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在咸宁起义和人民解放军解放咸宁
1949年4月,江西湖口至湖北宜昌近千公里长江防线,由华中“剿总”(后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白崇禧及所统率第八绥靖区夏威部(辖谭何易第四十六军)、第三兵团张淦部(辖李本一第七军、张文鸿第四十八军)、第五绥靖区兼第十九兵团张轸部(辖鲁道源第五十八军、张湘泽第一二六军、李正先第二十七军)、第一兵团黄杰、陈明仁部(辖陈明仁第二十九军、熊新民第七十一军、陈希平第一一八军)、第十六绥靖区霍揆彰部(辖蒋当翊第九十七军)、第十四兵团宋希濂部(辖陈克非第二军、龚传文第七十九军)、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辖刘平第十五军)及“剿总”直辖张绍郧第一二二军、赵援第一二四军和海军江防舰队、空军驻武汉部队共40个师、25万人组成。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长江防御战参战部队序列》第608~109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在长江的西段防线链中,扼守武汉南大门的第十九兵团张轸部是其中重要一环。张轸所部1949年2月信阳失守后,在孝感祁家湾火车站集结并于3月全军渡过长江,担负武昌至嘉鱼间的防务。5月15日,张轸率部在咸宁起义,打乱了白崇禧的作战与南逃部署,敞开了鄂南大门,为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迅速解放武汉外围地区,南进湘粤、追歼逃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轸在鄂南地区起义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党长期努力斗争的结果,是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第十九兵团在鄂南起义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与刘邓大军的作战中,1948年3月、6月,张轸所部遭南阳兵败、豫西受挫,损失惨重。这使时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张轸逐渐认识到必须改弦更张,另谋出路。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开封工委书记郭有义、常委方敬之等,根据城工部长孔祥祯的指示,多次分析了中原战场的局势和张轸起义的可能性。他们一致认为,张轸在中原战场屡战屡败,处于徘徊苦恼、寻找出路之际,是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时机。只要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耐心地进行宣传说服工作,张轸就有起义的可能。于是,开封工委决定由方敬之负责这项工作。
方敬之化名“张子庸”,在张轸周围寻找工作线索。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河南省政府保安团营长李立民,方敬之结识了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的秘书田雨三,又通过田雨三接近了张轸的女婿、倾向中共主张的张尹人。经过细致耐心的工作,方敬之与张尹人建立了工作关系,并教给他一些作秘密工作的注意事项。方敬之遂以张尹人的“表弟”身份出入信阳。
1948年7月的信阳,城小兵多,配属张轸指挥的4个军环城驻扎,绥靖区司令部设在城内,特务机关林立,生人难以安身。方敬之和河南省参议会《前锋报》社社长李静之来到信阳,准备做张轸的工作。当张轸得悉方敬之仅是个20多岁的青年时,心存疑虑,不愿会谈。方敬之遂在张尹人家中住下,做张轸家属和部下的工作,藉此影响张轸。张轸的三夫人徐开敏才22岁,是信阳师范的学生,倾向进步,经过方敬之的工作,她打消了欲去解放区的念头,同意留下说服动员张轸投奔光明。
此时,张轸接任河南省主席,9月赴开封上任,并决定将省府迁至信阳。这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国民党气数将尽,张轸坚定了起义的决心,并去上海告诉了老友李世璋。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55万军队被歼。信阳也处在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为了争取张轸,方敬之、李静之再度来到信阳与张轸晤谈。张轸这次没有拒见方敬之,他表示信阳举事困难很大,五十八军不是他的亲信掌军,虽由他节制,但不会随他起义。张轸决定派张尹人作为他的代表前去中原局。张尹人受到中原局副书记、中原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的接见。中原局为把地下工作与军事工作统一起来,将争取张轸起义的工作移交给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派政治部联络部处长丁一化名“陈协一”前往张轸部接替方敬之工作。此间,张轸将酝酿起义的打算也暗中告诉了几个心腹将领。这些人都是张轸的亲属旧部,心甘情愿服从张轸家长式的指挥,以张轸一人的去向为去向。
2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信阳。张轸奉白崇禧之命撤至孝感,转道武汉后,渡江屯驻鄂南。3月,张轸暗去长沙,与程潜密商,约定张轸先在鄂南起义,程潜紧随在长沙举事。4月初,国防部公布张轸为第十九兵团司令官,赵子立、朱其平为副司令长官,辖一二七、一二八两个军,赵子立兼一二七军军长,辛少亭任一二八军军长。各军辖3个师,另兵团直辖1个独立师,共7个师。兵团部设在粤汉线上的咸宁贺胜桥车站。各师布防情况是:一二八军所辖鲍汝澧三一三师驻防金口,张玉龙三一二师随军部驻防山坡,张继烈三一四师驻防法泗洲;一二七军所辖涂建堂三○九师驻防土地堂,郭馨波三一○师、刘子仁三一一师随一二七军军部驻横沟桥;张旭东独立师驻防牌洲。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仅3天内就占领了南京。渡江战役的胜利,促成张轸下了起义的最后决心。他决心在鄂南就地起义,并制定了第一个起义计划。主要内容是:以白崇禧固守武汉为瞄准点,在金口接应解放军渡江,截断白崇禧的退路,迎接武汉解放。这个起义计划,由中原局社会部派至张轸部的赵子平送往豫南解放区。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同意这个计划,但由于白色恐怖,交通不便,赵子平5月16日才赶回金口,此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由于人民解放军对武汉发起进攻,白崇禧准备南逃广州,撤退行军序列为桂系李本一第七军在前,张轸第十九兵团居中,鲁道源的第五十八军殿后。情况突变,第一个起义计划已无法实现,白崇禧又封锁了岱家山以北的交通。事不宜迟,张轸立即与辛少亭、涂建堂、鲍汝澧、张了且等人商定了第二个起义计划,主要内容是打乱白崇禧的撤退计划,将三○九师从土地堂调往贺胜桥以东,东西夹击南逃的五十八军,配合渡江大军解放武汉。江汉军区同意这一计划,约定张轸各部起义时的代号为“55555”,标记是摘除国民党帽徽,左臂缠白色毛巾。
5月14日凌晨3时许,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强渡长江,武汉解放在即。白崇禧从广州匆匆飞回武汉,打电话要张轸到他的总司令部——武昌红楼开会。14日上午,张轸离开贺胜桥兵团部,驱车赶到红楼。白崇禧下令要张轸通知十九兵团师以上军官全部来武昌开会,佯称恢复河南省政府,征询主席人选意见。他还要张轸不得外出。张轸看出白崇禧是想把他和他的亲信一网打尽,于是答应去十九兵团驻汉办事处打电话,在一小时之内返回红楼。张轸逃出虎口后,跳上吉普车,从阅马场经彭刘杨路飞驰,直奔金口三一三师师部。
车到金口,张轸立即用电话通知辛少亭、张继烈、张玉龙来鲍汝澧师师部开会。这时又接到报告,兵团司令部及直属5个营在贺胜桥被桂系第七军(军长李本一、副军长凌云上、参谋长马展鸣,辖第一七一、一七二、二二四师)包围缴械,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张轸私人几十年积蓄的几千两黄金和一万多块银元悉被掠走。在第七军的挟持下,赵子立率一二七军三一○、三一一师南逃。消息传来,其他军师长们更加坚定脱离国民党统治集团、投向人民的决心。唯独立师师长张旭东感到国共厮杀自己血债太多,害怕不得宽恕,苦苦向张轸哀求离开起义队伍。张轸碍于情面,放他离开金口。
15日拂晓,张轸发出“55555”代号,通电起义。张轸第十九兵团所辖一二七军三O九师、一二八军三个师计2.5万官兵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加入人民行列鄂军:《金口起义——张轸率国民党军第19兵团起义纪实》。载长舜、荆尧、孙唯吼、蔡惠霖编《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第837~8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张轸率部起义之后,中共即对该部进行整训和整编。由于这支部队的主体是由原豫南保安团队、河南省政府、专县的官员和区、乡、保长、党团特务、地主豪绅、流氓叛徒等封建残余势力和土匪游杂武装拼成的大杂烩.真正被拉夫拉丁当兵的穷苦群众不到半数,因而这支部队在政治上反共反人民,组织上存在着极浓厚的封建派系,互相除了利害关系,没有纪律约束,改造任务非常艰巨。为此,共产党派出第四野战军统战部副部长杨春圃、江汉军区独立二师政委罗通等高级政工干部来到起义部队,领导整训工作。改造张轸起义部队是一项靠党的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艰巨工作,是在等级森严的一群人中进行民主化的教育。对被改造的人是一次人性的解放,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来自井冈山下——罗通回忆录》第245~35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7月,张轸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张轸,政委杨春圃,副军长李人林(原江汉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焕民(原江汉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通,参谋长王亢。赵功德、张明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70个军》第23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第十九兵团在鄂南的起义,使白崇禧屏障鄂南的门户不攻自破,为解放军南进敞开了大门。解放军迅即进抵咸宁。第四野战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第四十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十八军,分别开进咸宁和通山,执行解放咸宁的战斗任务。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政治委员卓雄,副军长蔡正国,参谋长何振亚,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后勤部部长周辉,下辖第一一八、一一九、一二○、一五三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三卷771页。长征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第五十二军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副军长杨彦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参谋长张西三,辖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70年军》第233页。
5月16日,第四十军军部进抵咸宁县城关,解放咸宁。
5月17日,第五十八军一七二师(师长杨秀坤,政委李富尧)一七二师同月改编为湖北军区独立第四师,一七三、一七四师拨归河南军区,9月,五十八军番号撤销。进抵通山县城关,与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一二○师(师长郑大林,政委李改,副师长张海棠,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郑维之,参谋长祝顺鹏)三五六团一同解放通山。同日成立通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三五六团团长兼政委符必玖任军管会主任。《通山县志·卷二十四·军事》第431页。中国文史出版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5月23日,驻守崇阳县城的国民党崇阳自卫团660余人撤出城外,向我一二○师三五八团缴械投降,崇阳解放。《中国共产党崇阳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50页。
5月24日,一二○师第三五八团由政委张烈指挥挺进通城县城关,通城解放。《通城县志·卷十五·军事》第476页。
5月25日,一一九师(师长宁贤文,政委刘光涛,副师长叶荫庭,参谋长夏克,政治部主任张玉华)前卫部队独立四团进入蒲圻县城关,蒲圻解放。《蒲圻县志·卷二十四·军事》第484页。海天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5月25日,由江汉军区第三(襄南)军分区沔东县军事指挥部改建的嘉鱼县军事指挥部进抵嘉鱼县城关,嘉鱼宣告解放。《中国共产党嘉鱼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34页。
在咸宁,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敌人溃不成军,望风而逃。咸宁的全部解放,为世人瞩目。《大公报》1949年5月31日报道称:“向鄂南方面发展的人民解放军,逼近湖南省的边境,24、25两日,连续攻克粤汉路上的蒲圻及其东南的崇阳与湖南交界的通城等三座县城。在攻克通城的战斗中,解放军俘敌800余人。”解大运、马骏、吕彦明:《鲜血换来的丰碑—全国各市、县(旗)历次解放的时间资料汇编》第15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使咸宁人民由此获得了解放,得到了新生。咸宁人民永远铭记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
二、共产党领导咸宁人民进行剿匪反特斗争
1949年5月中下旬,咸宁各县相继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咸宁人民依靠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剿匪反特斗争的伟大胜利。
咸宁匪患,古来有之。解放之初,国民党特务、反动分子与土匪互相勾结,利用咸宁毗邻湘鄂赣三省,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地形复杂等特点,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他们聚散无常,出没不定,抢粮抢钱,煽风点火,暗杀破坏,恫吓群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迅速肃清匪特,消灭残敌,维护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解放成果,捍卫新生政权,是鄂南解放后党面临的首要任务。
1949年6月,大冶军分区刚刚成立,司令员夏世厚、政委张体学、副司令员徐捷、副政委王进前等军政领导同志,就对鄂南剿匪作出部署。在崇阳成立了鄂南南三县(通山、崇阳、通城)剿匪中心指挥部,开展剿匪斗争。其他县也相继成立了“清匪反霸委员会”或“清匪治安委员会”,把剿匪列为各项工作之首。随后,湖北军区独立第四师在师长杨秀坤、政委李富尧、副师长胡玉堂率领下,进入鄂南地区剿匪。沔阳军分区司令员张水泉(后钟春林)、政委杨殿奎、副司令员郑怀远、参谋长王鸿荣、政治部主任杨杰英等军政首长,也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到蒲圻、嘉鱼剿匪作战。
咸宁县解放伊始,国民党残敌、潜伏特务、土匪沆瀣一气、肆虐城乡,危害极大。打着“湘鄂赣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鄂东南行署游击队”、“华中挺进纵队”、“武汉守备游击纵队”等番号的武装匪徒,与熊彪、石鉴典等惯匪团伙,共有2000余人枪。1949年7月、10月,湖北军区独立第四师、大冶军分区独立团先后开进咸宁境内,在大幕、高桥、双溪等处开展武装剿匪专项斗争。至剿匪战役结束,俘获“鄂东南行署游击第二纵队”第二团团长艾鑫臣、第三团团长唐渊,“湘鄂赣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司令郭礼、副司令张锡候,击毙该部副司令樊相谷。同年10月,在长沙捕获潜逃的“鄂东南行署游击纵队”司令李慧溪、副司令雷汉臣,该部340多名匪徒缴械投降。熊彪等部土匪亦悉被消灭。在咸宁人民的配合下,中南局社会部侦察破获“国防部保密局湖北站咸宁潜伏组”,捕获敌特。至1949年底,咸宁县共歼灭土匪1677名,缴获武器2100件。《咸宁市志·卷二十一·公安司法》第601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蒲圻的匪特活动也十分猖獗。国民党逃跑时潜伏下来的一批特务,同当地的恶霸土匪、流氓地痞以及散兵游勇相互勾结,大肆进行破坏活动,社会秩序极不稳定。6月3日,从崇阳流窜来蒲的王正兴、叶里安、张复保等武装匪徒30余人,抢劫“华中”茶厂,抢走人民币旧币3000余万元(一万元折合新币一元),劫持县人民政府教育科科长、驻厂工作组的叶林等人;第三区(城关)干部胡子风在官塘石坑渡被国民党特务李秀岩杀害,敌特土匪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沔阳军分区独立一团团长郑怀远、政委贾浩,奉命率部进驻羊楼洞设立剿匪指挥部,协助县军事指挥部进行剿匪作战。主力部队和蒲圻县大队、民兵在药姑大山等处连续作战20多天,剿灭大小匪帮19股,缴获长短枪200余支,机枪10多挺,并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到1951年6月剿匪结束,蒲圻全县共计捕获匪首50人,歼灭匪众900余人,缴获六○炮l门、掷弹筒6个、枪榴弹筒8个、轻机枪21挺、冲锋枪5支、马步枪979支、短枪109支,炮弹、子弹、手榴弹共5.3万发(枚),其它武器264件。《蒲圻志·卷二十三·公安司法》第475页。
通山境内的土匪主要是谢维周控制的高湖“大刀会”和活动在九宫山地区的叛匪徐振邦部。国民党通山县长刘慕麒率部投诚后,坚持反共立场的县“反共团”团长谢唯周,便控制了高湖帮会组织“大刀会”,并将其演变为与人民为敌的土匪团伙。1949年6月,这伙土匪先后在大源口小桥边、高湖两次截杀我解放军战士。湖北军区独立四师遂调五一四团进抵通山剿灭这股匪徒。7月初,五一四团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花纹攻打“大刀会”总团所在地——楠木红,一路由师侦察排长程逢珍带领,由芭蕉湾出发,向楠木红兜剿。战斗打响后,慑于我军强大军事与政治压力,“大刀会”一部分匪众阵前缴械投降,15名抵抗分子被击毙。楠木红战斗胜利后,高湖“大刀会”土崩瓦解。
“大刀会”被消灭后,侥幸脱逃的谢唯周、“大刀会”首领曹俊卿、姜文榜等人不甘心失败,煽动通山县剿匪队连长徐振邦于7月中旬拖枪叛变,一同藏匿于九宫山深处为匪,道教圣地九宫山一度成为匪窟。10月15日,徐振邦等匪首在杨林开会,密谋偷袭二区(横石)人民政府,抢夺区中队的枪支。县大队侦悉这一情报,于11月3日集中数百民兵,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阳岭。当日深夜,徐振邦率众到达阳岭,走进我伏击圈中,被我歼灭,徐振邦趁夜黑逃窜江西,徐振华率众投降。九宫山匪患消失。此外,盘踞在大幕山的土匪宝珊、阮卓珊以及惯匪蔡明灯等人也先后被我县大队缉获,通山剿匪取得胜利。《通山人民革命史》第297~300页。
崇阳刚获解放时,共有匪特19股,5000余人,拥有3000余支枪。其中势力较大的有三股:在西方山、药姑山地区活动的由原国民党国防部派遣特务冷石山、原崇阳县自卫团大队长周兆寅、惯匪汪少林等指挥的一股,计2000余人、1600多支枪;在高枧、大源一带活动的由原崇阳县国民党政府军事科长冷冰和原国民党军第348师第五团团长、通城县自卫团大队长、“湘鄂赣游击纵队”司令葛皇甫指挥的一股,有1800余人,400多支枪;在崇(阳)蒲(圻)交界地区活动的由原“湘鄂‘剿匪’支队”副司令万皇甫、原通城县联保主任桂大贵为首的一股,有700余人,400多支枪。崇阳匪情严重,形势严峻,剿匪任务很重。7月,大冶军分区独立第二团开进崇阳执行剿匪作战任务,稍后,湖北军区独立第四师也分兵进入咸宁以南、通城以北地区剿匪。剿匪部队贯彻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剿匪方针,在崇阳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击毙匪首王正兴、汪爱林,捕获匪首吴魁元、周兆寅、曾忠谷、洪国俊等8人;匪首吴效德、孙贤福自首。全县共歼灭匪特900余人,瓦解2000余人《崇阳县志·卷二十四·军事》第508页。。
至1950年2月,崇阳境内股匪基本歼灭,小股土匪由县大队继续清剿。翌年底,崇阳匪患全部肃清。
通城境内除国民党军残部外,有大小土匪30多股,二三千人,其中罪大恶极的股匪有10多股。6月,通城县、区都成立了“清匪治安委员会”,武装剿匪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对土匪进行分化瓦解。28日,大冶军分区独立团派出两个连到通城,在县城关成立通城剿匪指挥部,县大队和四个区中队分驻何家段、九岭、毛段、城关进行剿匪作战。同时,沔阳军分区独立四团团长姚凤舞也奉命率600多名官兵到通城,协助通城军民剿匪。仅三个月时间,剿匪作战取得重大胜利,“通城县民众自卫司令部”司令葛步瀛以及万壑涛、吴孝德等匪首向我投降。《中国共产党通城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265页。湖北人民出版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至1950年底,全县共歼灭土匪920多名,“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二团团长艾国甫、国民党原县政府军事科长葛焰兴、“民众自卫司令部”副司令何亚军、葛皇甫等匪首均被生俘。缴获各种枪支392支、炮弹4发、子弹6689发,手榴弹113枚,《通城县志·卷十三·公安司法》第418页。县内匪患消除。
嘉鱼县刚解放时,县境内共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9股,共约200余人枪。原汪伪“反共救国军”第六军二师师长李太平的马弁叶开齐,纠集惯匪史仁理、史贤清、余青海,秘密组织“反共游击大队”,派史贤清打入县大队龙口中队,以结拜“十兄弟”为名,在部队内进行反革命活动,蛊惑人心,煽动叛乱,还计划组织反革命暴动;原国民党陆溪镇镇长、敌特情报组长来治民潜伏在大桥、虎山、八斗角一带活动,在大岩山石塘村杀害解放军战士一名,后潜赴蒲圻,纠合惯匪熊尚文,在新店、湖南临湘等地杀人抢劫,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在剿匪反特斗争中,嘉鱼匪特悉被消灭,叶开齐、史贤清、来治民以及原国民党嘉鱼县“保卫团”副团长曾奉山、原牌洲镇镇长张贤等无一漏网。全县共捕获匪首33人、惯匪37人,遣散匪徒50余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42支,短枪12支,炮弹4发,手榴弹6枚,子弹585发,刺刀12把。《嘉鱼县志·卷七·公安》第194页。湖北科学扶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剿匪反特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咸宁解放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咸宁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新时期奠定了基础。
三、中共沔阳地委、大冶地委及咸宁各县党政军组织的建立
1949年5月20日,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湖北军区,在孝感花园镇正式宣布成立,李先念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至此,原江汉区和鄂豫区党政军机关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共沔阳、大冶地委同月成立。撤销江汉区第三(襄南)地委后,沔阳地委机关于6月进驻洪湖新堤。沔阳地委下辖沔阳、监利、汉阳、嘉鱼、蒲圻、汉川、石首7县县委和新堤市委。沔阳地委于1951年6月撤销。所辖各县委划归荆州、孝感和大冶地委领导。地委书记杨殿奎,副书记刘晋,委员有籍新田、薛坦、郭伯诚、张泽生、阎钧、张水泉、钟春林、谢健、郑怀远、杨杰英、李秉范、赵抱一。秘书长张泽生,组织部长籍新田,宣传部长薛坦,城工部(后称社会部)部长郭伯诚,纪委书记杨殿奎兼。《中国共产党荆州地区组织史资料》第一卷314页。大冶地委书记刘西尧(后张体学),副书记王良,委员有夏世厚、宋匪石、李衍授、李夫全、王力,秘书长苏刚,组织部长宋匪石,宣传部长李衍授,社会部长苏刚。大冶地委于1951年6月撤销。所辖各县委划归黄冈、孝感地委领导。
鄂南分属两地委管辖。其中蒲圻、嘉鱼县委隶属沔阳地委管辖,咸宁、通山、崇阳、通城县委隶属大冶地委管辖。
1949年5月中下旬,咸宁各县党政军机关纷纷组建完成并投入运作,有力地领导了支援大军南下、征粮支前、清匪反特、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等各项工作。
5月,中共蒲圻县委在监利县新沟咀成立,监沔县委书记李秉范调任蒲圻县委书记兼县长,副书记王忠,副县长陈清廉。同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蒲圻县军事指挥部,熊占彪任指挥长,李秉范兼政委,参谋长林水庆。同月,李秉范率县委、县政府、军事指挥部工作人员过江,进入蒲圻,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蒲圻市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6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5月,中共江汉区第三(襄南)地委在监利新沟咀决定,沔东县委接管嘉鱼工作,同时组建嘉鱼县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县委书记赵文华,副书记刘文华,柳根、魏焕然、张月芳(女)、程敦秀、杨斌廉、彭继文、张富锁、徐荣仁、王金昌、王庆云、李永振、贺富魁、黄道霞为委员。县人民政府县长程敦秀,县军管会(后改称武装指挥部)主任(指挥长)杨斌廉,赵文华兼政委,副指挥长李永振。《中国共产党嘉鱼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127、227页。
6月,成立中共咸宁县委,书记王英华。同月经大冶专署批准,成立县人民政府,县长白云霄,副县长张曙光。同时成立人民解放军咸宁县指挥部,指挥长黄忠诚,王英华兼政委。《中国共产党咸宁市组织史资料》第一卷55、150、24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6月,通山县全境解放。中共大冶地委派范离率领26名南下干部到通山组建党政军领导机关。范离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副县长段凤悟。解放军通山县大队此前于5月成立,大队长郭凤山,政委杜能治,参谋长马思元。《中国共产党通山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81、165、27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6月,通城县党政军机关组建完成,开始工作。邓自力任通城县委书记兼县长,解放军通城县指挥部指挥长邓克敬,政委邓自力兼,副指挥长梅礼南,副政委颜鹏。《中国共产党通城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64、162、265页。
7月,中共崇阳县委成立,霍俊亭代理书记,8月,景毅任副书记。此前的6月,丁云超任县政府县长。翌月,在崇阳成立解放军鄂南三县(崇阳、通城、通山)剿匪中心指挥部,指挥长霍俊亭,副政委景毅兼(同年10月改为崇阳县剿匪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崇阳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第61、136、227页。
鄂南地区解放以后,以各县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成立和运作为标志,共产党领导的鄂南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咸宁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结束。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咸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欢乐喜庆之中。经过20多年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咸宁人民“革命夺权”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了,更艰巨更伟大的“执政建设”的重任又摆在面前。咸宁人民肩负这一重任,昂首阔步跨入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代,为建设一个新咸宁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