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青时代开始,每到报刊征订季节,李城外总要为自己订阅十几份报刊——《人民文学》从1976年复刊,《世界文学》从1977年复刊,《文学评论》从1977年复刊,他就是“铁杆订户”和忠实读者。《读书》《新文学史料》1979年创刊,他一直订阅至今……
刊物——更有书,在书柜里越积越多了。它们默默显示、又维系和加强着主人从少年时代即开始的对文学的热爱。长期在中枢机关、领导身边工作的他,在内心深处,其实一直另有一番天地,换句话说——生活在别处,在“城外”。
直到遇到一个“湖泊”。
原来,成功果然不在城内而在“城外”。并不远,出城南几公里即是,一个名叫“向阳湖”的所在。
2016年4月,他的家庭荣获全国“书香之家”称号,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彰。现任湖北省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城外,已是著名的向阳湖文化和“五七”干校研究专家、作家,被誉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五七”干校研究专家之一……
“旋风般”的采访成就一个文化品牌
20多年前的一天,李城外从新版《咸宁市志》上读到一条简短记载: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当时的文化部在咸宁向阳湖建立“五七”干校。
“当年文坛群星蛰伏向阳湖,在华夏文明史上从来有过,以后也不可能有了。”一位著名文化人说。
年轻的心从此不再安分。李城外从自己的藏书中找来这些文化名人的作品,居然差不多都找到了。越读越是无法将那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与向阳湖那简陋的村舍重叠在一起;越读越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995年暮春,李城外到北京公干之余,正式开始了“采风”。他要凭一己之力打捞出一段沉没在“向阳湖”深处的历史。
老诗人臧克家是他赴京拜访的第一人。不久,地方报纸《咸宁日报》周末版开辟专栏,正式推出他的“向阳湖文化人采风”。
当年初冬,他再度京行,开展“旋风般”的采访。笔者梳理了一份极简版访谈名单:11月7日,走访、采访萧乾、吴雪、张光年、涂光群;8日,北京医院拜访冰心、曹禺、钱钟书,晚,崔道怡;9日《读书》主编沈昌文;10日,《人物》主编马连儒,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周明,《文艺报》常务副总编辑吴泰昌;11日,协和医院,臧克家、楼适夷、韦君宜,晚《诗刊》主编杨子敏;12日,《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匡满、故宫博物院顾问单士元,钱钟书夫人杨绛;13日晚,舒芜、原《文学评论》主编许觉民;14日,诗人绿原,翻译家蒋路、秦顺新,郭小川夫人杜惠……
次年暮春,李城外又一次进京。这次更不得了,半个月时间,采访近70人。至此,对向阳湖文化人的采访,累计已达百人。李城外遍访文化名流,请他们写回忆录、题词,并提供日记、书信、照片等资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离退休干部,不少人住在东中街42号,他们多有下放向阳湖的经历。那一次,李城外出差到北京,一整天时间,从上午到晚上连轴转,在那栋单元楼里挨个采访了5家。方庄一带也住有不少向阳湖文化人,且也多是近邻,他也是挨家挨户走访,才出东家院,又入西家门,走进最后一家,已是深夜12点。
李城外的采访成果,在鄂南地方报纸开辟专栏刊出,一发不可收,竟持续五六年,创下历史记录。继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政协报》《新华文摘》……短时间内,几十家报刊突然慷慨敞开大门,密集刊发他的作品,专访、回忆以及相关评论、消息,不一而足。李城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自宣传向阳湖文化以来,可谓一路顺风,处处绿灯。
有人作过统计,在1995年至1998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李城外采访了200多位文化名人,搜集回忆文章近百万字,老照片200多幅,书简1000多封。根据百万余字的采访笔记、观察日记及录音资料,写下100多篇人物专访,在全国众多报刊发表。他编著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合计80余万字,于1997年、200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文学评论家许觉民肯定这是两本珍贵的史料读物。他称赞,倘非李先生不辞劳苦地着手此一编写工作,恐怕在干校的当事人也未必会有力量来完成这件事。
2010年,李城外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一套7本,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计有《话说向阳湖》《向阳湖纪事》(上、下)《向阳湖诗草》《向阳湖文化研究》《城外的向阳湖》(上、下)。这是我国第一套综合性反映干校生活经历的大型丛书,总字数达到300余万字。
一人打响一个品牌,李城外因为向阳湖干校文化的研究成为文史界的知名人物。向阳湖,也最终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外中国五七干校资料收藏馆”,是国内唯一一家“五七”干校资料收藏馆,设有名人室、文本资料室、电子陈列室、文革物品陈列室等4个功能区域。其中,仅名人室就珍藏有许多文化名人的题字及书画、手稿、签名本。馆内现已收藏有关“文革”和“五七”干校的图书1000余册,老照片1500余张,录像录音素材近1200小时,各地干校档案100卷。这已是一座专题资料库,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及素材。
李城外的书房——“向阳轩”藏书数量尤其是质量的巨变,应当说是拜向阳湖之赐。一套12卷的精装本《沈从文文集》以及《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从文家书》,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寄来。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也寄来《商务印书馆百年纪念书画集》。
再看题字和手札。周汝昌:“红楼非梦,向阳无湖”,严文井:“向阳湖我的过去了的生命”,陈原:“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单士元:“向阳甘棠,桂香满天,灵芝铺地,如入仙境,每一念及,令人神往。”朱家溍:“翠亚高低伞,红翻潋滟波——昔日咸宁荷花。”著名学者顾学颉仅一年多时间,就给他写来六封大札,无一例外谈的都是向阳湖文化开发事宜。
还有绘画。曾为数十家出版社设计图书封面上千种的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家张慈中,寄来下放咸宁时所画凤凰山,赠以为念。画家费先生寄来一组24幅连环画——《回忆干校》。
丰富的珍贵文化藏品,当之无愧的鄂南“第一书房”。正如著名学者任继愈于1998年3月29日来信所说:“后来人如写文革史、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
2003年十一黄金周,李城外赴咸安书市,淘到一批特价书。回来写道:“好久没有这样发信和购书了,这样的快意每年都享受享受才好。尤其是购书,今后目标恐怕是购特价书,才能体会到淘书之乐。”他的体会是,收藏干校和知青文化的书籍,进书店旧的比新的好。
的确,多年潜心搜索集藏向阳湖及干校资料的李城外有淘书之瘾,得书之乐。走到哪里淘到哪里,对于他来说已成习惯。1997年6月,他到北京采访向阳湖文化人,抽空逛荣宝斋,破费400多元钱买书,都是写向阳湖的备用参考书,一个月的工资一次用光。三个月后再次进京,他首次到三联韬奋中心购书,大开眼界,又少不了买回一堆与向阳湖有关的参考书。本世纪初,他赴香港,逛香港三联书店和旧书店,买下《文革大年表》和《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等书。几年后,经香港飞赴澳大利亚,飞机上午抵港,晚上才能起飞,不能出机场,于是泡在机场书摊,看书选书,最后花400元买下四本书。其中有一套《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册,是前一年在纽约召开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成果结集,近百万字,极具份量。
学会上网后,他又开辟了淘书新渠道,不时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大出手。收获之一是“文革”时期内部发行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翻译组所译的该书催是难得的干校史料,自然在搜藏之列。
和京汉等地的文化人因向阳湖结缘后,得书有了更多来源。这种关系,也延及工作,惠及鄂南读者。2004年夏,李城外由咸宁市政协调任市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在他的争取下,商务印书馆向咸宁市大批量赠书,一次赠《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达5000册,还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
搜书,藏书,读书,如鱼饮水,其乐自知。李城外藏有一套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他上九宫山避暑时一气读毕,像发现了“新大陆”。后来重读,“心灵又一次受到极大震撼,索氏这部巨著将成为我写作‘五七’干校永久的参考书。”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他读后,也是“无比震撼”。他曾连续两天闭门不出,读《沈从文全集》中1966一1986年的书信,“读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向阳湖+”背后的勤奋、执着、坚持
向阳湖,成了李城外一个积年的情结,挥之不去,以迄于今。不管在哪个岗位、干什么工作,业余时间他想的、说的、做的,都是向阳湖。“向阳湖+勤奋、执着、坚持”,成为他这20多年的关键词。
几次党校学习特别是到中央党校学习,都重复着这样的故事。
2000年夏,李城外到咸宁市委党校参加培训。课间,他去校图书馆浏览报刊,发现藏有1977年以来的全套《全国报刊索引》,大喜过望,正好工作人员熟,并且理解他的事业,破例全部借给他。当天下午,找了一辆小车全部拖回,共10余捆,270余本。他花了50多天时间,逐一翻阅,全部过了一遍,并摘录、做笔记,找到、积累了不少有用资料。2007年初秋,李城外到省委党校学习三个月。他提醒自己:每日读书仍要涉及向阳湖,记事也不要漏掉向阳湖。他托请班上同学代为收集各自市州志书,竟得不少,对了解干校情况颇有帮助。
2015年暮春,李城外进京,首次作为正式学员入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两个月的教管研修班学习,同样是对干校念兹在兹。当年5月11日赴京,次日到中央党校报到,进校一个月,身为学员的他,便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市委党校讲了三次课,主题都是关于向阳湖“五七”干校研究。期间,他利用休息时间,拜访一直关注、推介他的向阳湖文化研究的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原任社长陈早春。在陈家,结识冯雪峰之孙冯烈夫妻,获悉他们正在编辑《冯雪峰全集》,其中收入了冯雪峰在咸宁干校的日记,两天后,即利用周六登门采访。党校一位老师父母当年曾分别下放江西进贤干校、河南黄湖干校,他了解这一信息后,即登门采访其母亲。7月中旬,学习结业,他留京继续采访中央党校老同志,挖掘西华干校旧事,再去文洁若先生家,采访萧乾之子萧桐。继之前拜访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后,又先后到外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与两社负责人商议,如何使向阳湖品牌进一步走向国外,及出版《共和国先生》等。
党校学习期间,他还利用双休日,先后专程去潘家园、王府井等处淘书。在朝阳公园北京书市,购得费孝通的传记、杨易辰的回忆录一一他们曾分别下放湖北沙洋干校和黑龙江柳河干校,还淘得一批“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潘家园淘书,在一熟悉的书贾处,继十几天前收购了一些干校老照片和当年广电部“五七”干校的学员档案后,新购得“五七”下校资料若干,包括书信、茶杯、介绍信和老照片等,收获甚丰,将刚刚得到的讲课报酬花个精光。在中央党校两个月的进修,这位记了40年日记的“日记党”,还写下日记3万余字,作诗词20余首。这些日记,一如既往保持“双重视角”,既记录日常学习生活情况,又记录有关“五七”干校研究内容,形成同步,与已出版的两大本专题日记《城外的向阳湖》,构成延续。虽然如此,在党校期间,他听老师讲《资治通鉴》与为政之道,由这部著名编年体史书,联想到自己的“向阳湖编年”和“中国五七干校编年”,都只开了个头,尚未埋头沉下去一鼓作气完成,“甚为惭愧。”
那一年,到重庆参加全国书市,李城外感觉,这座城市与一部小说的关系太大了!《红岩》的出版,使红岩成为重庆市最为响亮的文化品牌。他想到了咸宁向阳湖。为向阳湖立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一次涌上心头。
“立传”的志向多年如一,具体思路却是不断滚动生发,这也是正常的创作心理。李城外计划创作一部全景式反映向阳湖“五七”干校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又想写《中国“五七”干校史》,还想编一套《中国五七干校丛书》,并计划创作章回体小说《向阳湖演义》。至于编纂“向阳湖人物志”、“向阳湖编年”和“中国五七干校编年”,恐怕是为著书作前期准备。他还曾设想,将各地文化人有关向阳湖的来信加以选编、注释,出一本小册子。偶尔,他还想到,研究向阳湖之暇,也可将自己的淘书记和读书记形成系列,结集出版。有趣的是,书读越多,他就越觉得著书编书的时间应往后推,因为新发现的干校资料太多了,随时都可充实进来。这是一位竭力追求真实全面反映历史者的矛盾心态。
读李城外日记,时常发生会心的微笑。比如换笔写作。他1998年底买回电脑,到2002年3月26日,才首次在电脑上完成《父亲的嘱托》,一篇1300字的小散文。次年1月8日,收到并回复苏州大学王尧教授电子邮件,这是第一次网上交流,“上网带来的喜悦立马可见”。当然,其中更多是关于干校研究、写作的喜悦,偶尔也有干校研究写作与工作之间的纠结、苦恼。李城外曾经写道:“方便工作和集中写作是不可兼而得之的。”“我唯有与书作伴,才能忘记工作中的一些烦恼。”20年间,他的岗位尽管历经几次,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向阳湖情结,他付出的不仅是时间、精力,也错过仕途上不少机遇。
李城外有一位贤内助。夫人万致婷本业从医,是咸宁市儿科领域拔尖专家,却20年如一日理解、支持着他的事业,不断提醒、鞭策他。2015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其间回家短休,与夫人长谈。得知他短期内在京城讲了三课“向阳湖”,她当即认真地说,目标不能局限于此,满足于此。更高的要求应该是:一方面带好团队,敦促研究会的骨干们多出成果;另一方面自己沉下心来,早日推出新著《中国“五七”干校史》。而李子也熟了。儿子李熟了,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后,留京创办蟒国剧团,被《新京报》评为2016年度“新锐戏剧人”,他也关注、理解着父亲的事业。
在从事向阳湖文化和干校文化研究多年后,今天的李城外已是中国作协会员、武汉大学兼职教授、湖北省委党校硕导。他说,如果说现在有了一点收获,那个人的体会是,一生只求做成一件大事,外加两句堪称经典的话一一埋头苦干,天道酬勤。“一个人但凡认准一件事,必须要有舍才有所得。坚守就是境界,坚持就是胜利。”(文 姜洪)
（《中华儿女》2017年第3期“人物·名流”栏目登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