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后，中共湖北省委撤离武汉，鄂南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根据省委预先指示，鄂南工作改由中共湘鄂赣特委领导。1938年12月，何功伟在与湘鄂赣特委联系后，根据湘鄂赣特委决定，中共鄂南特委改称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一说鄂南中心县委或咸宁中心县委）。中心县委驻通山界水岭，书记何功伟（又名何彬），组织部长黄全德（又名黄溪），宣传部长陈约珥（又名王锡珍），军事部长吴铁钢（后李平，原名饶国树），青年部长何功楷（后为潘际汉）。
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是中共湘鄂赣特委在武汉沦陷后领导的5个中心县委之一，负责指挥鄂南武昌、大冶、鄂城、阳新、通山、咸宁、崇阳、通城、嘉鱼、蒲圻10个县的工作。“通山中心县委实际上类似一个特委”，何功伟：《鄂南工作形势报告》，1939年。领导中共阳（新）大（冶）鄂（城）代表团（包括阳新金凤工委，大冶县委，鄂城特支），阳（新）通（山）工作委员会，书记雷荫民，后化名雷同；崇阳县委（含通城特支），书记王佛炳；咸宁县委（书记李一戎）；武昌县委（书记雷鸣）；咸（宁）蒲（圻）崇（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江国忠、张进。中心县委辖区内有共产党员500人。
1939年1月，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在咸宁何家新屋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参加会议的有黄全德、陈约珥、李一戎、钱远镜、何愚、雷同、熊鹤龄等20余人。与会人员结合鄂南斗争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与研究。会后，湘鄂赣特委派吴铁钢任军事部长（4月以后由李平继任），建立以挂榜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深入鄂南敌后进行抗日活动，开始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践。
1939年春，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心县委决定派雷荫民（咸宁县委组织部长兼青年部长）、刘祚斗等人到阳（新）通（山）地区组建地下交通联络站。4月，雷荫民等人来到通山宝石河，与设在宝石河舒家祠堂的抗日民众学校校长何玉千（咸宁汀泗桥人，地下党员）接上关系，秘密组建了阳通工委（全称中共阳新通山两县工作委员会）和宝石河联络站。“工委书记雷荫民、组织刘祚斗、宣传何玉干。”1986年5月2日，《访雷同谈话记录》。雷荫民在宝石河地区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油盐杂货，作为联络点。雷荫民公开身份是店老板，刘祚斗为伙计，何玉千的妻子叶新春和他的三嫂分别为店员与炊事员。雷荫民和刘祚斗常以商人办货为名，走村串户，秘密开展抗日活动。叶新春、何三嫂妯娌俩先后加入共产党，活动在宝石河、刘家一带。何玉千以学校为阵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先后发展了李高才、陈望梅（女）等10余人入党，建立了宝石河、沙湖垅党支部和横石区委。
中共通山中心县委加紧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何功伟、吴铁钢、胡波都到梁湖大队，与武昌县委一道研究，加强对梁湖大队的领导。到1939年4月，梁湖大队发展到500多人、400多支枪，活动范围扩大到北抵鄂城梁子，东到沙咀，南及咸宁余花坪，西到斧头湖一带。与此同时，武昌县委委员舒江皋、潘斌及一批党员干部到樊湖大队加强领导。到1939年5月，樊湖大队发展到1000多人、700多支步枪、20多挺机枪，舒江皋任大队指导员，潘斌任大队副指导员，许大鹏任一中队队长，沈池麟任一中队指导员，蒋鹏任五中队队长。1939年春，自称湘鄂赣边区民众武装抗敌总指挥的方步舟部有共产党员冯玉亭（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中共大冶县委负责人刘正旭、彭济时、石教珍、曹洪波也相继到方部工作。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派陈珍如到方部建立中共特别支部。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鄂南抗日游击武装初试锋芒。
首战挂榜山告捷。1938年11月初，咸宁第二大队已在挂榜山进行短期练兵。一天，哨兵报告，日军一个分队朝鸣水泉方向行进。大队领导何功伟、何寰桢和雷同，立即率二大队一中队穿过丛林，赶到鸣水泉边的山头，作好伏击准备。日军进入伏击圈，何功伟一声令下，顿时机枪、步枪齐发。日军没有想到，离据点几里路的地方会杀出一支抗日队伍，他们盲目还击一阵后，带着伤员逃走了。
八卦岩杀日军，南咀打橡皮艇。1938年12月初，马桥据点日军到挂榜山八卦岩“扫荡”。何功国带领咸宁二大队二中队的游击队员埋伏在八卦岩的险路旁，当日军尖兵路过时，机、步枪齐鸣，射倒日军2人。1938年底，保安据点的日军乘橡皮艇3只，到南咀一带渔船上抢鱼，梁湖大队二中队潘斌率两个分队飞舟前去阻击，打坏日军橡皮艇1艘，击伤日军多名。此后，日军很长时间不敢到南咀掳掠了。
金贺公路上打汽车。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初，梁湖大队第三中队在队长况公仆领导下，在金（牛）贺（胜桥）公路上阻击日军汽车3次。第一次，阻击日军汽车一辆，打伤日军汽车司机1名，夺枪5支。正准备搬运汽车上的物资时，日军援军赶到，三中队撤出战斗。第二次，三中队埋伏在没有人烟的丘陵地带，当日军5辆汽车进入伏击圈后，立即开火。第三次，三中队将一束手榴弹埋在公路上，日军一辆汽车开过时爆炸。
金塘畈夺回日军掳掠的财物。1938年12月下旬，曾家咀日军下乡掳掠，一连抢劫几个村庄，他们抓几个村民挑东西，向着盆塘畈走去。这时，何功国带游击队员埋伏在路边小山上，当敌人进入盆塘畈抢劫时，山上枪声大作，日军遭到突然袭击，丢下村民和抢劫的财物逃回据点。何功国通知各村各户认领被夺回的粮食、牛、衣物，群众千言万语盛赞游击队。
徐家桥伏击战。1939年5月的一天，驻金牛的日军百余人，由金牛维持会会长何有吉带路，在涂镇掳掠后向金牛返防。下午4时许，当这群日军通过徐家桥时，遭到梁湖大队一、三中队的伏击，打得敌人纷纷落水，日军伤亡10多人。这次战斗，对日军震动很大。第二天，日军气势汹汹来徐家桥报复，但不敢过桥，只是架起钢炮乱轰游击队战士埋伏过的山头。
保福祠武装智歼日军。1939年，驻山坡日军经常去保福祠掳掠，强奸妇女。共产党员葛鹏程、艾声扬决心带领群众煞煞侵略者的凶焰。7月上旬的一天，8个日本兵又到保福祠骚扰。葛鹏程在酒店请他们赴宴。当日军酒兴正浓时，快慢机驳壳枪的子弹射向他们，当即毙倒4人，其余4人冲出门外，有3人被群众用锄头、扁担击毙，只有1人逃回山坡。不久，日军对保福祠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钱沈村杀汉奸。咸宁马桥维持会干事、汉奸沈逢臣，经常带日军下乡，奸掳烧杀，强征粮食。1939年7月4日，咸宁抗日自卫队二大队中队指导员钱远镜和队长钱远熔得悉沈逢臣回钱沈村，当晚即率小分队12人奔袭钱沈村，将其从床上拖至该村土地庙旁枪决，并贴上布告：“替日军办事者无赦！”。
朱子桂山伏击战。1939年7月，驻武汉日伪军乘12辆汽车进犯豹解镇。樊湖大队一中队队长许大鹏获讯，即率部埋伏在镇西的朱子桂山上。当敌人所乘汽车进入伏击圈后，游击队战士用猛烈火力打击敌人，击毁汽车数辆，杀伤日伪军数十人。
二、湘鄂赣边区“平江惨案”后鄂南的斗争形势
“平江惨案”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相持阶段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时发动的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防共委员会。2月，薛岳接替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随即开始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
1938年2月3日，由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为了及时治疗和安置后方的伤病员，安排和照顾抗属的生产与生活，动员与组织群众参军参战，交涉与争取国民党地方当局释放政治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平江嘉义镇设立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
嘉义是一个依山旁水的农村小镇，有100余户人家，东西公路贯穿，南北紧靠周方、横江、丽江、辜家洞、黄金洞等革命根据地，党的群众基础好。留守处成立后，借住嘉义镇中段的“红昌药号”办公。中共湘鄂赣特委为组织湘鄂赣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也以留守处作掩护机关，特委负责人均以公开身份参加留守处工作。特委宣传部长黄耀南为留守处少校主任，特委书记涂正坤为新四军上校参议，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为八路军中校团副，特委秘书主任吴渊为留守处秘书主任，曾金声为新四军少校参谋，吴贺泉为留守处军需，赵绿吟（女）为留守处机要员。中共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为团结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整顿和发展了党的各级组织，对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积极发动青年参军、踊跃支前等，成绩显著，有口皆碑。他们坚持抗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然而，也因此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心腹大患。
1939年1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不久，杨森按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旨意，将其总部由县城附近搬到离嘉义只有20多里的长寿街，对留守处严密监视，并紧锣密鼓地策划取缔留守处的阴谋活动。杨森部进驻平江不久，即派人突然袭击了中共平江县委开办的“大众书店”，非法抄走和封存了一部分抗日救亡的进步书籍；由二十七集团军发起，召开了湘鄂赣边区和军、师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上，决定组织“地区防范异常委员会”，在各区、乡普遍建立特务班、巡逻队，增加特务经费，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吴都俊公开宣称，要借汉奸名义处置共党分子。4月15日，颁布《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战区服务团队管理办法》，公然规定凡非本战区所属部队一律不得擅自设立后方机关，否则，一经查获或举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杨森还授意以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县政府、县三青团的名义，联名呈文要求取缔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并秘密绘制留守处周围地形图和军事进攻线路图，以备需要之时用。国民党平江县当局提出要留守处搬迁至县城的要求时，留守处经请示新四军军部同意，将留守处改为通讯处，并搬迁县城办公。可是，就在通讯处派人进城查看房子准备搬迁时，国民党顽固派迫不及待地对新四军驻嘉义通讯处下了毒手。
1939年6月初，杨森向其特务营营长何学植转示由薛岳、陈诚转来蒋介石的一份密电，电文大意是：据报称共产党在平江嘉义暗中活动，阻挠抗战，速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办事处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然后，杨森命何学植具体执行。
何学植按杨森的部署，率特务营第二连，另带一个重机枪排和第三连手枪队员20名，去嘉义解决新四军通讯处。另外，第九十三军派一个连去平江县城捕杀黄耀南。6月11日，何学植率兵赶到嘉义，加上原已驻防嘉义的一个连，共同完成了对留守处的包围。6月12日下午3时许，顽固派开始按计划行动，何学植派侦察员张绍奇以开会为名，先去将涂正坤诱骗出来。
涂正坤是中共湘鄂赣边区的主要负责人，曾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上前线，涂正坤留下担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他在通讯处一年零九个月的工作中，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领导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深得边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就在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屠杀阴谋的时候，涂正坤正忍着病痛，率领群众破路，以防止日军进攻。6月12日上午，涂正坤率领通讯处的同志参加破路劳动，中午回到通讯处刚准备休息，张绍奇就来叫他去开“紧急会议”。当涂正坤行至离通讯处3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前时，早已埋伏好的特务立即朝他开枪。这位平江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当即倒在血泊中。他意识到暴徒的阴谋所在，挣扎着朝通讯处方向边爬边喊：“不许破坏团结抗战！”“同志们快跑，反动派下毒手啦！”但话音未落已气绝身亡。
这时，隐藏在各处的国民党军队在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的率领下，借口“有土匪”，夹着枪声和喊叫声，蜂拥冲向通讯处。时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的罗梓铭，制止了警卫班长吴甘成等人打算硬拼的行为，准备与暴徒进行说理斗争。但这伙暴徒恃武力强行缴了警卫班的械，扣押通讯处的工作人员，并在通讯处内恣意抄查。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而出，以负责人的身分，严厉斥责暴徒们的行为，竟遭暴徒们捆绑，拖往门外。吴渊怒不可遏，继续大声喊叫：“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恼羞成怒的特务害怕群众了解事实真相，不等吴渊再说，就把他枪杀在离通讯处20步远的“万寿官”门前。这位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坚强战士，就这样惨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
此时，通讯处已被洗劫一空。暴徒们共计抢走通讯处经费银洋2600余元、步枪2支、驳壳枪6支、手枪6支、手榴弹8枚、子弹1000发、电话机2部、油印机1台、军服若干件。另外，还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等4人抓走。
当天晚上，余启佑等对罗梓铭等4人进行秘密审讯，企图从中得到湘鄂赣地区中共组织人员名单及活动情况。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都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党员，其中罗梓铭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9年1月，他接替涂正坤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曾金声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在4位被捕者中，赵绿吟23岁，毕业于省立长沙女中师范部。抗战爆发后，她经徐特立介绍，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妇女部长，1939年5月调任湘鄂赣特委妇女干事。就是这样4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刑拷打下，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坚持与顽固派斗争。深夜，黔驴技穷的暴徒将这四名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押往嘉义镇旁虎形岭。4位同志知道顽固派要下毒手了，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赵绿吟还放开歌喉，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歌声未落，4位同志即被推入数丈深的废淘金洞里，惨遭活埋。
国民党顽固派有组织、有预谋地制造了“平江惨案”，却造谣中伤，欺骗舆论，以掩盖罪责。薛岳、杨森一方面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欺骗宣传；指使地方反动势力，假借“民意”联名诬告留守处；另一方面连续急电周恩来、叶剑英称：“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余连长为维护后方治安，率兵前往清查，但“该处公然纠众拒捕，双方械斗，互有伤亡。”现已“将该连长撤职”，以惩其处置失当。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彻底揭露，明辨是非，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适可而止，主动团结的斗争原则。6月16日，留守处主任黄耀南在平江县长余达美、开明绅士唐炳初的帮助下逃离险境后，即以《快邮代电》的方式通告全国，公布“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痛斥顽固派的无耻谎言。7月2日至14日，周恩来、叶剑英连发数电致陈诚、徐永昌，一方面严正指出嘉义留守处抗日政绩当地有口皆碑，曾为文伯（治中）先生所赞。而薛岳、杨森却混淆是非，“身为方面大员、国家重臣，不顾强敌入境，挑起鹬蚌之争”，致使“两党自相渔肉”，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实属汉奸罪行。”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唯有“矢志团结，坚持抗战”，方能“两党共存，民族复兴”。8月4日，延安各界举行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说，严正指出全国出现的众多反共惨案，都是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决议的产物。国民党若要真心团结抗战，维护民族生存，必须废除此类反共决议。大会沉痛哀悼涂正坤等革命烈士：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功在人民，彪炳千古。大会通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强烈要求严查主使，惩办凶犯，明令取缔《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保证不得再有此类惨案发生。重庆、皖南、桂林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举行了追悼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揭露了顽固派的反共丑恶嘴脸。
“平江惨案”后，中共鄂南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这时，鄂南形势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更加肆无忌惮地反共，大搞白色恐怖。一是恢复了专署至乡保甲的行政机构。在大幕山成立湖北省第一行政专员公署。1939年在任的专员是咸宁人李辉武，专署所属除政府机构外，还辖有军队，即湖北省保安六团和各县国民自卫队。二是统编鄂南杂牌游击武装。派樊松甫任第九战区湘鄂赣游击总指挥，指挥部驻武宁温汤。1940年春，第九战区又将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改编为第九战区挺进军，总指挥李默庵，指挥部驻修水南茶，下辖8个纵队。活动在鄂南一带的有：一纵队孔荷宠部，以崇阳、修水为基地，后整编为新编五十四师三纵队钟石磐部，辖瑞昌、武宁的游击队和保安团。四纵队盛瑜部（盛瑜系军统特务），辖十九支队尹兰轩部以及程金门、马钦武部，活动在阳新、大冶等县。五纵队尹立言部，辖田维中部、陈在中部。八纵队方步舟部，辖二十一支队瘳义华部，二十二支队肖琪及杨岳斌部，活动在梁子湖、斧头湖一带。七纵队王翦波部，活动在岳阳、临湘、蒲圻一带。还有九支队活动于崇阳路西。十支队活动在通城路西。三是派出大批特务深入鄂南活动。军统以唐新、黄藩初、曹曙光、周凌云为首，中统以袁雍、程鹏为首。四是由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反共老手王陵基统辖鄂南、赣北的所有国民党正规军、挺进军，以划分为战区为名，围剿进入鄂南的新四军，残杀鄂南中共党政军人员。国民党所辖的一些杂牌武装纷纷投敌。如成渠部、周九如部，还有徐自然、马振亚、王宽林、卢鸿雁等部。国民党派驻鄂南的一九七师师长兼鄂南指挥官丁炳权，在他办的鄂南青年抗敌工作干训班里，每日上课7小时就有5小时专讲反共问题。他组织的“梅花团”，以三青团为基础，宣布以“抗日、除奸、反共”为三大任务。鄂南国民党所辖部队和各级政府，奉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密令，凡发现共产党员从事抗日游击活动者一律就地枪杀，致使共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人民抗日武装受到较大的挫折。面对这种形势，鄂南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湘鄂赣特委的指示，积极采取措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部分武装力量和一大批干部。
一是将公开工作转入秘密工作。1939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根据上述指示精神，中共通山中心县委决定分批撤退大批“露红”干部。如将原在方步舟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冯玉亭、彭济时、刘正旭、石教珍、曹洪波、陈珍如等50人撤离方部。对因已“露红”的干部，如王锡珍、钱远镜、赵斌甫、毛国飞、曹坤、李一戎、胡平、薛平、雷同、何功国、何功济、何功楷、彭济时、刘毓兰、何济华等34人分4批转移至江北。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他们留在鄂南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二是积蓄实力，以利再战。“平江惨案”以后，中共通山中心县委在鄂城涂家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出干部南下北上找党。黄全德南下找湘鄂赣特委，何功伟去江北找鄂豫边区党委。不久，何功伟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了联系，并奉命调往鄂西特委。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由李平接任。原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所辖的大冶县委、武昌县委、咸宁县委、崇阳县委、阳新金凤工委、阳通工委、蒲圻特支迫于形势恶劣，转入隐蔽斗争。中共鄂南党组织负责人李平、黄全德、王佛炳、潘际汉、张曙光等分别在各地隐蔽活动。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陆续建立了岳阳县花毛尖，通城县磨桥，崇阳县华陂、白泉桥，咸宁县飞机墩、宝塔州、张公庙，嘉鱼县渡普口，武昌法泗洲、金水闸，阳新富池口、黄颡口、韦源口，通山县宝石、窦家桥，大冶石灰窑，鄂城县池湖港、樊口等地下交通站，形成了北起京山和大悟根据地，南至湘鄂赣边区的地下交通网。他们担负收集情报，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和学生，宣传群众，动员转送兵员等任务。鄂南地下交通站网的人所进行的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如张公庙地下交通站周围，日伪军炮楼林立，为了能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展工作，女共产党员冯天仙与黄全德假扮夫妻，住在黄全德一个叔伯哥哥的理发店里。理发店里每天人来人往，有当地的，也有过路的，有小商贩；还有日伪官兵。地下交通站建立后，地下党员多次在这里碰头，交换情报，敌人丝毫没有觉察。1939年9月，梁湖大队受挫，曾将部分枪支埋藏在武昌青山咀和王源家中。后来，张曙光、王源搬家到法泗洲，又把枪运到法泗洲埋藏起来。这些枪支，后来成了鄂南抗日挺进队的起家之宝。
三、与鄂豫边区的联系和金水流域地下交通线的开辟
1939年11月，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派王锡珍去江北，在京山八字门向鄂豫边区党委汇报工作，鄂豫边区党委暂时接受领导鄂南党组织的工作，同时要鄂南党组织继续接通与中共湘鄂赣特委的联系，并指示鄂南党组织设法建立一条贯穿大江南北，连接鄂豫边区和湘鄂赣边区的鄂南地下交通线，以应付突然事变，保存抗日力量，准备新的斗争。
要建立巩固的鄂南地下交通线，必须在原有地下交通站网的基础上把主干线建起来。蜿蜒百里的金水河汇聚着宋家河、汀泗河、淦水等河港，连接西凉湖、斧头湖的出口，流经蒲圻、嘉鱼、咸宁、武昌等县，从金口注入长江。金水流域的水陆交通完全具备了作为鄂南地下交通主干线的条件。因此，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指示共产党员张曙光将全家从梁子湖畔的青山咀搬到金水河畔的法泗洲，派他和王源两人开辟金水两岸的工作。
法泗洲，地处金水流域中心，南接斧头湖，直达咸宁，可通崇阳、通城、修水，连接湘鄂赣特委；西接西凉湖，连通蒲圻、嘉鱼；北接鲁湖，越土地堂可达梁子镇、鄂城等地；东靠近粤汉铁路的山坡车站，连接武汉和鄂南各县，交通极为方便。此外，法泗洲地区外乡人多，来自9省12县，有逃荒要饭来的，有革命处于危难关头来这里隐蔽的。张曙光和王源到法泗洲，以收购湖莲为名，串联船民，发展党员，建立中共水上支部。他们还与活动在这里的中共地下党员祁曙东接上关系，让他在法泗洲街上开商店，人称“杨四老板”。以他的商店为基地，建立了可靠的地下交通站。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在金水流域沿线和法泗洲发展50余名共产党员，建立了渡普口、菱米、霍家地、赤矶山、大青埠、桂山港尖、船工（河下）等8个党支部，并于1940年2月在桂子山弓字港边八坛村建立了中共金水工委，书记张曙光，组织委员祁曙东，宣传委员王源。
中共金水工委领导11个支部，承担起地下交通线的工作任务，诸如领取经费、运送武器、传递文件、护送干部、收集情报等等。这条地下交通线畅通后，金水流域一度成为中共鄂南组织活动的中心，鄂南各地的不少干部和爱国青年，通过这一交通线到达鄂豫边区，许多革命书籍和上级机关的电报、文件，又通过这一交通线传递到鄂南各地。金水流域地下交通线，在当时发挥了特殊的战斗作用。
金水流域地下交通线与鄂南一些地下交通联络点、站构成一张布满鄂南各地的地下交通网。其中连接这条地下交通线南北两端、起支撑作用的重要点、站，是汉口小夹街聚丰海味号地下联络点、通山县黄沙窦家桥地下联络站和崇阳河西联络站。
汉口聚丰海味号地下联络点是1939年9月建立的。当时，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为了能通过金水流域地下交通线，与上级党组织保持经常联系，便于大江南北信件的传递和干部来往，派钱道权到武汉建立了汉口小夹街聚丰海味号中共特别支部，支部负责人先后有钱道权、何功国、钱远镜、刘毓兰等。其主要任务是传递信件，有汉川脉旺嘴、武昌金口和咸宁柏墩3个交通站跟它接头；动员输送大批进步学生到边区去。钱道权、刘毓兰等送过的进步青年，仅1941年夏天一批就送10多名，如余济时、周德盛、朱海泉等；护送南下北上干部，如钱远镜、赵辛初、王来贵、李一戎、熊锐、陈祖甲、吴钢、王清鑫等，仅雷同一人就由他们来往护送了3次。
通山县黄沙窦家桥地下联络站是1940年建立的。1939年“平江惨案”发生后，雷同在通山宝石地下联络站坚持到9月才撤出转移。1940年中共鄂南组织再度组成阳（新）通（山）县委，坚持山地抗日斗争。阳通县委在窦家桥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负责人窦联顺，交通员阮星斗。窦联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1938年受党派遣返回鄂南，组织阳新、通山人民进行抗日。同年7月，在通山大畈组成中共阳通县委，发展党员40余人。以后又组建黄大区委、板桥支部和窦家桥地下联络站。他们在窦家桥办了小商店，出售油盐及日用百货。窦家桥联络站主要活动地区是大幕山，活动对象是争取方步舟部抗日。地下党员窦秀凤、窦理斋常利用送货机会，与方步舟的副官姜中信联系，收集军事情报和武器。窦家桥联络站常与金水流域地下交通线联络，将日伪军事情报送给江北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
崇阳河西联络站是“平江惨案”后不久建立的，地址在白泉桥官塘冲，站长赵斌甫。这个联络站，是金水流域交通线连接湘鄂赣特委的一个重要交通点。
金水流域地下交通线与汉口聚丰海味号联络点、通山县黄沙窦家桥联络站以及其他县近20余个地下交通站连接起来，组成一个秘密联络网，在鄂南抗战中发挥了特殊的战斗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