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从秋收起义担任特务连党代表起，就矢志不渝地紧随毛泽东，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战功。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岁月里，毛泽东与罗荣桓风雨相扶、患难与共、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师生情、兄弟情。对于罗荣桓，毛泽东从不吝惜赞美之辞，称罗荣桓是“老实人”、是“人才”、是“党内圣人”、是“一生共事的人”。罗荣桓英年早逝后，毛泽东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更是表达了他对罗荣桓的无限信赖、倚重和惋惜之情。十大元帅甚至是开国将军中，毛泽东如此眷顾不舍，罗荣桓是屈指可数，甚至是唯一的。
         一、罗荣桓才华初显，毛泽东慧眼识珠，称赞：“罗荣桓同志是个人才，可惜我们发现得晚了。”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一代开天辟地的伟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善于识别、培养、使用、凝聚人才的人。1929年12月28日，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等11人当选为红军前委委员。会议期间的一天，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这时罗荣桓恰巧从路旁经过。罗荣桓看到毛泽东后，连忙行军礼并致问候，然后匆匆离去。毛泽东驻足伫立，凝望着这位沉稳踏实的红军干部的背影，点燃一支烟，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可惜我们发现得晚了！”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何出此言，源于罗荣桓的几次“小荷才露尖尖角”。
第一次是逃跑的士兵回到了罗荣桓的特务连。秋收起义失败后，红军士气低落，减员严重，一些人吃不了苦而不辞而别，一些人对革命失去信心而临阵脱逃。为防止士兵逃跑，红军部队一些领导往往不问青红皂白，对逃跑的士兵一律枪毙。罗荣桓坚决反对枪毙逃兵。一天，特务连谭铁匠因母病危想回家办丧事，怕领导不准假而被迫当逃兵，与两个老乡不辞而别。特务连副连长张明追上后准备枪毙三人，罗荣桓及时“枪下救人”，并发给谭铁匠回家路费，勉励他们回家干革命。张明向毛泽东告状，被毛泽东顶了回去，因为毛对枪毙逃兵现象也深恶痛绝。不久，办完丧事的谭铁匠又回到了部队，还带来了几个同乡。逃跑战士的回来，在部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毛泽东、罗荣桓对此也进行了深思。随后，罗荣桓向毛泽东建议，不能体罚士兵，更不能枪毙逃兵。毛汲取了罗的建议，并把这一条作为三湾改编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是罗荣桓率先在特务连发展士兵党员。1927年9月，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奠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基础。1927年10月22日，红军部队进驻江西遂川大汾。经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的物色和培养，当晚，8名新党员在大汾的一个阁楼上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罗荣桓解释誓词，毛泽东领读誓词。这是特务连乃至人民军队中发展的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从此“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真正落到实处。毛泽东对此大为欣慰。
第三次是罗荣桓任三营九连党代表时，工作有声有色。1927年11月，前委重新任命干部，罗荣桓改任三营九连党代表。当党代表期间，罗荣桓处处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他冲锋在最前面，退却时掩护在最后面；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看战士是否盖好被；发零用钱时，他总是最后一个去领；自己病了，咬牙坚持工作，可战友病了，他一天几趟嘘寒问暖。罗荣桓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把九连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听说后，对罗荣桓十分欣赏，罗在毛心目中的份量也与日俱增。
        第四次是罗荣桓“草上飞”的英勇表现让毛泽东刮目相看。1928年“八月兵败”后，伍中豪、罗荣桓率三营随毛泽东从九陂出发，去桂东接朱德、陈毅的28团、29团回井冈山。为尽快接到28团、29团，毛泽东他们冒酷暑，披荆棘，攀悬崖，走绝壁。在下一座山时，为节省时间，罗荣桓灵机一动，率先坐到地上，沿着杂草丛生的陡坡滑到山脚。几百名战士怀抱枪杆，学着罗荣桓的样子，顷刻间从山上飞身而下。毛泽东被这一壮观景象所震撼，脱口而出：“草上飞”。说完，他也依葫芦画瓢，顺利地滑到山下后，拍拍身上的泥土、草屑，诙谐地说：“我们都成草上飞了”。
        第五次是大柏地罗荣桓主动请战，摆脱了红军受追挨打的被动局面。1928年1月，国民党“会剿”井冈山，毛泽东实行“围韩（魏）救赵”，率部队突围下山，准备转移到赣南敌后，以分散敌人会剿井冈山的力量，解围井冈山。罗荣桓率三营随部队突围。敌人穷追不舍，红军每天半夜就要出发，一天要走百里左右才宿营。2月9日是阴历除夕，部队仍得不到休息。罗荣桓看到极度疲惫的战士，心想只有打一仗，打垮追兵，部队才能提振士气，得到休整补充。罗荣桓感到事不宜迟，马上向毛泽东、朱德请战，与毛、朱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第二天凌晨，他们设下伏击圈，敌刘士毅部大部被歼，俘虏团长以下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大柏地伏击战后，使红军摆脱了被敌人天天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第六次是在古田会议召开前期，在与罗荣桓零距离接触中，毛泽东对罗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前，毛泽东集合罗荣桓等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工作，并积极反映情况，向毛泽东建言献策。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党代表作用发挥等问题。他说，第九支队有个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对他怕得要命，暗地里叫他“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里。
        二、毛泽东两受排挤，罗荣桓患难与共，毛泽东感慨：“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倒霉。”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政治工作、建军原则、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对究竟是“党领导说了算”还是“军事首长说了算”这一争论早在井冈山时期即已产生，有的对“党支部决定连队”的问题有怀疑，有的党员认为党的严格纪律约束了个人自由。毛泽东对这些原则问题丝毫不让步，他坚持“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罗荣桓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党指挥枪”等主张。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特委工作。不久，毛得了痢疾。罗荣桓听后，十分着急，却无办法。
         毛泽东受到排挤，罗荣桓感到十分郁闷和担忧。两年来的革命实践，使罗荣桓深感毛泽东关于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毛主张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都合乎部队实际，特别是“党指挥枪”更是必须要坚持的。
9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由于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都没有解决。这次会议在无组织的状态下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罗荣桓在会上发言，大力倡议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朱德力挺，说：“朱毛红军，朱离开了毛，朱就过不了寒冬”。会上，大多数人也热切呼应，盼望毛回来。
        10月31日，在攻打梅县时，罗荣桓腰部负了重伤。毛泽东知道后，十分关心，并通过多方联系，把罗安排到汀洲傅连璋开办的福音医院治疗。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使毛泽东的复出有了转机。11月23日，红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在会上，战伤初愈的罗荣桓痛心疾首地说：“八月兵败我军损失惨重，梅县一仗我死里逃生，200多名战友伤亡，如果毛泽东不离开，我们也就不会打败仗，我们要快点请毛泽东回来。”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久别重逢，毛泽东和罗荣桓都十分激动。毛拍着罗的肩膀说：“我们真是患难之交呀，一个负伤，死里逃生。一个生病，被赶下台。”
12月28日，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经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红四军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是个多面手，他不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而是栩栩如生，这个同志以后很有可能为我们红军立下更大的功勋。”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4月，王明派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苏共中央局扩大会议上，罗荣桓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坚持拥护毛关于在中央苏区内部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方针。由于罗等红军高级干部一道据理力争，使得毛的正确主张在和王明“左”倾路线的首次交锋中取得胜利，红军也赢得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左” 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评，并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上“靠边站”了。罗荣桓心情十分沉重，他既为红军前途担忧，也为毛泽东鸣不平。
不久，罗荣桓因多次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说成是“宗派主义”，也受到排挤，被撤销了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之后，罗先后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等闲职，实质上也被“挂”了起来。
       1933年后，罗荣桓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负责扩红工作。3个月内，罗荣桓在自己负责的地区扩红8000人，荣获扩红奖励银牌。毛泽东多次就此事赞扬了罗荣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罗荣桓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团团长周昆、政委黄甦都曾是罗荣桓的下级，罗荣桓对他们后来居上并不在意，尽管周、黄对他不甚尊重，但罗荣桓仍竭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不久，毛泽东恢复了罗荣桓的领导职务。1963年，毛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仍旧老老实实为党工作。”毛还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倒霉。”
       三、毛泽东伯乐选马，罗荣桓不辱使命，下活了山东全局的棋子
       1937年抗战开始时，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7年1月，聂荣臻留在了晋察冀五台山，115师政委空缺。3月1日，林彪因负伤被送回延安，师长一职也空缺了。当天115师收到两个命令。一个是军委主席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腾代远的联名致电，时间稍晚，电令为：“林之职务暂由罗兼代”。另一个是集总来电，时间稍早，集总决定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两个命令打架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到几个小时，罗荣桓便坚持以集总命令为准。这样，陈光就担任了115师代师长。1938年底，毛泽东让罗荣桓任115师政委，从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和信任。这样安排，也为罗荣桓主政山东提前作了铺垫。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实施“派兵山东”的战略思想。1938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发电指示罗荣桓率115师两个团去山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罗荣桓一行经过3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穿过敌人多道封锁线，于1939年3月到达鲁西，自此拉开了山东波澜壮阔的抗日序幕。
       当时，集总和中央对115师能否担纲山东抗日重任有一些分歧。集总感觉115师拿不起来，在山东开展工作有困难，所以在115师上面成立了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为徐向前，政委为朱瑞，意图把山东的地方部队和115师统一领导起来。1939年8月9日，北方局批准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为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地区党政军民工作。10月下旬，朱瑞接替调回延安的郭洪涛担任山东分局书记。由于历史和能力原因，朱瑞要领导115师确实有困难。1940年8月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令：山东暂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陈、罗负责军事，朱瑞负责山东分局。这是罗荣桓成为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核心之前的第一次波折。
1940年9月，115师召开师高级干部会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方面发电报给中央，告115师部分干部枪杀俘虏等方面的状，另一方面在会上严厉指责115师除卫生以外其他各项工作都没有进步。罗荣桓对115师工作存在的缺点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会上形成了倒罗的气氛。10月13日，集总也致电115师，对师领导提出严厉批评。一时间，陈、罗尤其是罗荣桓的处境十分困难。
       面对批评，罗荣桓决心承担责任。10月14日，罗荣桓致电中央和集总，承认115师领导“无能极为严重”，请求离开山东，回延安学习。毛泽东复电说：“115师有很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的问题。”同日，集总也来电，声明以前批评115师的电报作废。这是罗荣桓成为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核心之前的第二次波折。
        这时，中央已知道山东领导之间的分歧，毛泽东也找了一些从山东去延安学习的干部和115师的干部了解情况。通过多方了解，毛泽东对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给予了认可，心里暗自有了一本帐。
在山东军民反“扫荡”的残酷斗争环境中，面对8万余人的部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是万万不能的。虽然有党中央和集总的耐心调解，但山东抗日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起来难度还是很大。
       1941年8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分局会议为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山纵及115师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山东分局当天开会贯彻中央决定，对山东分局委员进行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负责财务工作。
1942年2月，毛泽东为解决山东的团结和争议问题，让刘少奇从苏北至延安路过山东时解决当时的分歧。当时的分歧主要是对形势的看法不同，朱瑞估计较高，认为我军对顽固派已经占优势，对敌伪也走向优势，所以打仗就偏于搞运动战。而罗认为不占优势，我们是劣势，所以主张游击战。刘少奇来后，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形势，认为：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处于第三；山东总的任务是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实质上刘少奇肯定了罗荣桓的工作和主张。这是罗荣桓成为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核心之前的第三次波折。
       1943年1月，罗荣桓因工作劳累过度身患重病。为不影响山东抗战大局，罗荣桓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2月28日，毛泽东就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后人事安排问题征求彭德怀意见。毛的意见是以罗荣桓为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115师师长，朱瑞为山东分局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由此可见，为了树立罗荣桓在军事上的权威，尔后成为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核心，把115师军事主官陈光调走，已经成为毛考虑之中的事情了。3月12日，中共中央宣布了上述决定，打算休养半年的罗荣桓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态度坚决，毅然放弃了休养，担纲了重任。从此，山东建立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武装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这是罗荣桓成为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核心之前的第四次波折。
        为彻底解决山东领导班子问题，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决心。9月，中共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自此，罗荣桓集115师长兼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山东分局书记五个职务于一身。就这样，罗荣桓成为山东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核心最终定型。
罗荣桓也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带领山东军民有力打击敌人，战胜各种困难，使山东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7年抗战中，山东军民歼日、伪军50万余人。到1945年8月，八路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7万，基干民兵60万，人民自卫武装达数百万，山东五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对于罗在山东的功绩，1962年，毛泽东高度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
         四、毛泽东“关门打狗”，罗荣桓据理力挺，攻锦一战定乾坤
        1948年，东北境内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东北野战军达70万，地方武装达30万。在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相联的地区。其时，南京政府既放不下东三省，又想从华北撤军巩固华中，举棋不定，陷入两难境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战争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要求最好是“关门打狗”。
        而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对中央军委的指示有不同看法。他4月间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5月在攻打长春机场失败的情况下，对长春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几个月无所作为。
       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报告：决定8月南下作战。毛泽东复电同意，明确提出：应当首先对锦州、唐山作战。
       但林彪对南下攻打锦州却顾虑重重，一是担心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二是担心后方运输线太长；三是深恐华北傅作义部自关内北上，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会因无汽油而撤不下来。罗荣桓说：“东北的态势从地图上看是个“人”字形，长春是头，沈阳是肚子，北宁线是一条腿，从沈阳经辽阳到营口的中长路南段是另一条腿，如果打长春，沈阳的敌人拔腿就跑。砍掉敌人的两腿，它光剩下头和肚子，就只能束手就擒，毛主席坚决主张先打锦州，同时把长春围起来，沈阳的问题就解决了。”
       经过反复酝酿，林彪南下作战、先打锦州的决心终于定了下来。为解除林彪的后顾之忧，罗荣桓在部队南下之前，重点抓了后勤运输和粮油筹备工作，一时间筹集了3000万斤小米、几百辆汽车所需的油料。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至10月1日，锦州前线完成了分割包围锦州南北敌人的任务。
       就在锦州外围战役捷报频传之时，10月2日，东野前指在开往牤牛屯前进的列车上，林彪得到情报，敌人又抽调5个师，进驻葫芦岛，加上北面从沈阳的调兵，敌人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林的攻锦之心再次动摇。他不跟罗、刘商议，便以林、罗、刘的名义发报给中央军委，称正在考虑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
林彪电报虽签发，但攻锦部队仍按原计划向锦州推进。罗荣桓知道后，与刘亚楼一起去找林彪。罗荣桓据理力争：“打锦州是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了的，这个决心不能动摇，而现在改变，会影响整个战局的。”他强烈要求林仍然执行攻锦的决定。林征求刘的意见，刘同意罗的建议。林彪想了一会儿，决定继续攻锦，叫秘书去追回那份电报，但是电报已经在早上4点多钟就发出了。罗荣桓提议，不要等中央军委回电，重新表态，说明仍然攻打锦州。毛泽东收到林、罗、刘重新攻锦的电报后，复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10月14日，锦州总攻开始。15日下午6时，锦州战斗结束，我军共歼敌12万人。在锦州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剿共”副司令范汉杰无奈叹道：“打锦州这一着，非雄才大略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扁担断了。”正是在罗荣桓的力挺和坚持下，我军终于实现了攻占锦州、封闭东北、关门打狗的目标，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继而又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攻打锦州可谓一战定乾坤。
        五、罗荣桓重病染身，毛泽东牵肠挂肚，两度安排罗到国外治疗
        罗荣桓一直患有严重的痣疮。山东抗战期间，又得了严重的肾病。1945年，罗荣桓病情越来越重。毛泽东十分牵挂，同时考虑到罗兼职太多，担子太重，决定将林彪调往山东。然而到9月19日，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央又决定调罗去东北。罗因病重难于支撑下去，向毛提出，希望休养一段时间，如果一定要去东北，请求不要让他担任部队主要领导人。中央复电，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更好一些。
进入东北之际，毛最初想让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在罗的要求下，改由林彪兼任，罗任第二政委兼党委第二书记。到达沈阳后，罗的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多次发电询问病情，并催促他到日本陆军医院检查。罗在日本陆军医院照了X光片，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东北局把罗的病情报告了中共中央。毛泽东考虑到他病情严重，为慎重起见，主张他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为此，毛泽东还向金日成和苏联方面发了电报，要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帮助罗精心治疗。
        在平壤苏军医院，罗荣桓的病再次确疹为肾癌，因为医疗设备不足，无法施行手术，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2月下旬，罗荣桓先到大连休养，毛泽东发来电报，长篇累牍询问病情，牵挂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7月，毛泽东看到罗荣桓病情仍然没有好转，再次来电，催促罗荣桓到苏联治病。罗荣桓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在林月琴的陪同下，带两个孩子前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做手术，切除了长了肿瘤的右肾。出发前，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他本人的名义给斯大林发报，称：“罗同志是我党重要财富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干部，希给予最好的治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给予罗中央委员的待遇。当时，苏共只有11名政治局委员、2名候补委员、65名中央委员，因此罗的生活在苏联过得很好。在罗动身前，毛泽东还给他准备了50两黄金，作为赴苏治病的费用，但罗始终没有动用这笔钱。最后，他支出一小部分供给烈士子女的生活。此外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就是罗荣桓夫妇从苏联精神病院里接出来的。在此期间，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也得到了罗荣桓的接济。
      1949年四五月间，罗荣桓在天津视察时，突然晕倒。毛泽东立即派保健医生黄树则为罗治疗，并把一封信托黄树则转交。毛泽东在信中要罗荣桓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安慰和鼓励罗。
       建国后，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健康十分关注。罗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期间，工作十分繁忙。由于劳累过度，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毛泽东知道后，在一份干部任免书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在林月琴的陪同下，罗荣桓出席了。罗参加会议后，毛泽东就指示他，会中可以退席，不要勉强坚持下去，可以在宿舍看文件。罗荣桓尽管动了手术，派了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但由于医疗条件限制，尚不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罗荣桓身体每况愈下。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这次不只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不行了。自他住院以来，毛泽东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切，指示医院要全力抢救。12月15日，他的病情更为恶化，几度陷入昏迷。在弥留之际，罗荣桓说：“我的遗嘱是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
      12月16日，罗荣桓与世长辞。毛泽东闻讯后，悲痛异常，几天几夜不能寐。而此前，只有建国初期任弼时的逝世才会让他如此动情。一天深夜，毛泽东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首七律与《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毛泽东一生中仅写过的两首悼念亲人和战友的诗。12月19日，毛泽东参加了罗荣桓追悼大会，向罗荣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军内参加的两个元帅的追悼大会之一（另一个是陈毅），充分说明毛泽东与罗荣桓的深情厚谊。