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集山区、丘陵、平原、湖区于一身，扼守京广大动脉和长江黄金水道，是湖北的南大门，也是湖南、江西的北部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抗战暴发后，鄂南成为武汉保卫战的前沿阵地和保卫湖南、江西的前哨。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跨过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与南下支队协同作战，建成湘鄂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把江北与江南联成一片，对全面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新四军战士又成为鄂南经济社会的建设者、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和鄂南抗战历史的研究者。在鄂南抗战、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四军精神，是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宝贵财富。
一、新四军与鄂南的密切联系
1.新四军是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者
“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不懈努力，推动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鄂南很快完成革命斗争目标的转移，开始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抗日斗争。
一是输出了一支新四军队伍。1937年10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曹德茂、潘际汉、黄全德等到鄂南恢复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与动员，组织抗日武装。同月，在阳新县大畈镇（今属通山）成立中共阳（新）通（山）中心县委，曹德茂任书记。战斗在太平山、九宫山、冷水坪、大幕山等地的红军游击队被组织起来，到达通城。12月，由湘鄂赣省委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江渭清将鄂南红军游击队战士带到湖南平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一营，江渭清任营长，开赴苏南抗日战场。而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团长则是湘鄂赣省委书记傅秋涛。这支队后来有多人成为高级将领。同年冬，新四军通城通讯处、大畈通讯处成立，负责保卫中心县委和县委的安全，与县委一起收集流散的红军战士、游击战，组织抗日武装。此后，鄂南各县都先后成立了党的特支、县委，抗日活动日益发展。
二是成立了新四军独立五团。由于抗日斗争环境的特别复杂和极其残酷，鄂南党组织多次重建，机构名称更换频繁。鄂南党组织坚韧不拨，带领勇敢的鄂南爱国军民进行着顽强的抗战，在抗战初期组织了通城县抗日游击队、崇阳县抗日游击队、崇阳县抗日大队、咸宁自卫大队第二大队等。1940年6月，中共鄂南代表团划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1941年春，鄂南抗日挺进队与鄂城及武昌沿江游击队合并，成立新四军鄂南独立第五团，新四军的旗帜第一次在鄂南大地飘扬。独立第五团由王苏任团长、李平任政治委员。7月，鄂南中心县委请求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四十一团配合独立五团作战，支援发展鄂城樊湖沿江游击根据地。罗通率四十一团8个连渡江抵鄂南，恰遇“夏家榜事件”，鄂南中心县委和独立五团主要干部全部牺牲。罗通闻讯，只得返回江北。
三是新四军十四旅开辟了鄂南。建立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鄂南抗战的迫切需要。武汉保卫战以后，鄂南各县也相继沦陷，只剩幕阜山区一隅，直到1942年5月尚无抗日根据地，不利抗战的开展。建立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更事关新四军五师发展和抗战大局。早在1941年6月14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就在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和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的复电中指出：“目前五师是处在敌伪和顽军双方夹击和压缩的紧张中，先念7日电提出坚持原地，开辟鄂南的意见基本上是应当的……进入鄂南的部队，须依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着重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不要虚张声势，而要切实工作。因此，同意派得力干部去鄂南掌握政策。”（转引自《中国共产党鄂南历史》第316页）
开辟鄂南敌后战场，创建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既可以与隔江相望的鄂东黄冈、蕲春、黄梅、广济连成一片，东与皖东、赣北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根据地连接，改变五师孤悬敌后的处境，减轻敌伪和顽军对鄂豫边区的压力，扩大五师回旋跳跃的范围，还可以与天门、汉川、沔阳的新四军第五师兄弟部队携手向南发展，形成对武汉日军的包围，实现新四军军部“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战略意图”，创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基地。
1942年5月2日，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司令部在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鄂南情况和开辟鄂南计划后，令十四旅主力甩掉正向鄂东压来的六、七万顽军，挺进鄂南，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奉命开辟鄂南敌后根据地的是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主力，称第一梯队，分东、西两路。西路部队由十四旅四十一团团直及二、三营和鄂南独立五团共500余人组成，由四十一团政委罗通和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平率领；东路部队由十四旅四十二团一、三营、旅直和地方武装近千人组成，由旅长吴林焕、副旅长熊作芳和政治部主任夏农苔率领。
同年7月7日，中共中央华中局进一步指示鄂豫边区党委应大力发展鄂南。新四军五师党委因此决定，由参谋长刘少卿和十四旅政治委员张体学率特务团和四十一、四十二留在江北的部队，组成挺进鄂南的第二梯队，并于7月27日进入鄂南。
十四旅进入鄂南后，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发挥游击战的优势，英勇顽强，灵活机动，经常以少胜多。当敌人和顽军大军清剿时，我军就只留下小部队与敌捉迷藏、牵制敌人，主力返回江北。敌人和顽军主力调开，新四军就又打回来。这种战术被形象地称为“骑江作战”，如此反复，出奇制胜，建立、发展了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5年2月，长江地委代书记、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奉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之命，率四十团、四十一团等军分区主力，配合由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政治部主任王恩茂率领的由八路军三五九旅组成的南下支队，挺进鄂南，打造南下支队开辟广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桥头堡。经过对日、伪、匪、顽的一系列打击和向湘北的跳跃作战，湘鄂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形成。5月6日，南下支队根据毛泽东5月4日来电指示在通山县山口铺召开中共湘鄂赣边区第一次会议，成立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王首道任书记；成立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聂洪钧任主任；成立湘鄂赣军区，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湘鄂赣边区党政军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湘鄂赣边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6月27日，新四军协同南下支队取得山口铺战役胜利，歼敌400余人，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9月27日，共产党领导的鄂南抗日武装奉命编入新四军，随重返鄂南的南下支队渡江北上。
2.新四军战士是鄂南经济社会建设的领导和参与者
根据《新四军鄂南人物志》记载，抗战时期，鄂南组建了4000余人的新四军主力、地方部队和万余人的民兵，为鄂南和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高级干部、被授予开国将军或晋升为将军的刘少卿、刘士杰、李平、陈时夫、吴林焕、罗通、赵国泰、钱瑛、雷同、熊作芳、阮贤榜、阮汉清、阮邦和、王权唐，等等，等等。还有不少人成为咸宁地区及其各县的领导，如张体学、黄国诚、温英等。更多的是外地新四军指战员成为鄂南地直（市直）、县（市）直部门的领导干部、职工，还有的鄂南籍新四军战士返乡生产、生活，参加了鄂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再立新功。
3.新四军战士是鄂南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历史的研究者
1993年5月18日，咸宁地区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简称新四军研究会）正式成立，新四军老战士、咸宁地区离休老干部温英、杜慕廉、董加申担任名誉会长，新四军老战士、咸宁地区退休老干部熊自忠、牛广富、姚干明担任顾问，新四军老战士、咸宁地区退休老干部黄国诚当选会长。新四军研究会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研究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编写史料、史书，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促进鄂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咸宁新四军研究会积极开展工作，成果丰硕，多次参加有关新四军的学术研讨会，撰写论文20多篇；《湖北抗战》《中原伟业》《湖北抗战故事》《血火征程——中原突围老战士忆当年》《铁军雄风》《鄂豫边区新四军人物志》等省级公开出版物，均有咸宁新四军研究会会员的大作；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开展1981—1991年新四军历史研究成果评选活动，咸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撰写的论文《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鄂南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及其作用》获奖；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开展1991—1997年新四军历史研究成果评选活动，咸宁新四军研究会黄国诚主编的《张体学在鄂南》被评为优秀专著三等奖；1999年10月，承办了省新四军研究会年会。此外，新四军老战士罗通、李平指导编写了《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咸宁各县市区党史资料的征集和著作的编写都有当年新四军老战士的艰辛付出，留下了资政育人的宝贵财富。
二、新四军精神彪炳千秋
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新四军战士全心全意为国家谋独立，全心全意为民族谋复兴，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高山仰止，光耀千秋！
1.党的领导，核心力量。鄂南早在1924年就有共产党活动，1925年建立了党支部、县部委，1927年8月建立了鄂南特委。1926年，北伐军在咸宁汀泗桥、贺胜桥取得胜利，有力地促进了鄂南党组织的壮大和革命的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东南苏区党员人数占湘鄂赣苏区党员人数的一半以上。即使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湘鄂赣省委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江渭清仍率领一班人，领导南山工作团、河北特委、通山北部县委等组织战斗到国共合作抗战。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后，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派黄全德到湖南寻找党组织；他自己到江北寻找党组织，并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了联系，接受指示。1940年4月，国民党再次制造平江惨案，重建的湘鄂赣特委机关再次被破坏，中共鄂南代表团与之失去联系。6月，鄂南党组织多次派人到江北寻找党组织，终于联系上鄂豫边区党委，并向鄂豫边区党委汇报、请示工作，主动接受鄂豫边区党委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为加强对下级和人民群众的领导，而且表现在特殊情况下主动寻找上级及没有隶属关系的上级领导。鄂南抗战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展，最根本的就是得到了中共中央、鄂豫边区党委、湘鄂赣边区党委的坚强领导，鄂南党组织坚持依靠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并积极执行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2.坚定信念，勇于牺牲。1941年7月6日，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五师鄂南独立五团跳出日军的“扫荡”圈，夜宿夏家榜，遭日军袭击。战士们顽强抵抗，几次突围，终未成功。中心县委书记黄全德等人由于得到群众掩护本已脱险。但是，敌人将全村群众集中起来，威胁群众交出新四军。生死抉择时刻，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为了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黄全德和独立团团长王苏挺身而出，黄全德、王苏等18人被捕，用自己的死换取了群众的生。平江惨案后，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了联系，并被派往鄂西担任特委书记。1941年1月29日，何功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饱受折磨，坚贞不屈。敌人继而封官许愿，何功伟不为所动。敌人还把他父亲弄到恩施，十余次劝儿子“转向”，何功伟义无反顾，意志如钢，于1941年11月17日，慷慨就义。
3.顽强奋斗，坚韧不拔。新四军开辟鄂南的使命非常艰巨。鄂南是武汉的外围，是武汉的门户，是日军南侵南昌、长沙的前哨和后方基地，因此，日军派有重兵驻守。还有大量的顽军、土匪，也对新四军构成严重威胁，仅湘鄂赣边挺进军就有八个纵队，一个纵队兵力多者达4000余人。新四军在日军、伪军、土匪、顽军包围的缝隙中活动，艰苦卓绝，1942年8月，国民党顽军与湘鄂赣边挺进军4万余人分两路“围剿”新四军，罗通、岳林以区区两个营兵力掩护主力安全撤回江北。罗通的部队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几乎天天晚上要碰上敌人战斗几次，加上盛夏酷暑，所有指战员都病倒一次。12月，国民党顽军组织强大兵力，在咸宁制造“白茅山事件”，袭击鄂南政务工作团及地方抗日武装，使我方遭受巨大损失。鄂南政务委员会主任吴师筑和中共嘉（鱼）蒲（圻）临（湘）工委书记张进、咸宁县委书记陈觉生，在率领部队向梅山峡转移途中落入顽军的伏击圈，突围中有30多人被捕、牺牲。吴师筑见顽军疯狂扫射隐蔽在芭茅中的工作人员并搜山，为挽救同志，毅然走下山，因而被捕，被押到驻在江西修水县的第三十集团军司令部，惨遭杀害。陈觉生负伤后隐蔽在咸宁麻塘治疗，3个月后被伪军侦悉杀害。新四军虽然经常减员，但是，由于战士们坚韧不拔，有人民群众作后盾，所以部队能够不断补充，不断发展壮大。
4.深谋远虑，善于创新。新四军五师紧贴武汉，处于日伪和顽军的夹击之中。鄂南也紧贴武汉，当时虽然有庞大的国民党正规军驻守，但是，并不主动与日伪军作战；仅靠鄂南党组织领导的小股抗日武装和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难以打开大局面，不利抗战大局。李先念提出“坚持原地，开辟鄂南”的战略方针，不仅有利于新四军五师的发展，也是对全国抗战有利的战略思考，是创新举措。开辟鄂南的新四军十四旅，鄂南人民亲切地称之为“江北新四军”。神勇的江北新四军常常以少胜多，尤其是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让鬼子“失踪”，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例如，新四军曾两个晚上在通山县大畈街用麻袋“背走”10日军，日军从此不敢离开营房；在通山县慈口乡军山垴日军碉堡一个晚上“背走”8个鬼子，军山垴日军碉堡从此废弃。江北新四军灭了鬼子的威风，长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消灭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进行了抗日宣传，熟悉了鄂南战场，为南下支队开辟湘鄂赣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5.顾全大局，维护抗战。那些后来不打日军、只打共产党的国民党部队，及既打日军、又打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被称为顽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就曾扬言“不打日军，专打新四军”。但是，顽军仍然是我们争取合作的对象。因此，我们与顽军的斗争方针是“有理、有节、有据”。他们制造磨擦，新四军要晓之以理，严重警告，对置若罔闻的则给予打击，要打痛，但不能打死，既打又拉，争取他们抗日。1942年5月14日夜，新四军东路部队初到鄂南，在阳新县沙林、玉树一带受到第九战区挺进军第十九支队程金门一部的阻挡，新四军被迫将其缴械。17日，东路部队到达阳新大王殿、太子庙一带，程金门倾其全部武装前来阻击。新四军派人与程金门联系，愿与他们共同抗日，遭到拒绝，新四军被迫将其击溃。我们热忱欢迎国民党部队人员加入新四军队伍。刘定一是国民党军某旅参谋长，由于受排挤，投靠了刘尔训。受新四军的影响，刘定一弃暗投明，参加了新四军，投身抗战。
6.依靠群众，完成使命。中国抗战，最关键的是要实行人民战争和统一战线。新四军西路部队到咸宁不久，就先后成立县委和中心县委，建立敌后武工队，建立统一战线，发动和依靠群众，“把自己的窝子搞得没有一个汉奸，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土匪，没有一个坚决反共的家伙”，有生人来和出现异常现象，都向新四军报告。不少敌据点也有我们的内线，敌人一抬腿，新四军就会事先得到情报。后来，罗通病倒，竟被安排在咸宁柏墩日军据点下一个维持会会长家中养病三周，得以康复，重返前线。一次，新四军在赤壁西侧过江，夜宿新堤，群众送来一批烟酒鱼肉犒劳新四军。新四军在新堤吃得好、睡得好，像过年。1942年6月，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下，新四军指战员38人由雷同指挥，奔袭咸宁港下雷，给日军留下一卡车尸体，而新四军无一伤亡。通山县南林桥镇17岁的徐刚晏与伙伴偷到一匹日本军马，准备送给新四军，不幸被日军抓获，英勇牺牲。正因为新四军群众工作做得好，有无数群众甘冒生命危险支持、帮助、掩护新四军，新四军才完成了开辟鄂南的历史使命。
7.服从组织，听从指挥。窦联顺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平型关战役中负伤，伤愈后被党组织派回家乡通山组织抗日。窦联顺根据鄂南特委书记何功伟的指示，于1938年秋成立中共阳通县委，并任书记，工作很有起色。1939年春，由鄂南特委改成的通山中心县委派雷同组成阳通工委，窦联顺改任阳通工委委员兼大畈区委书记，一如既往，努力工作。1939年6月，敌人制造“平江惨案”，通山中心县委将雷同等“露红”干部分期分批转移到江北，留下窦联顺等干部在当地坚持斗争。他不顾个人安危，服从组织安排，听从指挥，临危受命。1940年1月，窦联顺按照上级指示，重建阳通县委并任书记，带领县委领导成员一班人负重奋进，开创出抗战新局面。1945年春，上级党组织又派赵巍（又名赵钧之）任阳通县委书记，窦联顺再次只保留县委委员职务。他几上几下，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仍积极配合赵巍工作。1945年8月，他率游击战在通山黄沙与日军作战，为掩护战友撤退，与敌人同归于尽。
8.清政廉洁，一尘不染。1960年3月2日，已是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的张体学一行来到咸宁县横沟公社调研。当公社接待员递上一杯色泽鲜明、清香扑鼻的绿茶时，张体学问副社长：“今天这茶叶是公家的还是你自己的？”副社长不好回答，支支吾吾。张体学严肃地说：“你们为了招待省长，花钱购买茶叶，不应该呀！我看，谁喝谁付钱。今天我喝了，我付钱。”他随即叫随行的工作人员按茶价付了款。1961年上半年的一天，张体学到咸宁县横沟区横沟公社光明大队检查防汛防旱情况。到了中午，陪同的咸宁县委书记王秀生请张省长到县里吃饭，横沟区区长罗发贵请省县领导到区里吃饭，而张体学说：“就到群众家吃！”光明大队第二生产队孙家湾的土改根子孙志煜家很卫生，人很热情，成份又好，社队干部就安排张省长到他家吃饭。孙志煜弄了八菜一汤，其中有一碗肉，一碗蛋。饭后，张省长问：“多少钱一餐？”县、区干部连忙说：按上级规定，每人一角二分钱、半斤粮票。张体学说：“这只值一角二分钱？除了米外，还有菜、油、盐，我看，至少要交两元。”这餐饭，张体学和他的秘书、司机3人共付了6元钱，县、区干部每人也付了2元钱。
9.秉公执法，大义凛然。钱瑛，是一位女杰，咸宁县马桥镇肖力村人，抗战时期，曾代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后任鄂中区委书记。1957年4月，时任中监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钱瑛回故乡咸宁调研，从群众中了解到马桥区委副书记魏万堂有劣迹。钱瑛来到“荣恩堂酒坊”，被称为“将军书记”的魏万堂正在开大会，他要求“所有的私营店铺招牌都要给我取了”。荣恩堂的老板向魏万堂求情说，“荣恩堂”的牌子已经挂了一百多年了，就不用摘了吧？魏万堂回答说：“那些东西都是旧社会的尾巴，别舍不得，再疼也得割掉！”有人发牢骚说，人还是旧社会过来的呢，干脆都枪毙算了！魏万堂勃然大怒：“谁在瞎说？信不信，老子抓你开学习班！”正在魏万堂正要砸“荣恩堂酒坊”招牌之时，钱瑛到来，予以制止。钱瑛质问：“谁给你的权力，要摘掉这些老字号的牌子？这些老字号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呀，中央号召公私合营不假，但并没有说要把老字号都砸掉。要像你这样割旧社会的尾巴，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同仁堂药铺、盛锡福鞋帽店，是不是都要把牌子砸了呀？”魏万堂蛮横地说：“北京的事我管不到，在马桥这块地盘上，我说了算！”钱瑛亮了身份后，才制止住砸牌行为。回到县里，钱瑛把一封撕碎了的信交给了县委书记王秀生。这封信是“荣恩堂”的负责人出于无奈写给魏万堂的，魏万堂看也不看一眼，就将信撕了丢在地上，恰恰被钱瑛捡起。钱瑛交代说：“你们看看，这封信上写的什么？我把这封信交给县委，希望你们认真查一查，如果属实，那就不光是官僚主义的作风问题，而是涉嫌敲诈勒索。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绝不能容忍‘将军书记’这样的败类！”结果，“荣恩堂”依然傲立，而一个没有理想信念、没有党性修养、没有百姓情怀、没有领导水平的干部轰然倒下，魏万堂被开除公职。
钱瑛身边有个女孩叫小芳，是她的外甥女，在回乡这几天，一直陪伴着钱瑛。有一天晚上，小芳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个隔房的表哥，在合作社当社长，去年秋收后，私下里卖了社里的两千斤稻谷，把卖稻谷的钱拿去做生意，结果全部赔光了。乡里知道了这件事，把他告到县里，听说要判他坐班房。瑛姨，你是北京来的大官，能帮忙说说话，救救他吗？钱瑛严肃地说：“小芳啊，我看你这个表哥的胆子有点大哟，一个合作社的社长、共产党的干部敢私吞集体的财产。说得好听一点叫私卖稻谷，说得准确一点，他的行为就叫贪污！”小芳被吓坏了：“照您这么说，他就没有救啦？”钱瑛肯定地说：“有救！转告你的表哥，让他老老实实向组织上坦白，向法院认罪，改造好了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做事嘛。”小芳想：这叫什么救呀？于是，硬着头皮继续求情说：“您就不能出面跟县里说说？放过他这一次。”钱瑛语重心长地说：“小芳啊，封建社会都要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更不能容忍任何人犯了法而不受到法律的制裁。”钱瑛拍着小芳的手：“小芳，你知道瑛姨这个监察部长是做什么的吗？”小芳摇摇头。钱瑛引导说：“我这个监察部长，就是要监督检查各级党员干部是不是真心在为老百姓操劳做事，如果谁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谋取私利，违反党纪国法，别说合作社的社长，就是县长、市长、省长，我也要一查到底！”
10.实事求是，敢于担当。1959年夏天，张体学到通城县大界生产队实地调研，看见塘前山脚下有个老人挖地，走上前打招呼：“老人家，挖地呀！”老人抬头看见张体学身边的公社干部老吴，神色慌张，不知如何回答：“空着可惜，我把它挖出来……”张体学指着房前屋后一些零星空地，对公社干部老林说：“这些地方都可以让社员利用起来，寸土必争，见缝插针嘛！”张体学问围拢来的社员：“你们都分了自留地吗？”一个中年妇女说：“分是分了一点，做胡椒不辣，做盐不咸，量来量去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她指着一座大坟说：“我一家七口，就是夹在坟中间的一小块，还说多了。”张体学对老林和老吴说：“我看要规定几条，自留地要按政策给足，不归公，多一点不收回，不征购，不计入分配产量，不抵口粮。”他还说：“我们不能空着地皮，饿着肚皮！”随后，张体学又看见社员在田埂上种黄豆，大加赞许。过几天，张体学从省里调来黄豆，分给社员在田埂种。这年秋后黄豆丰收，通城全县黄豆达到82.7万斤。
新四军的品质和精神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的就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敢于担当。缅怀新四军的光辉业绩，继承革命烈士和先辈的崇高精神品质，就是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完成新时代的新使命，实现“两个阶段”的奋斗目标！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鄂南历史》，中共咸宁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
2、《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3、《来自井冈山下——罗通回忆录》，罗通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7月。
4、《张体学在鄂南》，咸宁地区老区建设促进会、咸宁地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中共咸宁地委党史研究室、咸宁地区行署民政局编著，内部资料，199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