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 浩 良

　　崇阳农军的前身是崇阳县保卫总团。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群众组织蓬勃兴起。共产党员叶重开任国民党崇阳县党部保卫部长，将桂口、虎爪一带的旧保卫团武装调县整训，经过教育和筛选，建成一支计60余人枪、隶属国民党崇阳县政府的工农武装，在保卫和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支持农协开展工作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改变后，中共湖北省委和省农协常委会为保存和发展工农武装力量，镇压反动派对工农革命运动的反扑，作出了“加强农民武装建设”的指示。5月20日，中共崇阳县委成立县农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县保卫总团和大沙坪保卫团合并，挑选那些家贫，有点力气或会拳术的人组建成崇阳县农民自卫军（简称“崇阳农军”），叶重开任委员长兼队长，雷子权任副队长，胡龙套任教官，龚文谟任文书，计80余人，枪78支，有一、二、三和特务排共4个排，穿着统一制作的灰布军服，佩带有特定符号，成为一支可机动作战的武装力量。经过反对夏斗寅叛军斗争后，参加了8—9月的“两湖”秋收暴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崇阳农军参加秋收暴动的经过

　　（一）县城反偷袭战。

　　“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辞去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和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职务的中共党员董必武，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专做从武汉地区撤退到江西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安全转移工作，以便使这些人会合贺龙、叶挺的部队，参加南昌武装起义。7月底，董必武从九江返回武昌，考虑到共产党领导的崇阳农军也独立难克，密令崇阳农军到咸宁柏墩集结待命，以便随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警卫团（以下简称“武汉警卫团”）一同赴南昌。接到密令后，因不明内情，叶重开率部从赵李桥绕道，8月3日才到达咸宁柏墩。得知警卫团已从武汉汉阳门码头乘船出发，只看见董留下的“有力量赴广东，无力量暂过山林生活”的密信，叶便将队伍带回崇阳，作赴广东的打算。

　　此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上了蒋介石铲共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的崇阳大土豪魏石峰，不顾前两次失败的教训，认为这次时机完全成熟，再次跳了出来，公开叫嚣，要纠集白霓民团武装攻打县城，杀尽共产党员和农会负责人报仇。

　　8月4日晚，天气酷热，崇阳县农协干部和农军战士正在县城江西会馆院内消暑纳凉。10时许，西门枪声大作。顿时，崇阳农军队长叶重开联想到最近的敌情动向，快速集合全体战士，荷枪实弹，分兵三路，迎接战斗。

　　第一路为西路军，由叶重开和高念慈率领，向西城出击；第二路为南路军，由县委书记彭制率领，向十字街方向出击；第三路为东路军，由省农运特派员曾哲卿和县委委员、农运部长沈昌亚率领，向东城出击。

　　西路军持枪跑步，向西街疾进，很快通过县政府、王家巷 、蔡家祠、廖家祠和沈家祠。当到达观音堂前时，枪声越来越响，敌人更逼近了。叶机智沉着，立即指挥西路战士选择地形，就地隐蔽下来，并以此为阵地，构成火线。因为我军没开第一枪，敌人不知道前面有伏军，而是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向西街长驱直入。当敌人刚刚进入我军的火力范围时，叶一声令下，众枪齐发。敌措手不及，受到迎头痛击。我军穷追猛打，敌人毫无抵抗能力，象受惊的野马，东冲西撞，乱作一团，撤向涵洞，逃出城外。有一重伤兵倒在街上，一见我军便缴枪投降，求饶不杀。叶接过其枪询问：“你们的头是谁?有多少人?”伤兵不敢隐瞒，如实回答说：“头子是魏石峰，多少人我不清楚，魏带的那股主力正从城南街方向进攻”。叶才知被击退的这股敌人是从西街排水涵洞钻进来的，是佯攻部队，是牵制和分散我军兵力、掩护其主力进攻县农协会的。此时，叶对高说：“敌人的佯攻部队已经远遁了，我们要适应形势的变化，马上支援东、南两路军。”叶和高到达十字街与彭制取得联系。叶又向彭说：“高率战士15人加入南路军，我率战士15人加入东路军。兵不厌诈，20分钟之后，不管十字街有无敌情发生，定要鸣枪喊杀，虚张声势，造成激战场面”。彭回答说：“无的放矢，徒费弹药，无济于事。”叶见彭不同意他的作法，就命令高念慈执行！高应声回答：“坚决执行任务！”

　　叶带队伍奔向东城，与东路军的曾哲卿、沈昌亚会师。20分钟以后，高在十字街按照叶的计划执行。顷刻，枪声、喊杀声大作，真象激战开始。敌人果然受骗，满以为他们的佯攻部队胜利地由西街冲到了十字街，革命的武装力量必然会受到牵制，无力东顾。因此得意忘形，其主力由城东的会馆弄堂冲进了街心，正好遭到我东路军的侧击。曾哲卿身先士卒，奋勇直冲，不幸中弹牺牲。叶见状怒不可遏，誓必杀尽敌人，为死者复仇。接着冲锋号声、喊杀声、枪声震动东城。敌人不及应战，旋即向萝卜弄附近窜逃。这时，叶立即喊：“活捉魏石峰，士兵缴枪不杀”，以此分化敌人。敌人不甘失败，继续垂死挣扎，在萝卜弄附近又发生激战，敌人转向沈家弄逃窜。为了彻底歼灭敌人，此时，我军采取诱敌出城、一网打尽之计，彭制命令守城战士打开南城门，让南路军的战士埋伏在城门边大王庙一带。敌人果然向城南突围。东路军跟踪追杀，敌人腹背受敌，大部被歼。

　　战斗结束，天已拂晓，我军打扫战场，发现地主武装头子魏石峰身负重伤，躺在城隍庙上殿的大钟旁。叶端起枪，“砰”的一声，魏滚了一滚，两脚一伸，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全体战士回到十字街，检查人数，除曾哲卿和一名号兵牺牲外，其他战士无损。共缴获敌人步枪7支、土枪1支。后经查问，参加这次偷袭的只有魏石峰率领的民团武装40余人，白霓民团并没有参加。战斗胜利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大红犁旗帜公开竖了起来，部队收缴民团枪支40多支，人数迅速增加到130余人。为随后的鄂南秋收暴动积蓄了力量。

　　（二）成立县暴动委员会。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一面调集部队对起义军进行追剿，一面组建各地反动民团加紧防范，崇阳境地的反动派恨不得将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农军一口吞掉。8月4日晚崇阳农军在县城的奋起反击，虽击毙了反动头子魏石峰，鼓舞了崇阳群众的斗争勇气，但也招来崇阳反动势力更加疯狂的反扑。此时，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一部正在向崇阳逼进，反叛的崇阳县政府正在筹备成立九区联防保卫团，各区乡的反动民团也在加紧集结，妄图扼杀这支农民武装。正当崇阳农军盘算下步是赴广东追赶南昌起义大部队，还是就地隐蔽起来过山林生活之时，省委派到通城县开展秋暴工作正在通城县乡村组建农民自卫军的罗荣桓打听到崇阳县早已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并打赢了县城反击战，通过武汉中山大学的同学、崇阳县委交通员黄明的关系来到崇阳，了解情况，住在城关北门陈家黄明岳家。第二天，罗荣桓到崇阳农军驻地——江西会馆，农军领导人叶重开向罗介绍了崇阳农军的组建情况，罗荣桓也畅谈了自己在家乡开展农运和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深得崇阳农军的钦佩，大家一致推举罗荣桓为崇阳农军的党代表。自此，崇阳农军与通城县的秋暴领导人建立了直接联系。

　　8月10日，中共崇阳县委宣传部长沈蘅荪、军事部长叶重开和交通员黄明、杨白等人参加鄂南特委符向一在赵李桥客栈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决定，迅速集中崇阳农民武装和区乡农协骨干，举行秋收暴动。12日，在县城福音堂成立了以沈蘅荪为主任、叶重开为副主任的暴动委员会。自后，崇阳农军在县暴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秋收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洪下劫船夺枪。

　　民国年间，崇阳大土豪、大富商陈新廉（陈永庆之子）在乡村有5000多亩田地要收租，在县城有48个铺面要打理，在武汉有3幢房屋搞货物周转，平时除聘有20多名业务主管外，还训练有一支20多名身兼多职（水手兼保镖）的武装队，经常护木帆船在崇阳至武汉的水上跑运输。当时的“陈永庆”不仅富甲全县，其武装队的武器也很优良。8月中旬初，崇阳农军从洪下农协负责人口中得到一条“陈永庆”武装队帮通城商户押运粮船下武汉的信息，为了加强农军的武器装备，为秋收暴动作好准备，农军队长叶重开等人商议决定，组织农军劫船夺枪。14日晚，当运粮船夜宿洪下码头时，农军一排20余名战士疾速登船，一阵扫射，消灭地主武装10余人，缴获“陈永庆”武装队押运的粮船一艘，大米40余包、步枪5支，使农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加强。

　　（四）智克通城县城。

　　8月10日鄂南特委在蒲圻赵李桥客栈召开鄂南农民暴动会议后，通城县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县长王武扬为主任，中共通城县委书记汪玉堂为副主任的暴动委员会，并迅即组织农军作了一次攻城的尝试，因国民党民团局长刘秀波集中全县5个区的保安团在县城严防死守，农民很快溃退下来。通城县地下党组织在研究执行省委秋暴计划时感到，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一个关键。如果调农民自卫军攻城，刘秀波将城门一关，势必要强攻。但是，农民一无重武器，二缺训练，很难完成这一任务”④之时，想到不久前罗荣桓与崇阳农军建立了联系，县长王武扬便托人带信，要求崇阳农军向通城靠拢。这时，崇阳农军因有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部向崇阳压来，于8月15日在彭制、叶重开的率领下，提前离开崇阳，第二天到达通城。因城门紧闭，崇阳农军经县委书记彭制的安排，驻扎在城西罗家铺后面山上。通城县暴动委副主任汪玉堂派徐子恢与彭制、叶重开取得了联系。第二天彭制返回，崇阳农军秘密进入通城县城，驻在北门城楼上。17日至19日，叶重开同中共通城县党部负责人每天开会研究，密商解决通城县团总刘秀波的行动方案。20日上午，叶重开身穿崭新的军官服，挂着武装带，骑着大洋马，几十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一个自卫军“犯人”来到通城县衙，大声叫嚷着要见通城县团防局的刘局长。门卫见是一个当官的，便将衙门打开一道缝，放叶重开进去。叶递上印有崇阳县团防局长官衔的名片，佯称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官员，要亲自押交给刘团长。门卫信以为真，把衙门打开。叶重开带领这几十名“卫兵”径自奔进县衙，然后与早已经守候在衙门附近的通城农军配合，不费吹灰之力活捉了民团团长刘秀波，并缴了民团的枪。当天下午，在通城县衙门召开通城、崇阳农军（简称“通崇农军”）成立大会，通城县县长、共产党员王武扬当选为农军总指挥，罗荣桓当选为党代表。两县农军数百人，分为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是通城农军，队长肖力；第二大队是崇阳农军，队长叶重开。当天下午，通城县长王武扬宣布，枪毙反动民团团长刘秀波，没收其全部财产分给穷苦群众。随后，建立了以朱春山为主席、谭梓生为副主席的通城县劳农政府。

　　（五）麦市遇袭，转战修水。

　　农民革命的旗帜打出来了，但敌强我弱，起义部队是一支孤军，且缺乏枪支弹药。当农军干部正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武汉警卫团于8月12日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合攻修水县城后，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接受朱培德“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番号，正领导这支部队驻扎在修水招兵买马，师长余洒度正派人到通城，与同是黄埔二期同学的王武扬取得了联系。这时，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营长、清党后被湖南省委派到通城县做秋暴工作的共产党员刘继宋提出：湖南省委有带农军向湘赣靠拢，参加湘赣秋收起义的指示信，可以请他帮忙解决我们目前的去向问题。于是，通崇农军与省委派到通城县的特派员龙在田决定，派罗荣桓、谭梓生同刘继宋到修水考察。余洒度派师部书记（秘书）谭政接待，并答应可派教官两名和补充部分枪支弹药，从而确定了通崇农军向修水转移的意向。8月25日鄂南特委获悉此信，派符向一到通城劝止，通崇农军仍没有动摇向修水转移的决心。期间，叶重开对崇阳农军的去留作了动员，愿意去江西革命的留下，不愿意的回家。除新近收编的部分人员回家外，绝大部分战士表示，随叶队长去江西干革命！26日，正当农军开拨向江西转移之时，队长叶重开的妻子叶福梅寻到通城，哭诉魏石峰之兄魏祥志派团丁抢走叶家财产，将其父关押之事，要求叶回家解救。叶当众劝慰其妻，说：“我的一切已经交给了共产党，除了跟党走到底外，已经别无选择！”叶重开毅然送别妻子，带着队伍踏上艰难的转移之路。

　　26日，当晚部队行至麦市衙宿营。翌日拂晓，突然枪声大作，农军在慌乱中立即起来冲了出去。原来昨晚在北山坡曾出现化装放牛人的就是崇阳地主魏祥志的武装侦探。由于没有经验，农军被当晚随同魏祥志民团一起而来的国民党第十三军部分武装，从东、北、西三面包围袭击，损失惨重。“天亮后，集合队伍，三停已去两停，原来收编的通城民团大部分跑散了”，总指挥王武扬和县劳农政府主席朱春山在战斗中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随部队转移的省委特派员龙在田被魏祥志保安团捉到大沙坪打死，通城农军队长肖力因故离队。危急时刻，崇阳农军队长叶重开再次动员崇阳农军：愿意去江西革命的举手，不愿意的可以回家，并当场将老婆要生孩子，家中无人照顾的桂口人汪炳山劝回了家。叶带着举了手的100多名农军，同罗荣桓一道继续向修水转移。

　　8月27日晚，队伍达到江西修水桃树港。第二天清晨，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余洒度派杨参谋接往修水县城，驻扎在铁板巷。余洒度从一团抽调四五十名老兵做骨干，将通崇农军编入师部特务连，由原警卫团二排排长谭希林任连长，叶重开任副连长，罗荣桓任党代表，并补充了一些武器。此时在特务连的崇阳人，据雷子权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除叶重开、胡龙奎、魏协安外，还有：纸棚人闻四海，台山人雷本成、邓细茂、郑公生、王云香、王晚香、张通明、邓西阳、但藏细、星桥人柳金海，台桥人夏桂生，沙坪人龚桂生、胡德权、胡庚兴，桂口人叶礼明、杨振才、邱道保等。崇阳农军占特务连的主要成份。

　　（六）加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8日，余洒度师长接到毛泽东委托浏阳工农义勇队队长苏先骏转来的密信，获悉全权负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将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第一团和第三团建制不变，另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及萍乡等地农民武装编为第二团，第一团攻平江，第二团取萍乡、醴陵，第三团打浏阳，得手后向西发展，会攻长沙。随后，余洒度又将刚收编的滇军王天培辖下的邱国轩团编为第四团。9月9日清晨，驻修水的起义部队第一团在县城紫花墩集合誓师，并打出工农革命军的红色旗帜，部队按第二营、第三营、第一营和师部特务连的序列出发。行至距县城40华里的修水山口时，与到武汉找党中央请示工作的秋收起义总结指挥卢德铭相遇。10日，第一团二营、三营先头部队占领朱溪，随即进入湖南平江龙门镇，12日与邱国轩第四团会合，准备合攻长寿街，不料被邱倒戈反叛，二、三营受到很大的损失。先头部队失利后，后头的师部特务连在山口坚守阵地，与敌激战，直到第一团夺取山口，取得胜利，才转移到台庄休整。崇阳农军副队长雷子权等人因伤掉队。驻安源的第二团攻萍乡、夺醴陵，旗开得胜。旋即遭到敌军的四面围攻。第二团撤出醴陵后，15日攻克浏阳县城，16日晚又被重兵包围，死伤惨重。驻铜鼓的第三团直入浏阳县境，12日攻克东门市后，14日遭敌疯狂反扑，部队在突围中伤亡惨重。见此，毛泽东提出，部队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通知师部及第一、第二团迅速赶到文家市会师。在赴文家市的行军途中，因崇山峻岭，经常寻不到粮食，一些经不住考验的人开了小差。19日，各路起义部队进入文家市。起义时5 000余人的部队只剩下1 000余人，以崇阳农军为班底的特务连还剩七八十人，没有一个逃兵。当晚，毛泽东在西头的里仁学校召开扩大到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作出了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改变原攻打长沙的计划为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落脚点的决定。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经过改编，参加秋收起义的崇阳农军，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此后，参加秋收起义的崇阳农军，除山口激战雷子权、柳金海因伤掉队，活着回乡，魏协安、胡龙奎分别战斗到1934年、1947年牺牲外，其余农军均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副连长叶重开1928年在铜鼓县的一次战斗中，为掩护同志转移，牺牲在大汾寺。

　　二、崇阳农军秋收暴动的历史功绩

　　在1927年8至9月的两湖秋收暴动中，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崇阳农军率先行动，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第一，崇阳农军在县城击退反动民团的偷袭，是地方革命武装率先向国民党反革命武装打响的第一枪。

　　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共产党人从大革命惨痛失败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的历史经验，进而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掀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崇阳农军是大革命时期掌握在共产人手中的一支地方革命武装，在保卫工农群众运动中建立，在反抗土豪劣绅和夏斗寅叛军斗争中成长，8月4日晚，面对武器精良、突然偷袭的地主武装，他们沉着应战，奋起反击，并取得全胜，是南昌暴动后，紧接其后的鄂南秋暴第一枪。

　　第二，崇阳农军在洪下的劫船夺枪，是响应《中共湖北省委鄂南农民暴动计划》，率先开展的一次“骚动”行动。

　　1927年8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制订《鄂南农民暴动的计划》，是继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鄂湘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后，最早制订的暴动计划。“计划”除明确了暴动的特别意义，政治影响、地理优势、中心与发难地点、组织名称和鲜明的目的外，还规定了暴动的方法步骤，并规定：“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先，在离城和铁路较远一点的乡村，须尽量做骚动与杀戳劣绅的工作……创成农民热烈的革命狂潮”。8月10日中共崇阳县委负责人到赵李桥客栈听取鄂南特委的传达后，当即在县城成立暴动委员会，传达秋收暴动的紧急会议精神。两天后，当从洪下农协会负责人口中获得大地主陈新廉的武装队为通城富商押运粮船下武汉的信息时，当即派出农军，协助乡农协会劫船夺枪，并取得成功，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即落实“尽量做骚动与杀戳土豪劣绅的工作”，鼓励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的具体行动。

　　第三，崇阳农军配合通城县党组织智克通城县城，建立革命军队和人民政权，是实践“八·七”会议精神最早的一次成功尝试。

　　崇阳农军自与通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于8月20日上午配合通城县党组织智克通城县城，收缴了县团防局的全部枪械。下午正式成立通崇农民革命军。随后，建立了湖北省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在鄂南率先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为湘鄂赣粤四省暴动提供了经验。①通城县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具有暴动良好的地理、军事条件；②通城县在秋收暴动中的组织、领导力量有优势，当时县政府的领导权在共产党员、县长王武扬手中，有湖南省派去协助领导秋收暴动的原国民党第六军营长刘继宋，有湖北省委派到通城做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罗荣桓和汪玉堂等；③通城境地，当时只有团防局和少数地主武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抓住了反动势力薄弱之机；④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加入，为通城暴动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时的崇阳农军，在崇阳两战皆捷，士气正旺；到通城，队长叶重开凭着自己的机智，赚开衙门，智擒团总，兵不血刃，取得完胜。

　　第四，崇阳农军的战斗和管理经验，有造就人才之功。

　　崇阳农军在县城反偷袭的胜利，为初入军届的罗荣桓所关注；随后，崇阳农军智克通城县城成功，麦市遇袭而不溃散，在组建上，十分注意穷苦农民的成份；在管理上十分注意激发官兵的革命热情，大大丰富了以党代表身份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罗荣桓此后带兵打仗的经验。可以说，共和国元帅罗荣桓的军事生涯，就是在与崇阳农军取得联系后并参加秋收暴动起步的。朱德元帅曾赋诗一首，赞扬罗荣桓在鄂南秋收暴动中的功勋：“起义鄂南即治军，忠诚革命贯平生，身经百战摧强敌，留得丰功万古存。”

　　第五，崇阳农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有助建革命摇篮之功。

　　崇阳农军是在反对夏斗寅叛乱中，为保卫农民的权益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由于有共产党人的领导，在县城和麦市两次遇袭时不溃散。入赣加入秋收起义第一师特务连后，先后参加了修水山口的生死激战，经历了失败转移途中艰难困苦的考验而没有逃兵，到三湾改编时还有七八十人跟随毛泽东，并参加了缔造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这支队伍确有助建革命摇篮之功。

　　长期以来，史学界、党史界对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武装起义作了诸多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对于崇阳农军在秋收暴动中的这些历史事件，却没有引起重视，深入研究，没有把它的历史功绩摆到应有的位置，以致至今鲜为人知。这里既有当时的鄂南特委，对通崇农军没有参加鄂南秋收暴动存有偏见，导致湖北省委对崇阳农军的这些功绩不予宣传，不予肯定的因素，也有长期以来的“左”倾影响和片面观点所造成的史学研究中的一大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