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确定我党在抗战胜利后全国战略方针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党和军队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大力消灭日伪军，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发展和控制东北，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同日，为了体现中共的和平诚意，出席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公开提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与国民党军队1: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且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地区。10月12日，毛泽东就此以中央名义发出电报，向全党指出：“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八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理。但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根据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决定：鄂南地委、鄂南军分区及活动在鄂南的十四旅部队在完成掩护、接应八路军南下支队
北返渡江任务后，全部撤往江北。《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史稿》第44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此前，南下支队已进入湘粤边境，欲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汇合，执行毛泽东、中央军委“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809页。这一“唯一任务”。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军委电告南下支队，“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第17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南下支队接到中央电报后立即放弃原作战意图，全军变南下为北返，于9月22日越过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岳阳桃林至湖北通城一线的封锁线，直插湘鄂边地羊楼司，进入鄂南，在蒲圻益阳桥与鄂南地方武装会合。此时，中共鄂南地委书记、鄂南军分区司令员、五师十四旅政委张体学，在鄂南地区带领十四旅四十一团一部及鄂南地方部队吸引和钳制国民党军队对南下支队的围追堵截，湘北地委副书记兼湘北军分区副政委李平、嘉蒲临县委书记兼嘉蒲临政务委员会主席张进带领十四旅四十一团一部则自咸宁向鄂城开进，为南下支队北上长江边开道。23日，南下支队主力与五师十四旅部队及鄂南地方武装会合。两支部队随后进至樊湖略事休整。9月26至27日，南下支队取道鄂城段店，在泥矶渡口胜利北渡长江。《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19.5～1949.10》第22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
完成掩护、接应南下支队北上中原任务后，张体学同湘鄂赣军区西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通一起，指挥鄂南地委、鄂南专署、鄂南军分区及下辖咸通阳、咸武鄂、咸崇蒲、嘉蒲临、阳通县委、金水工委等党政军机关干部和机关后勤人员以及中共领导的各支武装力量，全部北渡长江，撤出鄂南。
当中共方面的力量撤离鄂南时，广大干部群众与部队官兵恋恋不舍，依依难分。从1938年鄂南沦陷后，共产党就在这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经过几年的奋斗，鄂南地区从原来日伪顽特匪横行天下、人民苦难深重的黑暗世界，转变为革命民主根据地。汉奸匪特已基本肃清，国民党顽军的基础已经崩溃，伪军被歼灭瓦解或被争取，日军彻底受到孤立，被迫投降。根据地得到巩固，各县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在鄂南已有2500多名共产党员，人民军队也正处在大发展时期。共产党同鄂南人民已经建立了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深情厚谊。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人民和先烈用鲜血浇灌的土地，是共产党、新四军和鄂南人民长期坚持抗战的胜利果实。这个丰盈的”桃子“，这块美丽的土地，就要被蒋介石、国民党摘走、占领。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避免内战，中共鄂南各级组织坚决地执行党中央、鄂豫皖湘赣边区党委退出鄂南、渡江北撤的战略决定。
鄂南地处中原南端，中共撤出鄂南后，这里首当其冲受到从大后方蜂拥而入的国民党军队的冲击。在幕阜山区驻扎近7年的国民党军队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副总司令萧之楚、廖震不甘人后，即令统辖之七十二军傅翼部及暂编第六师进占鄂南各重要城镇、交通要隘。新编第十五师、新编第十三师、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分别进占通山、通城、蒲圻等地。与此同时，国民党汉奸、特务、伪政府人员也摇身一变，纷纷以“地下工作人员”、“曲线救国”、“抗日勇士”等身份和名义卷土重来，成为各县、乡、保的政要。鄂南地区遂沦为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
撤出鄂南，是党中央、鄂豫皖湘赣边区党委加强中原地区人民军队力量，从战略上配合华北、华东解放区人民军队的自卫作战和进军东北战略架构中的一环。1945年8月1日，中央就曾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郑位三和鄂豫皖湘赣边区党委书记李先念、副书记陈少敏，“你们所处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应付内战”。《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史稿》第440页。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从整个战略全局出发，审时度势，提出了三大主力会师、坚持中原的方针。
三大主力即由师长（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参谋长文建武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戴季英、副政委刘子久、参谋长熊伯涛、政治部主任吕振球率领的河南军区；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本来，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河南军区的任务是坚持河南，打通冀鲁豫河东地区与鄂豫皖湘赣边区的联系，配合八路军夺取全华北，并在国民党军队东进与北进时，袭击其侧翼，破坏其交通，迟滞其行动；南下支队的任务是与广东东江纵队会合，在湘粤边五岭地区创建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但是，在国民党围攻下，两支部队均处境艰难，面临着被击破的危险。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他们向五师靠拢，坚持中原斗争，并在鄂豫皖地区成立中央局，直接受党中央领导，管理五师活动范围内的党政军组织、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
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构想以及“重庆谈判”中签订的有关协议，党中央曾考虑将中原地区人民军队北撤。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将中共这一真诚希望和平的行动视为软弱可欺，乘谈判之机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并残酷屠杀中共主力部队先期撤出后的浙东、苏南等解放区人民。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收回撤出中原解放区成命，加强中原。这样，继南下支队于1945年9月下旬北返后，河南军区主力也于10月初南下。10月3日，南下支队进抵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庙基湾与五师部队会师，中旬进至该县孙家畈休整并恢复“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番号。10月24日，三五九旅、河南军区与五师部队在桐柏山区胜利会师。
10月30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为常委，任质斌、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为委员，由郑位三代理书记。同时组建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郑位三兼政委，副司令员王树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首道，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鄂东、江汉、河南3个区党委和军区，部队整编和整训后，编为两个纵队和3个独立旅。此时，中原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已拥有5万余人的主力军和3万人的地方军。
中共江汉区委由郑绍文、廖汉生先后任书记，下辖襄南、襄北、鄂中、洪山4个地委，分别由吴云鹏、张谦光、李人林、文敏生任书记。同时，由贺炳炎、罗厚福先后任司令员的江汉军区下辖独立第一旅和襄南、襄北、鄂中、洪山四个军分区，张水泉、张鸿卿、蔡松云、颜东山分别任各分区司令员。
自此，鄂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中共江汉区委的领导下进行。
二、共产党鄂南地下组织的活动及进步社团
与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鄂南地区党组织奉命全部撤往江北之后，鄂南全部沦为国统区，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组织很快充斥城乡，法西斯统治再度笼罩鄂南大地。从此后直至1949年5月鄂南解放前夕，在鄂南地区未再建立成建制的地（中心县）、县级党政军组织。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爱国进步社团组织的成立及工农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鄂南斗争的主旋律。
1945年9月，原中共鄂南中心县委统战部长张曙光返回咸宁宝塔洲，在此成立了中共金水工委，坚持地下斗争，并相继在宝塔洲、张公庙、马桥等地秘密建立党的基层支部。这年秋，在咸宁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咸宁高级中学等学校进步师生，联名向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控告县长李慧溪“私增税率、私发货币、贪污军款、乱杀无辜”的罪行，并举行了抗议活动。国民党当局迫于咸宁民众的舆论和压力，将李慧溪撤职查办，另委吕少恒接任县长。1946年5月，新四军五师某团政治处干事李选青、某连文书张宏安在中原突围前回到蒲圻。他们根据“长期隐蔽、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蒲圻以“敬业”补习学校和“明道”工读学校为掩护，秘密串连，联络骨干，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税的斗争。6月，李知本（李登山）受共产党派遣，到嘉鱼渡普口隐蔽活动，联络鄂南干部，发展组织，运送物资，搜集情报。同年10月，在扁担沟成立共产党渡普口秘密联络站，李知本为负责人。这个联络站隶属于中共天汉中心县委领导，其活动范围在嘉鱼、咸宁、洪湖一带。
1946年9月，共产党员钱远铎受党派遣，重回白色恐怖下的咸宁，从事地下工作。他利用在县中教书这一合法身份，设法寻找和保护6月26日五师中原突围后失散、流落到咸宁的新四军官兵。1949年初，钱道权、何平由共产党设在汉口的“聚丰海味号”秘密联络站回咸宁。在钱道权的组织和领导下，咸宁成立了一支以新四军突围战士为主体的地下游击队，余明清任队长，钱道权任指导员，择机打击敌人，保护人民。1949年5月初，张曙光渡江至江北第三（襄南）地委驻地，向江汉军区独立第二旅政委罗通汇报了金水工委和咸宁的工作情况，同时接受了迅即组织联络在咸地下党员，侦察湖南岳阳至武昌间长江南岸敌情并选择登陆地点的任务。张曙光返回咸宁，传达了党的指示，带领金水线上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投入到迎接解放大军南下的紧张工作中。
在国民党统治鄂南的期间，鄂南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还成立了多种形式的进步社团组织，创办了许多报刊，宣传光明与进步，反对黑暗与倒退；主张和平与民主，反对战争和独裁。
1946年3月，曾任新四军汉沔中心县军事指挥部宣传员的周子凤来到嘉鱼，以作粮食生意为掩护，与“汉嘉沔青年抗日救国会”的聂巍等人取得联系，于次月成立了“汉（川）嘉（鱼）沔（阳）青年建国会”这一进步组织，会长聂巍，在嘉鱼、沔阳、汉川、洪湖等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传播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4月，熊兰芳在蒲圻创办了进步刊物《蒲圻三月刊》，张铭成立《莼川半月刊》社，其办刊宗旨写明均为反对内战。1948年冬，通城县中学生赵壁等人，在地下党员黄菊庄等人的影响下，联络本校进步学生，成立了“励进会”和“校义会”，在校内外组织开展追求光明向往解放的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及其家长抵抗反动势力的压迫。
国民党当局真内战、假和平，真独裁、假民主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鄂南人民强烈的反抗。在“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下，鄂南人民在第二条战线上掀起了此起彼伏的爱国民主运动，学潮、工潮不断，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在蒲圻、通山、通城等地，都爆发了学生、工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
蒲圻第一中学国语、史地教师张铭，在宜都师范任教时曾因宣传革命道理遭反动政权通缉，1946年1月回到蒲圻后，继续从事进步宣传，抨击黑暗统治，指导学生投身民主运动。在张铭的影响下，蒲圻一中的学生，在校园内外频频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利用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蒲圻当局搜刮民脂民膏、镇压民主力量的罪行。蒲圻一中的大餐厅，既是学生就餐又是学校举行集会的地方，正面高悬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先生画像，两侧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每逢学校集会，师生们便要在校长带领下高呼对联。对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极为不满的学生们，在上下联各加了3个字，悄悄贴了上去，使对联变成了“革命尚未成功不要紧，同志仍须努力多抓钱”，使学校当局十分狼狈和震怒．国民党县政府也下令严加追查。1948年春，国民党当局以“传播异端邪说，不堪为人师表”为由，解聘了张铭。几乎与此同时，就读于湖北医学院的夏日升、咸宁高中的邹辅仁、襄阳高中的郑维凤等蒲籍学生，以及羊楼洞师范的郑祖基等进步学生，也纷纷回到蒲圻，成为蒲圻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1949年初，教师的薪金发不下来，部分住读学生食不果腹。当师生们得悉蒲圻县政府扣减了师生钱粮的消息后，齐聚县府门口，要求县长熊迪民出来答复。国民党蒲圻县当局如临大敌，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奉调而来，驱赶学生。同学们愤怒至极，用砖渣、瓦片、石块作为自卫武器，与警察进行厮打，同时砸毁了县政府的门窗玻璃。当局虽恼羞成怒，咬牙切齿，但慑于理亏和民众舆论，终未敢下令开枪镇压。
1946年2月，蒲圻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蔡”运动，将1943年5月即任蒲圻县长、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蔡天祚拉下马，使他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理。此后，蒲圻人民又陆续赶跑了阎馥、周祖佑两任国民党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刘济元，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
在这期间，通山中学的学潮和搬运工人争取工钱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1947年秋，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委派柯自成、张厚泽二人到通山中学主持校政，分别担任校长和训育主任。柯自成、张厚泽到任以后，大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一但发现学生有进步言行或“越轨”举动，动辄鞭挞脚踢、记过开除。他们还合伙私分学生的食宿费、书本费，引起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10月下旬的一天，初三级学生黄文坚、杨仁敏发现数学课本定价明显低于学校收费，心存疑惑，即去学校事务处询问。在事务处，杨仁敏刚开口说明原委，张厚泽挥起竹鞭便朝杨仁敏打去，杨仁敏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鼻孔鲜血直流。黄文坚见状．连忙折身跑回学生寝室，大声喊起全年级的同学们。同学们来到事务室，见张厚泽又在无端欺压学生，顿时义愤填膺，将他团团围住。张厚泽见势不妙，拔出手枪恫吓学生。同学们见状，愈加怒火满腔，阚广雄、金任忠、黄文坚等人冲上前去，将张厚泽打翻在地，痛打一顿。第二天，柯自成、张厚泽向县长曾宪治诬告学生受共产党的挑唆，闹学运、搞学潮，殴打学校要员。曾宪治即派县民政科长张子铭，带领治安警察来学校查处这一事件。张子铭偏听偏信，为了维护校方利益，决定给予阚广雄、金任忠两同学以“禁闭一周”之处分。消息传来，全校大哗，同学们立即涌向县政府，陈述事实，说明真相，对处分学生的决定提出强烈的抗议，并提出三点要求：（一）县政府、学校方面承认通山中学学生反迫害、反贪污的行动是正确的；（二）撤销对阚广雄、金任忠两同学的处分决定；（三）柯自成、张厚泽在通山中学胡作非为，应立即从校长、训育主任的位置上下台。上述要求若得不到解决，将罢课游行以示抗议。曾宪治无奈，只得答应撤销对学生的处分，责成教育科接受了柯自成、张厚泽二人的“辞职”。
1948年3月，驻扎在咸宁的国民党部队派20多名官兵乘2辆卡车到通山运粮。县粮食科长叫来搬运工人扛米上车。工人们将大米装车完毕后，粮食科长竟称“为前方效力”，不给分文工钱。工人们转而向运米的军官讨要工钱以养家糊口，但国民党士兵蛮不讲理，举起枪托将工人打伤。这时，饥寒交迫多日的徐立正、阚广平、罗成海、罗书建等人忍无可忍，手持竹杠、扁担冲上前去，与行凶的士兵对打起来。国民党军官没想到工人们竟敢反抗，手足失措，忙下令准备开枪。这时候，所有搬运工人和部分围观群众一拥而上，抢起枪来。县粮食科长见状不好，生怕酿成大祸，急忙两头相劝，息事宁人．并照价付给了搬运工人全部工钱。
在通城，由于国民党通城县党部、政府大小官员骄奢淫逸，横行霸道，引起人民不满。1946年1月1日，通城县中学生结队进城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县政府秘书汪铭洋竟指挥自卫大队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杨显春当场中弹身亡。惨案的发生，使通城人民对国民党强权统治的仇恨有如火山爆发，以县城为中心的罢工、罢课、罢市持续数日，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鄂南地区的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对国民党粉饰民主的选举闹剧进行了抵制。1946年6月至9月，崇阳县各乡、保分别召开乡民、保民代表会，选举乡、保长。石城乡第四保选举现场大门上贴着“保民图幸福，大会罢贪官”的对联，次日便有人在对联下面分别加上“不得幸福，又选贪官”的字句，使这副对联变成了“保民图幸福不得幸福，大会罢贪官又选贪官”，被乡民四处传扬，成为对国民党玩弄假民主的绝妙讽刺。1948年秋改选乡民代表、乡保长和县参议员，竞选人动用公产，设宴请客，四处拉票，选场内外弄虚作假。岳麓乡第五保塾师陈石春对此现状极为慨叹，作《选举》诗一首：“相公争官当，祖宗遭了殃；请客拉选票，公项来相将。老张要压李，老李要胜张；票数若不够，就搞鬼名堂。各方互攻讦，拍桌骂爷娘；族众齐助阵，拳棍响叮当。狼嚎和鬼哭，选场变战场；监选官何在？酒醉鼾方长。”《崇阳县志·卷二十二·选举》第477～47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通城县水口乡第七保吴良臣与李文藻竞选，为争选票，导致宗族斗殴，连丧三条人命。时有民谚云：“一个名额，两个席位，钱多压一切，票少也及第；一箱白纸算得数，三条人命值个屁。”《通城县志·卷十四·政事》第320页。通城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12月印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三、江汉区第三（襄南）地委在鄂南建立
的地下组织及其活动
在中共湖北组织的序列中，1945年10月下旬成立、1946年8月29日鄂西北区党委成立后撤销的江汉区，被称之为“前江汉”，1947年12月6日成立、1949年5月20日湖北省委成立后撤销的江汉区，被称为“后江汉”。关于“前江汉”，本章第一节已有略叙。
1946年7月1日，在著名的中原突围中，江汉区党委率领江汉军区部队6000余人向西突围，挺进鄂西北山区。8月27日，江汉区党委与中原军区南路突围主力部队会合，29日在房县狮子岩合并组建鄂西北区党委。前江汉区党委旋即撤销。
1947年秋，国内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刘邓大军胜利渡过黄河，迅速进入大别山区，至9月中下旬，初步实现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我大别山地区的“围剿”，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恢复、发展中原解放区，12月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重新组建江汉区委员会，领导开辟江汉解放区的战略任务。江汉区党委隶属中原局领导。14日，江汉区党委下辖的第一（洪山）地委、第二（鄂中）地委、第三（襄南）地委3个地委成立。同日，区党委书记刘建勋率江汉军区（司令员赵基梅，后张才干）部队越过平汉路，进入江汉地区。区党委机关驻洪山县（今随州市）双河周家大湾，设组织、宣传、城工等部。下辖各地委亦分别进至所在地区开展工作，1948年7月，第四（襄西）地委成立。江汉区党委管辖范围北起襄（阳）花（园）公路，南抵长江北岸，东迄平汉铁路，西至巴山宜昌，形成了纵横700余里、人口300多万的解放区。翌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江汉区党委撤销。《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第一卷439、46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江汉区第三（襄南）地委成立之初，下辖天潜沔、江荆潜、江监石、监沔4个县委，后又增辖川汉沔、荆南、沔东、川汉县委和荆沙工委，辖区东自汉阳，西抵荆当，南界长江，北至襄河。地委书记杨殿奎，委员有阎钧、薛坦、张旺午、李人林、张水泉、罗通、郭伯诚，组织部长阎钧，宣传部长薛坦，城工部长郭伯诚。第三（襄南）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后张水泉），杨殿奎兼政委，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水泉，副司令员钟寿林，副政委罗通、阎钧，政治部主任张难，下辖8个军事指挥部和1个基干团。《中国共产党荆州地区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222～223、226页。
鄂南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进入解放战争时期，鄂南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白崇禧手握几十万重兵坐镇中原，屏障江南半壁江山。如果人民解放军控制鄂南，便从水陆两路卡断敌人南逃之路，对解放长江以南地区极为有利。为此，中原局、江汉区党委对鄂南十分关注，第三（襄南）地委更是不断派遣力量到嘉鱼、蒲圻开展地下工作。
早在1945年10月，汉沔中心县军事指挥部所辖汉沔支队参谋长张明炎，便派遣杨信之到嘉鱼渡普口建立地下工作组。杨信之（王道人）、万云卿先后担任组长，成员有方香甫、刘盛国、张茂林、吴艳香，秘密活动地点设在东湖三洲麻花咀。这个地下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情报和长江布防情况。1948年7月，这个地下工作组改属三地委城工部领导，直至嘉鱼解放。
1946年8月，彭龙云来到嘉鱼，与先期于3月即潜伏在嘉鱼的原汉沔中心县军事指挥部宣传员周子凤接上关系后，建立嘉鱼地下武装行动小组。彭龙云担任组长，副组长李豪，成员有胡子峰、刘国栋、彭仕华、许龙久、王志远、王平安，在陆溪、渡普、复兴洲、鱼岳镇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斗争。1948年4月彭龙云被捕牺牲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嘉鱼地下武装行动小组停止活动。《中国共产党嘉鱼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30～31页。湖北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1948年3月，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下达命令，由参谋部参谋肖金明组织挑选军事情报人员南渡长江，潜伏江南。这次一共派出57人，分三个小组。第一组27人，由陈世明带队，扮作商人模样；第二组12人，扮作难民和学生模样；第三组18人，由席明方带队，也扮作商人模样，分批渡过长江，潜伏到嘉鱼、蒲圻、咸宁等地，侦察敌情，搜集情报，联络我地下工作人员和“中原突围”后失散流落的新四军官兵。次月，三军分区又派出徐南来、王银贵、唐尚佑等人，由龙口渡江到嘉鱼。他们的任务是搜集情报，打入敌人地方部队，串联士兵，伺机策反。他们3人机智地用冒名顶替的办法，打入国民党咸宁县警备自卫大队，建立了联络站。后被敌人查获，3人壮烈就义。5月10日，第三军分区继续派出30名侦察人员，分散到嘉鱼陆溪口、蒲圻太平口、赤壁矶等长江沿岸活动；17日，派出王少斌等人过江，侦察沿江地形；7月7日，刘振洪、吴永怀等又奉命带领小部队化整为零，化军为民，从洪湖新坦到汉阳间长江北岸过江，活动于蒲圻、嘉鱼、武昌、咸宁等地。据国民党蒲圻县地方档案记载，仅1948年6月1日至7月26日的56天时间，蒲圻汇集到的人民解放军派遣人员联络暗号就有19种之多。
1948年7月，第三地委城工部派遣胡恪恭到嘉鱼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建立嘉鱼——龙口——武汉——珂理湾的水上交通线，传送粤汉铁路南段和长江南岸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保障这条秘密交通线的畅通，成立了嘉鱼中学地下工作组。9月，受沔东县委城工部派遣，武汉大学进步组织“新垦地”成员廖蔚城（廖明朗）接替胡恪恭的工作，到嘉鱼中学任教，坚持地下工作组活动。同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江汉区党委城工部就隐蔽战线工作提出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员，做好长江沿线尤其是武汉外围地区的地下工作，为解放江南创造条件的方针。12月，第三地委城工部即派李豪秘赴嘉鱼，以嘉鱼为基地搜集江南情报，并成立江南地下工作组。组长李豪，成员有杨在春、徐扶常、戴炎祥、任伟、梁继惠、徐继中、李金友。该工作组一直坚持到嘉鱼解放，完成了党赋予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嘉鱼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31页。
1949年初，胡恪恭接受第三地委城工部指示，来到蒲圻、崇阳交界地区，执行搜集民间枪支、建立地下游击武装的任务，很快便建立了一支以他为队长的崇（阳）蒲（圻）武工队，扰乱敌人后方，武装侦察敌人情报，迎接大军南下，直至鄂南解放。《中国共产党崇阳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5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1949年4月初，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蒲圻的张宏安、夏日升、邹辅仁、张国维4人，奉命前往沔东县委驻地伏沟，接受县委城工部交给的加紧政治策反，维持地方治安，实现保境安民，迎接大军渡江的任务。他们返回蒲圻后，决定在蒲圻城关和车埠设立两个地下联络点。城关联络点由邹辅仁牵头，负责城关及周围的祥云、行将山、丁母山等乡的地方武装策反工作；车埠联络点由郑祖基牵头，负责车埠、陆水、环湖等乡的策反工作。郑维凤负责搜集粤汉线湖南尖山至咸宁横沟桥间的敌情资料；夏日升、王镛民负责侦察长江南岸蒲圻段敌人江防情况；张国维打入车埠乡公所，策反乡警队；张宏安负责与沔东县委、第三地委城工部的联络接头、情报传递。至蒲圻解放前夕，张国维完全控制了车埠乡公所，争取了车埠地方团队的马子元、廖清波等人，和反正的陆水乡警队一起，成立了3支武工队，陈南阶、张国维还担任了其中一支武工队的队长、指导员。
江汉区第三（襄南）地委在鄂南沿江与山地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构筑了安全的滩头阵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