福祠，审查并恢复了涂文清、葛达等人的组织关系，建立党小组。随后，武昌豹子澥、青山、纸坊等地的党组织得到恢复。
1937年12月，中共湖北省工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组成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书记郭述申。1938年初，湖北临时省委派张明、蒋立（又名姜铎）到大冶，建立中共石灰窑工矿区特委，书记蒋立。特委下辖鄂城、大冶等地党组织，办有油印的《工人抗日报》，并在工矿区内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铁厂、铁矿、煤矿、电厂、水泥厂、码头等10个支部，有党员100余人，领导大冶工矿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冬，湖北省工委派王佛炳到崇阳工作，恢复了华陂、古市的党组织。1938年2月，省工委又派汤池训练班学员侯彦、赵龙骧、胡特庸（胡太阳）、吴子义、刘光前、冯玉亭、陈立群等回鄂南。同月，赵龙骧等在大冶组成中共大冶特别支部，书记赵龙骧。刘光前到崇阳后，与王佛炳一道工作，3月成立中共崇阳县委，书记王佛炳。
1938年2月，中共湖北临时省委负责农委工作的何功伟（何彬）派南京、北平、天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团长兼中共党支部书记的董凌云和团员张励（甘柏）等到咸宁抗战动员委员会工作。与此同时，省委还派了许鸾修到咸宁。董凌云、许鸾修发展了张励入党，在咸宁抗战动员会内成立中共咸宁抗战委员会支部。4月，何功伟又派乡促会农村工作队队长兼中共党支部书记陈士方，率队到咸宁做抗战动员工作。不久，董凌云、陈士方、许鸾修等人因调动工作，先后离开了鄂南。
同年4月，湖北临时省委派刘青到阳新工作。刘青联系了阳（新）大（冶）等地党组织负责人，准备组建阳新中心县委，不期10月被反动派拘捕牺牲（史称“刘青事件”）。此后共产党员彭济时、曹君迈、马泛舟等人，于5月组成中共阳大工作委员会。
中共沔阳特别支部建立后，于1938年3月派袁超在嘉鱼建立了中共江南支部，书记袁超，活动在陆溪、沱湖一带。
在中共中央及其长江局的领导下，湘鄂赣特委、湖北工委、湖北临时省委派出的共产党员，从各地汇集到鄂南，积极贯彻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精神，在鄂南各地恢复党的组织。据1938年5月统计，鄂南地区有党员435人。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武汉失守，祖国的半壁山河相继沦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南地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救亡宣传运动，群众救亡组织遍及鄂南的每个角落。
1938年上半年，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在鄂南各县建立分会。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简称乡促会）是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在农村中最有群众基础的群众救亡团体。它于1938年1月，由董必武联络孔庚、黄松龄、马哲民在武汉成立。中共湖北省工委农运负责人何功伟是省乡促会的秘书。1938年春，鄂南各县都先后成立了这一组织，其中武昌、崇阳、蒲圻三县最为活跃。
武昌乡促会由大革命时期就有威信的共产党员许保民任会长，该县的油坊岭、保福祠、王里山、十字岭、青山等地都成立了乡促会支会，办有抗日宣传站，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崇阳县乡促分会由从北平回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全国民先队队员、燕京大学教授吴藻溪及其妻子王克诚负责组织，吴藻溪任分会会长。分会会址设在崇阳华陂老屋畈。他们还在崇阳南门办起了一所抗战学校，有学员20余人。从北京、武汉等地运回一批进步书籍，在学校中办起“永兴书馆”。此外，在咸宁还活跃着两个由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抗日后援会”和“抗日动员委员会”。他们开展训练青壮年、募捐支援前线等项工作。咸宁抗日后援会的会长由共产党员聂洪钧担任。他发起民众开展“一人一日一分钱”的募捐活动，发动群众为抗日募捐。咸宁抗日动员会是在咸宁抗日后援会的基础上组成的，建有党支部。他们将《论持久战》等册子四处发送，并组织话剧演出、唱救亡歌曲、办墙报、画抗日宣传画、慰问伤病员等活动，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在中共湖北省委倡导下，大冶的知名人士孔庚、沈钧儒、陈时、王造时、马哲民、光未然等发起建立研究与推行抗战教育的群众抗日团体——抗战教育研究会。该会建立后主编《工人周报》。《工人周报》开辟有时事述评、政治评述、抗日前线动态、全国工人救亡运动动态等栏目，发表抗日救亡文章。他们还兴办工人夜校，教工人读书认字，组织读报和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除上述组织外，在嘉鱼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崇阳成立了抗日募捐委员会、儿童抗敌服务团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
与此同时，南京、北平和天津学生宣传团，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与孩子剧团，以及郭沫若领导的文艺队伍都来到鄂南宣传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2月10日，平津学生宣传团到达武汉，根据湖北省工委农运负责人何功伟的安排，宣传团分为两路，分赴江北黄麻地区与江南大冶工矿区开展活动。江南一路称二队，由胡笃弘任领队。1938年春，在汉冶萍公司与地下党员姜铎（即蒋立）等人取得联系，开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除运用演剧、歌咏、漫画、壁报、讲演、访问等方式进行活动外，还在晚间举行抗日救亡问题讲座。宣传队的公开活动与大冶工矿区特委的地下活动相结合，有力地配合了当地工作的开展。
1937年11月26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安排，洪琛、冼星海等人率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一行30余人到大冶工矿区。随后，武汉大学学生救亡歌咏队数十人也加入这个行列。他们深入黄石港、石灰窑、袁家湖、铁山等产业工人聚集的地区，在工厂、矿山、学校、伤兵营、农村教唱抗日歌曲，散发抗日传单，演出《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逃难到黄石港》等活报剧，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冼星海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在鄂南作流动演出。他们帮助黄石振德中学组成学生歌咏队，帮助大冶铁矿组成由工人参加的冶雄歌咏队。“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激起了鄂南民众的共鸣。
1938年3月，共产党员吴新稼、林犁等人率领由上海沪东学生组成的孩子剧团到黄石。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只有13岁，最小的仅有8岁。小歌手们为工人演唱《帮助我们的游击队》、《团结起来》、《保卫大武汉》，更是激动人心，催人泪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只身从日本归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团结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阳翰笙、胡愈之、田汉、洪琛、徐悲鸿等人，领导着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战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和5个电影放映队，加上勤杂人员和警卫人员，共3000人以上。这支浩浩荡荡的宣传大军，深入武汉的大街小巷、郊区县和鄂南的城镇、乡村、工矿、兵营、学校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提高了人民大众与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民族觉悟，唤起了军民的爱国热忱。
1938年6月，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署名文章《晚会在阳新》，向读者介绍了抗敌宣传队在阳新刘家湾宣传抗日的情形。文章说：“刘家湾是一个一共只有50户人家的村庄，全村都姓刘，我们住在这里一星期，经过多次的家庭访问，跟湾里的男女老幼都混熟了。什么要宣传的话，都已说得很明白了。”由于当时正是农忙，但“晚会还是开起来了，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集中禾场看宣传队演出，许多人感动得落下眼泪。这时，一个中年农民站起来问大家，如果是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怎么办。在场的人都齐声回答：‘日本强盗如果来了，我们总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要说逃，我们也不能把田地、房屋背着走呀！逃是死路一条，要是白白等死，那还不如团结起来与他们拼。’”由此可见，当时的宣传工作是多么深入人心。
1938年9月15日夜，中日双方军队鏖战的时刻，郭沫若、沈钧儒、张澜、李德全率领武汉各界组成的战地慰问团，赴土塘（通山）、阳辛镇（阳新）前线阵地，看望守土将士。
9月16日晨起，郭沫若等步往纱帽盒（山名，在土地村背后，当时为九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在土塘徐氏宗祠内参见参谋长施北衡。17日，“与代表团商议，拟见陈诚……本拟午后四时行献旗典礼，恐敌机复至，改至五时。行献旗礼时，众推我做主席，由李德全献旗并致辞，颇有条理，礼毕用餐，餐后与众人告别，随同陈诚离阳新赴武宁。”（见郭沫若《洪波风》）这些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鄂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三、中共鄂南特委的建立和武汉会战期间的鄂南战局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陷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湘鄂赣边区红军在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奔赴抗日前线的同时，在平江嘉义建立了新四军留守处，以掩护中共湘鄂赣特委的工作。留守处在各地建立新四军通讯处，掩护各地县委与中心县委工作。设在鄂南的新四军通讯处有大畈、通城、阳新、大冶4个。新四军大畈通讯处主任先后为曹德茂、黄全德。通讯处设有宣传、组织、民运、保卫等股，由黄全德、潘际汉、窦秀凤、袁观学等人负责。他们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底，中共阳通中心县委还规定，所属支部和全体党员都要把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中心任务来完成。大畈新四军通讯处曹德茂等人，与阳新县国民党县长林涌泉交涉成功，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印制一万余份，发至城乡广为宣传。此外，新四军大畈通讯处还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抗日团体。潘际汉、黄全德等人还到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卢汉）驻大畈某部做统战工作，很快与某部参谋长杨华（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以武装民众的名义，取得一定数量的枪支、军用物资与宣传用品。
通城县新四军通汛处主任邱炳，带领工作人员10余人，以城内袁家饭铺为活动地点，担负起收集失散红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展共产党组织三大任务，他们还积极为新四军筹集粮食和药品，并在通城动员30余人参加了新四军。
阳新新四军通讯处设在陶港，主任赵勤，在该处活动的还有黄玉堂等人。1938年1月，这个通讯处被阳新地方顽固派破坏，赵勤等6人被杀害。大冶新四军通讯处在冯玉亭、彭济时、柯逢年、陈力群等人主持下，也积极开展活动。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日军移师南下，进逼武汉，保卫武汉迫在眉睫。同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与此同时，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对华中工作指示中提出：希望湖北省委动员大批在武汉的鄂赣皖三省的进步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保卫家乡。
1938年7月初，中共湖北省委派何功伟回到咸宁，何功伟将家乡学生的读书会——扶摇社改造为抗日的社团，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他吸收何功国（何勋）、何功济（何愚）、雷同（雷荫民）等人入党，并建立了中共咸宁柏墩支部，书记雷同。青年学生有了领导他们抗日的核心，都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这些新党员，又分散到各地发展党的组织。7月中旬，中共柏墩支部扩建为咸宁特支，书记何功楷。不到两个月时间，咸宁县的共产党员发展到IOO多人，建立了柏墩、大幕山、桃坪、马桥四个区委。不久，组成中共咸宁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组织部长潘际汉，宣传部长黄全德。大冶成立了中共大冶中心县委，书记郭益进，组织部长林平，宣传部长郭亮，统战部长冯玉亭，军事部长彭济时。并恢复了大冶城关、姜桥、铜矿等区委。此时，窦联顺等在通山组成中共阳（新）通（山）县委，书记窦联顺。张进、江国忠等人在蒲圻组成中共蒲圻特支，负责人张进。张文明等人在嘉鱼江南支部与渡普特支的基础上，组成中共嘉鱼县特别支部。
根据鄂南党组织蓬勃发展的形势，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咸宁、大冶两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成中共鄂南区特别委员会（简称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鄂南10县的工作。1938年8月，中共鄂南特委在咸宁仙人墩正式成立。特委书记何功伟，组织部长刘青，宣传部长黄全德，特委委员有郭益进等人。
鄂南特委建立后，遵照党中央关于华中工作的指示以及当时保卫武汉的需要，迅速将党员派往各地。何功楷、钱远镜、李一戎到咸宁。王锡珍（陈约珥）、王佛炳、刘光前到崇阳；张进、江国忠到蒲圻；刘青、黄全德、郭益进、彭济时、胡特庸、侯彦、赵龙骧等到阳新、大冶；黄菊庄、甘佐皋到通城；潘际汉、窦联顺到通山；肖子南、王健民、舒江皋、王水、潘斌、许保民、许大鹏等人到武昌。
中共鄂南特委在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宣传、组织群众抗日的同时，抓住时机，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大力训练干部。早在恢复党组织的初期，鄂南各级负责人就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一方面选派优秀青年去延安抗大、八路军武汉农民训练班、汤池训练班等处学习，另一方面各县县委成立后，通过党员训练班、青年农民训练班、抗日学校形式，培训了大批的干部。如武昌县委王健民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张执一，在武昌龙泉江王村办的抗日学校和崇阳县委王佛炳在华坡办的抗日学校，都办得很好。
（二）积极物色军事干部。开展游击战争，需要懂军事的干部。鄂南特委一方面积极寻找流散在鄂南的红军干部。如张曙光（汉川人，长征路上被打散后，长期隐蔽在武昌青山咀当长工，在汉川恢复党的关系后，又回到鄂南。）与天汉苏区干部祁曙东。在这一时期归队的红军军事干部还有红军连长王儒林（后更名王苏、王一鸣），红军手枪队班长程贤友等人。另一方面动员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各类人员出来打游击。咸宁县委成功地团结何寰桢，就是动员旧人员的一例。何寰桢当过县保安团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在旧军人中有号召力。特委书记何功伟向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共赴国难。他后来出任了我党领导的咸宁自卫大队二队队长。
（三）四处收集枪支弹药。8月，西北军六十旅旅部设在大冶县委统战部长冯玉亭家，冯玉亭与该旅旅长混得很熟。10月中旬，该旅撤往湖南时，将带不走的70多支步枪及一批弹药和军需物资交给冯玉亭。10月下旬，许大鹏等在家乡油坊岭以乡村促进会的名义组织群众收集枪支，他们一面自己捡枪捡子弹，一面从散兵手里买，三五块银元一支步枪，一二十块银元一挺机枪。有一次，他们还从一口水塘里捞起机枪6挺，步枪100多支，子弹近万发。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收集步枪400多支，机枪20挺。在这期间，中共咸宁、崇阳、武昌县委也组织收集了一批枪支子弹。
中共鄂南特委成立的时候，日军已沿长江分江北、江南、溯江三路进逼武汉。武汉会战拉开帷幕。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庆登陆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历时4个半月。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斗初期，日军华中派遣军动用5个师团，后期达12个师团，120艘舰艇，500余架飞机，共35万余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长江以北的第五战区和长江以南的第九战区联合进行保卫武汉的作战。重点立于外线，逐次抵抗，消耗日军，防御重点保持在长江以南。战役中不断增兵，后期达129个师，还有40余艘舰艇，100余架飞机，共约110万人。
在武汉会战中，日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三路：北路由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指挥第三、十、十三、十六等4个师团循大别山北麓，出合肥，经潢川、麻城，迂回包围武汉的北面和西面；中路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指挥第六师团、波田支队等合组长江跃进部队溯江西进，攻破武汉东面门户；南路由北十一军第一○一、一○六、九、二十七等4个师团组成，循幕阜山南麓，经赣北、鄂南，迂回包围武汉的南面。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奉命扼守长江以南湘、鄂、赣三省交界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重点负责庐山、九宫山、幕阜山等山险防务。该战区下辖第一、第二兵团及直辖部队总计26个军38万人。海军第三舰队奉命改组为江防要塞司令部，下辖3个守备队，分别扼守马当、湖口、富池口、田家镇等地。这样，阳新一线就成为武汉会战南面的主体战场。
阳新县处于长江中游南岸，幕阜山北麓。国民党军队守备地区左起长江南岸富池口、阳新县城、排市，东南延伸到木石港一线。9月19日，波田支队以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的兵力近两千人，向扼守富池口的重要高地朱婆山发起进攻，被我第九十八军第八十二师、一九三师击退。20日上午，日军调整进攻方向，自鸡笼山又一次向朱婆山发起大规模进攻。双方激战到下午4时，朱婆山阵地被突破。两天之后，接守朱婆山的一九三师扬昆源团遭日军管源飞行团猛烈突袭，损失惨重，守军顽强坚守l周余，5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我第五十四军第十八师李芳郴部仓促撤出阵地。9月25日，日军攻陷富池口。
日军攻陷富池口之后，集中舰炮、坚炮及空军飞机轮番轰炸我五十三军一一六师构于阳新县城以西网湖、大小熊山一带阵地和一三○师布防于三溪口一线的工事，继之发起猛烈攻击。战至29日广济田家镇要塞失守以后，一一六师防区更为敌军进攻重点，已难御敌，被迫撤至沿埠头、三溪口及咸宁贺胜桥一带，会合一三○师继续抵抗。日军上有飞机，下有坦克掩护，国民党军士兵仅凭简易工事隐蔽待敌，俟敌接近再以手榴弹与白刃战同敌相拼。我五十三军在此顽强阻敌1周，全军兵力仅余三分之一，经此役后，战役前的8个步兵团尚能作战的官兵仅能编成2个团。
卢汉所率第六十军3个师于8月下旬开赴阳新之后，第一八四师据守阳新排市东南一带牛头山、箕心垴、木鱼墩等高地一线，阻止由瑞昌经界首向木石港西进的日军；第一八二、第一八三师部署于富水以北的排市至星潭铺之间，作为第二道防线。9月初，日军第九师团先头部队到达木石港附近，继续向排市前进。5日拂晓，在飞机的掩护下，日军以步炮协同，向牛头山阵地猛攻，当天部分阵地即被突破，入夜后又被国民党军夺回。如此多次争夺，坚守牛头山的我第一○八五、第一○八八团顽强阻敌前进，使日军在牛头山不能得手。11日夜，日军利用黑夜插入木鱼墩与牛头山之间，猛攻二线阵地箕心垴，亦被击退。第六十军利用纵深配置，与日军激战近1月之久，迟滞了日军第九师团的进军速度。
1938年4月，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七师彭位仁部开赴阳新，炮八、炮十、炮十四团在长江南岸半壁山要塞布设“克”式75野炮12门、115榴弹炮4门、15重炮16门、“克”式105海炮8门。9月，第九十八军第一九三师第三八五加强旅马骥部官兵7200多人开始执行半壁山守备任务，第八十二师驻防石灰窑以东，半壁山以西地区。日军自攻占富池口后，便以海空军联合掩护其步兵及海军陆战队在半壁山至六步墩间强行登陆。战斗一直坚持到10月4日才撤离半壁山。此役，第三八五旅有826名官兵阵亡。
阳新战役历时1个月之久，是武汉会战中的一次大的战役。自1938年9月15日日军进至富池口附近地区，至10月18日攻陷阳新县城，国民党守军与日本侵略军在沿江和腹地展开大规模作战，大小战役近百次，双方伤亡逾万。自9月23日至10月7日的15天时间，日军第九师团被阻于阳新排市富水北岸地区，进展迟缓，未能在中路日军攻进汉口前截断粤汉路，直至10月27日才进抵贺胜桥；第二十七师团被阻于星潭铺地区，当波田支队已进抵武汉近郊时，第二十七师团才经三溪口以南于10月27日晨在咸宁截断粤汉铁路，此时，国民党军队放弃武汉已逾两日。
四、日军入侵鄂南的暴行
1938年10月18日至11月9日，鄂南各县相继沦陷。1938年10月18日、20日，阳新、大冶县城陷落。日军又兵分三路进犯：一路沿富水进攻通山；一路沿三溪口、杨畈进攻咸宁；另一路经大冶向金牛、贺胜桥进犯。第九师团于29日占领咸宁县城，30日侵占汀泗桥。到11月4日，汀泗桥、柏墩、小岭相继失守。进入咸宁的日军又兵分两路，一路沿粤汉铁路进攻蒲圻、嘉鱼；一路沿湘鄂公路进攻小岭，攻占崇阳、通城。10月31日，第二十七师团沿粤汉铁路南下进犯蒲圻。11月1日中伙铺失守。3日晨，日军第九师团2000余人向县城东北黄龙、象山、虎山我阵地进犯，受阻。4日拂晓，敌增援步兵千余人，炮6门，在飞机掩护下，再度进犯，驻守虎山的第一二八师某团一营与敌苦战两昼夜，全营官兵仅剩百余人。在虎山两翼——黄龙、张家相继失守之后，日军从三面围攻虎山。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守军营长率余部冲入敌阵，展开肉搏，全部壮烈牺牲，黄龙等地相继被敌突破，蒲圻县城沦陷。日军二十一师团约两个联队兵分三路，一路经青石桥、益阳攻新店；一路经荆泉中心坪攻羊楼洞；另一路沿铁路南进。7日晨，赵李桥失守，当晚，羊楼洞、新店被突破。历时11天，蒲圻全境沦陷。11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第九师团骑兵第九联队，步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共600余人，从咸宁贺胜桥经山坡、法泗至十里铺、五里牌，驻嘉鱼县国民军第五十五师炮兵第九团，在该地与日军作殊死战，鏖战两昼夜，终以众寡不及，于 11月3日拂晓，嘉鱼县城陷落。11月5日，日军松重洁部队占领通山县城，通山沦陷。同日，日军第六师团板垣川岛、四十师团谷寿川等部队，附配空军，分道进袭崇阳：左翼由通山杨芳林，过界头塘，趋小沙坪，抵东堡；右翼由咸宁经抛牛西岭，抵龙头；中路由通山、楠林桥，沿武长公路，经白羊铺、白霓桥，进扑崇阳县城。驻守国军第六十军卢汉部队，在抛牛西岭、白羊铺一带，堵击日军六小时后失守，6日中午13时，崇阳县城陷落。日军又向通城推进，国军在石城湾、鸟吴山、石壁口一线，堵击日军一昼夜，7日在大沙坪燕窝一线对战八小时，国军旋将阵地转移至通城九岭，至此崇阳公路沿线地区全部陷落。通城先后经历了两次沦陷：1938年11月，日酋野岛率部分三路侵犯通城。左路从崇阳梓木港入四庄，经沙堆抵菖蒲港。右路由崇阳东关入下畈、青山铺、仙姑山、中路从大沙坪抵铁柱港。11月8日，县城被日军侵占。11月10日，日伪军以10余辆坦克，10余架飞机开路，继续南犯。国民党军二一师、八二师、九二师据守九岭第一线顽强拒敌。日军攻关不克，伤亡800余人，退守县城。不久，日军2O师团一部、甘粕第九师团一部先后侵入通城，派第九师团一部第七联队驻县城至铁柱港一线，调稻叶大队藤冈、芳贺等4个 中队，以鸟山为首组成“南部屯驻司令部”。1941年3月，国民党军驻通城各部合围县城日军，日军溃败，向北逃窜，通城收复。1944年5月27日，日军分两路大举进入湘北。5月28日，日步兵第6联队、第68联队之一部，从崇阳大沙坪南进通城。另敌两股由羊楼司向北港进犯。国民党新13师退守锡山，九岭一带，通城再度沦陷。
在咸宁县境驻扎的日军先后有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第九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其中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于1938年11月29日调往华北。日第十一军前线指挥所曾设于咸宁县城（1938年11月8日），军司令官为冈村宁茨，这年底迁至汉口。1939年9月日军进犯长沙时，他再次移迁咸宁县城。1939年10月2日，日军第十一军第四十师团侵驻咸宁，师团长为天谷直茨郎，后由青木成一、宫川青三先后接任，司令部亦设在咸宁县城，其步兵团和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分驻咸宁及鄂南各县，师团野战医院驻咸宁县温泉。第四十师团直到1944年11月20日为打通湘桂线被调往湖南道县。日本中国派遣军第三十四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于1944年2月在咸宁组编，旅司令部驻咸宁县城。日军驻咸期间另有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师等诸多汉奸部队分驻全县各地。（据《咸宁市志》第621页、622页“日伪驻军”）。另据《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载，在鄂南的日军除正规师团外，另有长期保留的警备队总计有2万余人，编制以60至100人为一单位分驻各大小据点。
咸宁有据点17处，分布于县城、贺胜桥、横沟桥、官埠桥、汀泗桥、王家桥、窑咀、潜山、马桥、郑家咀、港下雷、小岭等地。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据点还有袁铺、杨畈、高塘周、铁笼沮、王家祠堂、北洪桥、甘棠、高桥、花纹许家村等总共约二、三十个据点，加上日军正规部队在咸宁县的日军兵力在1万人以上。
嘉鱼有据点5个，分布于陆溪口、鱼岳镇、舒桥、龙口、新滩口（龙口、新滩口现属洪湖市）。
蒲圻有据点13个，分布在城关、赵李桥、羊楼洞、官塘驿等处。
驻通山县城附近芭蕉岭、西坑潭的日军初为山本部队。随后接防楠林桥的日军有十四师团天谷部队、松山鸟部队。驻县城日军初有四三七七部队，继而六八六六部队山中之河田大队、六八八0部队、天谷师团，最后为三三四七部队荻原部。
崇阳沦陷后，日军分兵驻县城、白霓桥、桂口、大沙坪及武长、羊崇公路沿线，并筑有重要军事据点。1938年12月，县城、白霓桥、大沙坪、桂口、荻洲等地日伪维持会相继成立。1939年底，日伪又先后在石城湾、进口铺、河西、桂花树、田家咀、担水圳、金沙桥、台山湖、白羊铺、田心吴家、夏家湾、毛家畈、五里界、天灵山等处成立维持会。县城维持会称总维持会。1940年12月，成立汪伪“崇阳县政府筹备处”。1941年4月，成立汪伪“崇阳县政府”，下设四个区署，第一区署驻县城，第二区署驻东山铺，第三区署驻白霓桥，第四区署驻白羊铺。区以下设乡、保组织。
日军在通城设有据点18个，计有县城、沙堆、景山、锡山、北港、石南、水兴、里港等地。这样日军就把进出咸宁市的所有要塞全部控制了，即可以保证日军兵力调动和物资运输的畅通，又可以阻碍和限制咸宁抗日武装队伍的行动。1939年3月至1944年5月，日军以鄂南一带为基地发动对南昌、长沙、常德等城市的进攻，其前梯指挥部曾设在蒲圻、咸宁城关。
日军占领鄂南以后，到处烧杀、奸淫、掳掠，惨无人道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杀人取乐，嗜血为欢，其罪行令人发指，磬竹难书，实为战争史上所罕见。
轰炸：在武汉保卫战的4个多月时间里，日军飞机对鄂南10县县城进行毁灭性的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1月上旬，鄂南各地被日军轰炸数百次，炸死炸伤近万人，炸毁城镇20余座，村庄数百个。大冶县城，在1938年7至10月里，就被日军轰炸75次，炸死400余人。1938年8月的一天，阳新兴国镇被日军12架飞机轮番轰炸，死伤1000余人，房屋被毁150余栋。
据通城县参议会1947年编写的《抗战史料》记载，抗战期间，日军飞机轰炸通城共344架（次），每次飞机多至近40架，少至3架不等，“此项受灾约占本县寇灾的20%”。嘉鱼从1938年10月10日至11月5日、1940年5月9日 ，先后遭到日机6次狂轰滥炸。炸死炸伤279人，炸毁房屋408间，炸毁炸沉炸伤国民军武汉空军志愿大队飞机两架，炸沉中山舰，炸沉《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西上重庆的“新升隆”轮，炸毁庙宇2座，炸毁客船1只。1938年4月至1941年间，日机先后5次轰炸通山县城，投弹45枚。咸宁遭到日机空袭约6次，投弹69枚，城内建筑“十毁其九”。1938年10月16日，崇阳遭54架日机轰炸，大火延烧3昼夜，县城尽成瓦砾。1937年至1939年，蒲圻遭空袭次数8次，投弹总数68枚。多家商铺、县中学、城隍庙全被炸毁。
掳抢：日军侵华奉行“以战养战”策略，每到一处，明火执仗地抢劫人民财产。除抢劫粮食、耕牛、家禽、食品等外，还疯狂掠夺我市的竹木、茶叶、苎麻、桂花、油料、水产品等特产资源。咸宁沦陷期间，日商“中岛”、“北村”、“三好”、“三菱”、“大东”、“安宅”、“万和”等洋行在县城设零售业，官埠桥有“日华”，汀泗桥有“山口”，横沟桥有“大通”等洋行。这些洋行或以配售食盐，或推销鸦片，以掠夺物资和垄断市场。1938年11月3日，日军侵占嘉鱼县城的当天，城内的每一所房子都被洗劫，西正街益大恒杂货店被日军抢劫计衣服10箱、盐300担、糖100担、酒15担、酱菜醋等40担、银元3500元。在阳新，日军设立“营业所”、“食盐公卖局”、“农产公司”等，抬高食盐价格，低价攫取农产品。同时，无偿搜夺民间铜、铁、锡等金属物品。据大冶姜桥、皇踩畈、八角亭、大门楼4个乡不完全统计，共被抢走牲猪1043头，耕牛157头，鸡鸭数千只，西塞山牡丹亭和大冶县城天符庙的天符大帝神像等珍贵文物也都被日军抢走。
烧毁：日军每到一处，抢不走的就烧毁。日军在咸宁制造的10起惨案中，共焚烧142个自然村的房屋4543间。1938年11月11日 晚，日军借酒发狂，闯进嘉鱼西正街左长生杂货店，将成堆的鞭炮点燃，共烧毁28家铺面和住宅，仅商品一项，损失银元达31万元之多。在通山日军制造的数十起惨案中，烧毁民房3619间，校舍20间，祠庙（堂）2座，牌坊1座，烧毁粮食52500斤。1938年11月，日指挥官友马大佐带数百日军进驻蒲圻羊楼洞，一到就点燃从尖坝子到观音口房屋，高大房屋被烧毁，茶叶被烧光，一个多月后火才全部熄灭。据《蒲圻志》载：1934年蒲圻产砖茶201万担，到1941年仅4.5万担；1939年4月，驻崇阳白霓桥日军向东堡扫荡，将塘口杜家垄、金家边至东堡沙堤、古市佛岭一带长约25公里的5000多栋房屋烧毁。通城被日军烧毁民房3000余栋、1194间。
杀戮：日军在咸宁杀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大屠杀：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大冶后，在殷祖附近捉老百姓100余人，绑在山坡松树上作“活人靶”练刺刀、比赛射击。日军在咸宁、嘉鱼、蒲圻、通山、崇阳、通城6个县制造一次杀死10人以上的大惨案、大屠杀共31 起。惨案最多的是咸宁7起，共杀死村民469人，伤5人，其中绝户71户；其中一起就杀死村民126 人，伤3人，21户绝户；另1938年(民国的11月6日)，日军在崇阳荻洲畈一次屠杀300余人。二是酷刑：日军酷刑手段毒辣之极，令人发指。如：断喉饮血、火烧油熬、灌汤灌油、互相活埋、刀棍捅刺、吞蛇食蝎、剜心剖腹、投河浸死、汤煮甑蒸、狗噬日曝、四马分尸等多达30余种，通城受害尤其之最。
奸污妇女：日军在咸宁淫荡奸杀，不分昼夜，不择场地，不论年龄大小，从10余岁的弱女到70多岁的老妪都不放过，随时实施强暴.有的被日军在轮奸之后，于阴部内塞以木棍、竹签、萝卜等异物，或先淫而取胎，或先淫而后杀，逢老弱病残或丑陋者，则令其子侄、兄弟、家长、雇工与之奸淫，有令翁奸媳者，有令孙奸祖者……。使受害者在身心上遭受严重摧残，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咸宁张公乡胡广林的三妈被三个日本兵轮奸之后，还将胡三妈的一双乳房割下来，胡三妈活活痛死在家中。蒲圻中伙铺镇中伙村一个老太婆70多岁，躲在屋后，日军发现后将其抓到前边的田里，8个日军轮流强奸致死。夏家畈有一女孩年仅12岁，日军轮奸后，流血不止而死。蒲圻杨岭村妇女龚某时年35岁，被4个日军轮奸后将其阴部用火烧，直到死亡。通城沙堆乡有15名妇女被日军强奸后，集体投塘自杀。1941年1月22日《新华日报》：在通城，日军“复掳去我青年妇女三百余人，供敌兽行”。日军在嘉鱼、崇阳还开设慰安所，使受害妇女多达6000人以上，强暴致死伤者百余人。全市有资料记载的受迫害妇女 4659 人（咸宁107 人、嘉鱼85人、蒲圻151人、通山264人、崇阳 4000多人、通城52人）。由于被调查者受封建意识的影响，为了顾其“面子”，都不愿意把当时受辱的事实说出来。因此，实际上被强奸的妇女远不止此数。
奴化教育：日军除了对鄂南人民进行野蛮烧杀，肆意蹂躏，猖狂抢夺外，还竭力推行奴化教育和毒化政策，妄图以此毁我民族之精神，灭我民族之生存。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昌县后，在各乡镇所在地、大街小巷及各乡村遍刷反动标语，如“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游乡串村，宣传反动口号，制造反动气氛，麻痹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们还把魔爪伸向青少年，强令全县13所中心小学，一律使用日伪新编的歪曲事实、充满毒素的课本，学日本字、说日本话、唱日本歌、做日本操、跳日本舞，以日文为主科，如不及格则遭到留级处分。
日伪政府还在咸宁、通山、崇阳和嘉鱼等地开设日语学校， 强制开展奴化教育。咸宁县办有10所“兴亚小学”，有学生100余名。1940年春日军在崇阳县城、常下畈、桂口、石城湾、荻洲、桂花树等沦陷区设初小8所，计12个班，学生300余人。翌年，在白霓桥设日语学校1所，2个班，学生45人。教员由日本人担任，以日文为主课，如不及格则遭留级处分。教材内掺进“亲善”、“联邦”、“大东亚”等字样，并对学生训以“中日亲善”、“建设新秩序”、“大东亚共荣”等词语。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关闭（咸宁图书馆3000册藏书损失殆尽）、 教育馆解散，报刊、广播收音站撤消， 还有蔡墩育婴堂、县救济院、天主堂育婴堂、专司养老、养残、育婴、养孤等慈善事业全部解散。通城有私营中医药房60家，先后被迫关闭的有16家。致使孤老残婴无所依，遭成人道主义灾难。
施放毒气：日军无视国际公约，背信弃义，在通山、崇阳和通城，不管是战场，还是居民区都施放毒气和病毒细菌，甚至在食盐中投放有毒物品，受害者轻的遍体脓泡，肌肤溃烂，重者卧床不起，以致丧命。在通山，日军多次投放传染病毒，使全县不少民众烂脚不能生产；1938年10月8日，日军西路二十七师团一部从江西箬溪迂回入鄂，国民党军三十六军1个营奋起反击。日军受挫后，为迅速扫清通道，派飞机投掷毒气弹，国民党军1个营的官兵全部牺牲。“1941年2月24日，日军攻击城山未逞便施放毒气弹，国民党军被迫撤守。”1938年11月6日崇阳县城沦陷后，日军因侵占塘口、高枧等地，因山高林密受阻，遂用飞机往田间山头投放毒液、毒罐头，仅塘口一带，已确知中毒（因劳作，双腿接触毒气腐烂）致残的村民有37人，其中村子香、姜有莲、余林安、秋田等13人腐烂致亡，江桃清吃了毒罐头死亡。
强征劳役:日军侵占咸宁后，一是为日军修公路、筑碉堡、挖战壕，二是为日军出发打仗随部队运输军需辎重，就四处强抓民伕，强迫奴役劳工。往往是由各部队于出发前带兵至各乡镇或农村围捕，或挨户搜捕，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捆去，强迫负重，随军出发。他们被迫自带口粮、劳动工具和修筑工事用的材料，不领取任何报酬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军称为“征用苦力”。在日军的监督下，劳工们冒着烈日或严寒，饥寒交迫，为其负重，稍有不从，就被皮鞭抽打，或狼狗咬伤。强征民夫之最数嘉鱼、崇阳和通城三县。1938年11月4日陆溪口沦陷，盘踞在陆溪口的日军有百余人，强抓民伕筑碉堡、挖战壕、设立军事据点。1941年9月，敌第二次大举进攻长沙，崇阳县白霓桥、大沙坪、石城湾之敌，均集中由羊楼洞会同进犯湘北，沿途强拉民伕。1944年5月，敌大举进犯湘桂，分五道经过崇阳。沿途强拉民伕，补充兵员，人员数以万计。
破坏资源: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能源匮乏，在咸宁柏墩一带砍伐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大桂古桂约4万株，用来烧碳供汽车作燃料用，给当地桂花资源毁灭性的破坏。崇阳的林特资源也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是当时全省森林破坏严重的48个县之一，武长公路两侧的林木被砍光。蒲圻陆水河两岸，铁路两侧，西梁湖周围的山林遭严重破坏.日本岩井洋行代表山本辰男报告称：本县和平区(日军占领区)木材应尽砍伐的已搬出殆尽，如果再要砍伐，非要从“游匪区”着手不可。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大冶工矿区以后，立即将铁山附近27个村庄全部烧毁，将方圆10余里的矿山围起，装置6600伏的电网，并在路上修起碉堡10余座，把矿区变成法西斯的集中营。日本侵略军为了战争需要，恨不得将整个铁山搬回日本。他们采取“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式的开采方式。在同一座山上，露天开采和地下采掘同时进行。只要能搞到矿石，他们不择手段，不问后果，哪里有矿石就在哪里采，哪里矿石质量好就在哪里掘。日军在大冶铁矿开采了7年，共开采出铁矿石500多万吨，运回日本420多万吨，占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劫走铁矿4630万吨的1/10。7年中，日军把大冶铁矿破坏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这是大冶铁矿百多年开采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时期。
破坏古迹:日军侵占咸宁后，全市民族物质文化遭受严重破坏和流失。许多有很高价值的寺庙、古刹、书斋、古楼被洗劫、捣毁或炸毁，大批文物，县志、乡土志等珍贵文献资料被盗走或毁掉。1938年—1941年，日军在嘉鱼拆毁、炸毁的古迹有宋建隆2年（961）建的法华寺、宋绍元年（1190）静宝寺、明洪武元年（1368）菩堤庵、准堤庵。1938年， 通山九宫寺被日军毁坏。崇阳有200多年历史的城隍庙被日军炸毁，有100年历史的凌云塔被日军拆毁。1938年10月16日，通城县的拱北桥(初建于宋咸丰元至十年（1265～1274）间，该桥在明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时，花工20多万个，用石数万块，耗银5000余两。是当时崇平公路的枢纽，也是建国前通城县第一工程。它历时近700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 被日机炸毁.蒲圻石城始建于唐宗时代，日军飞机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古城墙西门、丰乐门被炸坏，城内北街、板桥街、城隍街、曾家巷等古街，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1938年10月，由指挥官马大佐带几百兵进驻羊楼洞古镇，他们将羊楼洞明清石板街松峰巷两侧吊脚楼、三观庙、水仙庙、鲁班庙、羊福庙、大雄宝殿、文昌庙、积善堂、宝塔公园等9处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文物古迹拆毁，总面积1.2万平方米。1938年9月13日和14日，日军飞机对新店古镇(始建于唐)轰炸了2天，把古镇沿河的吊脚楼（约1公里）大部分炸垮、炸塌。
日军占领鄂南期间，实行了“以战养战”的策略，凡是可利用的物资都抢劫一空，此外就是除通诚县外，其它各县都成立了伪县政府， 县长由日本人任命，下设维持会，负责为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凡日伪军所需的粮食、柴草、竹木、棉花、苎麻，以及破铜烂铁五金之类，强行搜刮。其搜刮形式主要有：1、借伪行政组织的苛捐杂税掠夺物资。1939年春，各县均由伪政府下令所属区乡保甲按户摊派或沿户搜索，每次所需物资非达到所需数额不可，否则立即给予酷刑甚至杀害。2、垄断食盐、火柴专卖权，任意抬价压价。各县由日军驻县守备队批准，设立食盐专卖处，将食盐按“良民”户口配给各维持会或伪合作社卖给百姓。每人每月按市称5—7两，其售价由伪政府报请守备队许可后以命令形式公布。在农村，则规定以粮换盐。3、洋行掠夺。日军指使中央储备银行大量发行储币，储币面值不断扩大，由1元、5元、10元到50元、100元。银行以2∶1的比率用储币换老百姓手中日钞。后来价格波动，物价猛涨，老百姓手中的储币却成了不值钱的花纸。老百姓的钱财被搜刮殆尽。4、垄断鸦片。日军在咸宁设有专卖局，日军驻县守备队命令，凡贩卖鸦片者，须交纳保证金100元，凡吸烟者必须缴纳登记税，甲种3元，乙种1元（均为银元），有效期3个月。蒲圻县城关挂牌鸦片馆就有18家。通山县日军宣抚班每月向日伪省政府领鸦片、烟土5000两，一是将烟土转发给各伪合作社，由县日伪政府内政科等人按牌发给吸烟者；二是通过伪政府转卖给伪区公所与乡联保人员，再转卖给烟民。日军在各县收集流氓地痞为其爪牙，大量开设烟馆、推销烟土，从中勒索巨款供日军军需与伪政权经费。由于年代已久，资料不全，我们难以掌握全部财产损失的准确数据，如：土地荒芜的损失、劳工的报酬损失、教育方面的损失、伤病员医疗费的损失、死亡人员安葬费的损失、大部分的图书及历史资料的损失等等无法估算.即使有据可查的也不全，如：在抗战两年来游击战区农民损失估算表中，直接损失就达631万元，间接损失418万元(湖北省档案馆LS3-1-812)。
日军蹂躏鄂南7年，罪行累累，笔墨叹穷。日军侵略，造成咸宁、嘉鱼、蒲圻、通山、崇阳、通城6县共死亡80571人（有资料可查的，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其中直接死亡45953人，间接伤亡16686人；另据不完全统计，6县居民财产损失高达22096万元（银元）以上，社会财产直接损失共计1814.4万元（银元）以上， 间接损失1856万元（银元）。
日军法西斯暴行，激起了鄂南人民的愤怒反抗，他们以各种形式抗击侵略者。
怒杀强奸者。1938年11月，驻大冶县得道湾的3个日本兵，窜至东四乡董胜村强奸妇女，嚎哭之声惨不忍闻。村民董长隆即邀集数十名青年持刀矛杀死日本兵2人，跑掉1人。这时，一胡姓妇女回家拾取衣物，见那日本兵伏卧在她家床底下，她佯装没有看见，急出门大喊，那日本兵又窜至楼上，村人把他从楼上柴堆里搜出，拖至村外杀死。3个日本兵死后，村人封锁消息很严密，日军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窑工奋勇杀敌。1938年冬，有两个日本兵从嘉鱼县官堡乡乘船回县城据点。船经大团屋窑场时，两个日本兵见一妇女下河洗衣，就逼迫船家靠岸，弃枪去抓洗衣妇女，均被当地窑工打死。事后，日军数次搜查未获，最后纵火而去。
炸毁日军瓦斯车。1939年春，大冶矿工张昌林带领一支游击小分队，袭击日军为修复铁山至石灰窑江边铁路的李家坊工地，杀死日军四人。不久，日军查出李家坊张昌林的活动，将张昌林一家4口杀死。大冶“日铁”一些运输工人为了给张昌林报仇，在铁山至石灰窑江边的铁路上炸毁瓦斯车1辆，当场炸死日军6人，伪警8人，杀害张昌林一家的日军小队长吉野也被炸死。
老猎手击毙日酋。1940年2月的一天黄昏，崇阳石城的一小队日军从山里掳掠后回据点，老猎手邓大拓隐蔽在日军必经的蔡家屋后树林里，待日军小分队走过时，开枪击毙其尾部指挥官。
徐达成英勇抗日。徐达成，通山南林桥人。1940年初夏，他见一日军进村寻奸妇女，就将这名日本兵诱至楼上击毙，缴获步枪1支。同年的一个秋夜，他约青年3人摸进文化尖煤矿日掌柜住房里，杀死日掌柜，缴获短枪1支，徐达成还多次乘夜色摸入敌人营房杀敌、夺枪，捣毁武器。抗战期间，徐达成杀死日军100余人，被称为“抗日独胆英雄”。
姚善功智袭日哨。1940年6月，离蒲圻茶庵岭镇不远的马鞍岭上有一日军哨所，守备日军13人。日军强拉附近村民修工事，并肆意虐待民工。马鞍山下姚村青年姚善功，对此极为愤懑。一天，姚善功约20名青年喝雄鸡血酒盟誓，决意杀死哨所日军。第二天，他们各藏匕首一把，如往常一样抬树上山，将近哨所时，哨兵用枪拦住：“什么的干活？”姚善功答：“良民的干活！”并上前递烟点火，另一青年插到哨兵身后，拔匕首刺其喉，哨兵扑地无声。这时，哨棚的日军正在休息，姚功善一挥手，大家冲进去一阵刀砍棍打，日军全被击毙，缴获机枪一挺，步枪6支。
奋起自卫的鄂南妇女。日军闯进鄂南后，四处侮辱奸淫妇女。广大妇女奋起自卫，杀死施暴的日本侵略者。1939年4月20日，驻崇阳白霓区5个日本兵窜到龙浪乡一带奸淫掳掠。这天，龙浪乡岭背村有一曾姓妇女被一日本兵抓住按在床上，曾女急从床头摸出剪刀，朝这日军喉部猛刺。1939年夏的一天，嘉鱼县六码头据点里有一个日本兵窜至附近村庄抢劫，见一妇女在田间锄草，急步赶去，正在搏斗时其夫刘某赶来，共同将敌杀死。1940年6月一天，驻通城日军窜至竹坡屋，一敌抓住妇女张禄元欲行奸污，她奋力挣扎，躲进家里，用斧头砍死追来之敌。这些英勇的鄂南妇女，不畏强暴，奋起自卫，维护了中国妇女的尊严。
五、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项家山惨案”等事件
鄂南沦陷以后，中共鄂南党组织也在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武装。为适应当时的客观形势，有的是由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的，有的则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利用合法名义组织的。八路军鄂南抗日游击队共有两个纵队。一个是1938年9月，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在大冶刘文武村与项家山一带组织的“八路军鄂南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由中心县委军事部长彭济时兼，政治委员由鄂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青兼，有30余人枪，活动在阳（新）大（冶）交界的山区。另一个是1938年9月，曾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大冶县第五区执行委员的郑世顺，在大冶南山头脚下的郑家沟组织的“八路军鄂南抗日游击队第二纵队”，司令员郑世顺，政治委员彭玉珍（红军干部）。该队组建后，共产党员冯玉亭按中共大冶中心县委的指示，将他从西北军独立六十旅搞到的枪支弹药给了他们一部分。其时，该纵队有30多条枪，40余人，活动于大冶、鄂城边界。
1938年8月底，中共崇阳县委在华陂组建崇阳县抗日游击队，拥有60余人，40多支枪。县委书记王佛炳兼任队长，程澍堂为副队长。该队队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崇阳抗日学校培养的爱国青年。9月，崇阳县委吸收了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日的西山游击队支队队长熊鹤龄入党。9月底，王佛炳、熊鹤龄进西山，与西山支队李伯勋等谈判，将崇阳县抗日游击队与西山支队合编，合编后改为崇阳县抗日大队，有800余人枪，大队长熊鹤龄。
1938年7月6日，何功伟回咸宁柏墩，在组建中共鄂南特委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即着手建立抗日武装。他派人到西岭、挂榜山一带组织农民抗日自卫队，在陇口冯的太尉庙建立一支农民自卫队，有40余人，10多条枪。8月中旬，中共鄂南特委在中田畈召开咸宁县党员会议，研究扩大抗日武装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会后，何功伟动员咸宁绅士何寰桢出任游击队队长。咸宁县共产党组织派党员去各地收检枪支，动员爱国青年和流散的士兵入队。到10月，在农民自卫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300余人的游击队，何寰桢任大队长。游击队分为3个中队，驻柏墩、马桥附近，拥有3挺机枪、300余支步枪。雷同任大队指导员兼第一中队指导员；钱远熔、钱远镜分别任第二中队队长、指导员；刘克林（孝感人）、何功国分别担任第三中队队长、指导员。该部首战挂榜山告捷后，自称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的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派该师靠拢共产党的政治部主任田任秩（大冶人）来与游击队联系，提出收编于游击队的门下。当时，鄂南特委同意在原编制和领导人员不变的条件下，将游击队名称改为湘鄂赣总指挥部直属咸宁第二大队。
1938年8月，由中共湖北省委直接领导的武昌区委成立时，省委秘书长王翰宣布武昌区委的主要任务是，在武汉失守后将区委会移至保福祠一带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0月22日，中共武昌区委王健民、王水、潘斌、肖子南和党员胡传经、况公仆等会合于保福祠，将共产党员掌握的枪支组建了一支小游击队。随后又考虑到保福祠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但离敌人据点太近，队伍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区委把发展抗日武装的立足点改为鄂城涂家垴。
王水、王健民到达涂家垴后，首先走访设在白云寺内的经馆，结识了爱国学生鲁伯英和当过红军连长的王儒林。王儒林见到王水等人时，激动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我重新入伍打日本鬼子的愿望要实现了。”他更名王苏，意思是要在痛苦中复苏。通过王苏又找到当过红军的刘守信，同时，王苏向武昌区委介绍了涂家垴一带地方土绅的情况。这个武鄂交界地区表面上有区、乡、保，实际上是大姓大族的绅士当权。鲁斗南是当地有威望的爱国开明绅士，鲁伯英是他的儿子，因此他对王水、王健民组建抗日武装是积极支持的。
中共武昌区委紧接着在涂家垴召开300多人的群众大会，鲁伯英等人带头表示拿起枪杆子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会后，王健民、潘斌、况公仆等把收藏的50多条枪集中到白云寺。当时，涂镇一带因日军尚未去过，流落有许多伤兵、难民。涂镇商会会长王锡三收集有国民党溃军的步枪七八十支，机枪4梃。他打着“保商安民”的旗号，制造了“伤兵抢劫”事件，暗中与金牛的维持会长柯有吉信使往来，准备成立维持会。武昌区委决定收缴王锡三所收藏的枪支。
1938年11月中旬，中共武昌区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游击队的名称、建制、领导成员、兵源、军饷等问题，在征得群众代表和爱国绅士同意后，即在白云寺举行大会，宣布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大队长王水，第一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队长王苏，第二副大队长兼第二中队队长潘斌，第三副大队长兼第三中队队长况公仆，军需主任鲁斗南，士兵150多人，随即发展到200多人，步枪150多支，机枪4挺。
1939年5月，这支部队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领导人员和驻地不变的条件下，受编为湖北省第一区保安司令部直属国民自卫队第一大队。
1938年10月，在武昌乡促会工作的共产党员许大鹏、舒江皋，在油坊岭一带组建抗日队伍。他们通过动员油坊岭、豹子解、九峰一带的农民抗日组织和收容溃散的贵州兵，组建了一支抗日工作大队，许大鹏任大队长，有200多人枪。与此同时，爱国人士黄人杰利用自己的声望，以乡促会的名义收集散兵游勇和枪支，并开条子到各村收“救国捐”，也拉起了300多条枪、400来人的队伍。
1939年春节刚过，这两支队伍合并，自称鄂南人民抗日自卫部队，黄人杰任总队长，许大鹏任第一中队队长，在该部工作的有共产党员刘思彬、刘茂公、齐遇春等人。不久他们将番号改为鄂南抗日游击队樊湖大队，后受编为湖北省第一区保安司令部直属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
在上述共产党领导的几支抗日武装建立的同时，鄂南各派势力都趁沦陷初期的混乱状况，假以抗日为名，各自扩大实力和地盘。他们抓兵派款，互相火并，各据一方，各自为政。至1939年春，队伍较大的头目：阳新有程金门、马振亚、吴挂斋、尹兰轩，大冶有田维中、陈在中、柯兴、欧阳毅、左宏德，鄂城有成渠、卢鸿雁、王宽林、瘳义华、张奎甫，武昌有程尚武、肖磊，咸宁有周锡武（周九如）、吴良佐，蒲圻有孔耀亭，崇阳有熊默兴，通城有葛国华，湘北临湘有王剪波，赣北武宁有钟石盘，还有活动在鲁湖、梁子湖地区的方步舟部。这些队伍中的代表人物，有许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十分仇视，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1938年11月发生的“项家山惨案”，就是阳新以马华树、曹坤玉、马振亚为首的一伙豪绅恶霸、汉奸卖国贼制造的。在这一惨案中，中共鄂南特委驻大冶中心县委代表刘青、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林平、宣传部长郭亮等14人惨遭杀害。事情的经过是：1938年8月，何功伟受中共湖北省委之命回鄂南组织中共鄂南特委，同时又调鄂中特委书记刘青到鄂南任组织部长。同年9月，正当武汉会战之时，刘青被派往大冶、阳新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武装组建工作。中共湖北省委还从汤池训练班和宁沪等地撤退的干部中抽调一批充实该地区党的力量。10月初，中共党员冯玉亭，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手中，收集到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品。大冶沦陷前夕，冯玉庭将这批枪支转移到中共党员彭济时家中，同时，刘青则率中共大冶县委及阳新部分党员撤到第二区（白沙）项家山村，拟在该地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武装。
项家山村，位于阳新七峰山深处，周围有白浪山、青山环绕。此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是革命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刘青等人上山后，恢复建立了中共项家山临时支部，任命项安之为支部书记，同时建立沿江抗日游击队。在建立抗日武装过程中，刘青决定同国民党阳新县第二区区长马华树及地方武装进行谈判，共建抗日武装。对此，中共项家山临时党支部建议：先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以此为后盾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刘青及大冶县委没有认真听取这一建议。经过多次联系，马华树和联保主任马振亚出于自己险恶目的，同意上山谈判。
11月上旬的一天，国共双方在项家山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共产党方面提出建立统一的抗日武装，但被马华树以日军力量强大，统一集中不利等理由拒绝。经过激烈斗争，双方就活动范围、给养及相互关系方面达成协议。
谈判后，中共方面要马振亚开出了一张通过其防地的路条，紧接着，刘青命程贤友、马保卿、项怡德、项安之、项隆柳等人持路条前往大冶彭和庄彭济时家中取枪。与此同时，马华树、马振亚率部离开项家山，前往青山开会密谋，并勾结大冶石均平拦截中共运枪人员。
当程贤友率运枪人员路经龙塘时，被石均平部扣押。对此，程贤友、马保卿、朱明月商量决定掩护项隆柳越窗逃走。项隆柳逃出后，连夜赶回项家山，把运枪人员被扣押一事向刘青作了汇报。刘青此时派林平等前往龙塘与石部交涉。次日，石均平将程贤友、马保卿、朱明月三人杀害后，根据与马振亚的预约，率部向项家山扑来，行至半路，正遇林平等2人。当林平正欲上前交涉时，被石部捆住，两人奋力反抗。他们打倒几名国民党士兵，转身向山里跑去时，被石部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马振亚也率部向项家山扑去。马泛舟等人怒斥匪徒。凶残的匪徒在马振亚、石均平的指使下，将刘青、马泛舟、欧阳其家、张致祥、吴子义等8人推到村后山沟里杀害。年仅18岁的女共产党员、中共大冶县委宣传部长郭亮面对马振亚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也惨遭杀害。
项家山惨案的发生，不仅给鄂南党组织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抗日事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尖锐复杂阶级斗争的反映。项家山惨案后，鄂南的抗日环境日益恶劣，鄂南共产党员没有被日军的大军压境和地方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他们积极联络失散的同志，努力寻找组织关系，前赴后继坚持抗日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